冯玉祥是一位出身于北洋军阀而带有爱国思想的旧军官，一生曲折坎坷。其革命思想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孙中山，此文阐述了孙争取冯加入国民革命的来往内幕。
民国史卜冯玉祥一生数易其主，屡屡倒戈，但综观冯玉祥一生，从倒袁世凯、驱逐张勋、北京政变倒吴佩孚，到北伐挥师中原加入国民革命，其行动几乎同国民革命的脉搏相一致。这固然同冯玉祥自身不断探索（包括其自身利益）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孙中山孜孜不倦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而这一曲折生动的内幕至今尚鲜为人知。
冯玉祥出生于1882年，安徽人。当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冯玉祥只是北洋军中的一名队官。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冯玉祥出身贫寒，12岁即入营当兵。清朝末年，在军中受到留学归来的革命党人的影响，思想逐渐同情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同盟会会员白雅雨的推动下发动滦州起义。此后投靠陆建章，屡有升迁。到1914年，冯玉祥已当上旅长。对北洋军阀内部这支力量，孙中山肯定有所注意，因为在1915年袁世凯积极筹备帝制时，孙中山于10月份从广东写了一封信经日本邮寄给在北京传教的教友刘芳牧师（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希望刘芳策动与他关系密切的冯玉祥相机倒袁（其时冯玉祥也开始逐渐信仰基督教），信中略云：“听说台端与冯玉祥将军熟捻，请劝其相机在华北起义，革命倒袁。”当刘芳将信给冯玉祥看后，冯表示用不着孙先生关照，遇到机会，他会主动这样做的。1916年，在四川的冯玉祥果然参加了倒袁之役。
1917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护法运动，段棋瑞决定以武力征讨，下令冯玉祥率部南下援闽。但冯部至浦口后，屯兵不进，后来在武穴又通电全国主和。在冯玉祥武穴通电后不久，孙中山于1918年3月4日直接写信给冯，高度赞扬他的这一举动，信中说：“阅报见执事巧电，热忱护法，努力救国，不胜为民国幸。昨冬以降，南来国人，无不盛赞执事为爱国军人模范……徒以云海捞隔，不能时通声息为歉耳。比者徐君季龙来粤，又详述执事救时苦心，当兹国难方殷，端赖鼎力主持。……濒危之民国国脉，得主持正义如执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则国民必感伟功于永久矣。”这封信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孙中山直接写给冯玉祥的最早的一封信。
在1918年到1920年期间，冯玉祥率部驻扎常德。由于信奉基督，士兵亦多为教中之人，一时“基督将军”名声鹊起，全国许多有名的基督教徒如徐谦、王正廷、刘芳、马伯援、余日章等经常往返冯军中讲道传教，且都与冯私交甚厚。其中徐谦、王正廷是国民党员，马伯援是老同盟会员，刘芳也是孙中山的教友。实际上他们都在以宗教身份有意识地引导冯玉祥参加革命。孙中山同冯玉祥之间的联系因此也得到了加强。1920年，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冯玉祥曾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并表示“私衷仰慕，已非一日，今欲追随，乞多指示”。孙中山在革命遭受挫折之时收到这一封信，深为欣慰，立即派遣徐谦、钮永健带亲笔信前往冯军慰问并常驻冯军中负责联络。徐谦是冯的教友，且是同乡，曾官至北洋司法部长，钮永健也是基督教徒，他是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参谋次长。孙中山派这两位教徒赴冯军中进行联络，可谓知人善任，同时亦能掩人耳目。
孙中山对冯玉祥“投之以桃”冯并未“报之以李”
北京政变之前，孙中山对冯玉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曾先后派徐谦、钮永健、李石曾、孔祥熙、宋子文、王法勤、丁惟芬等一大批国民党上层骨干分子前往南苑，劝导说服冯玉祥参加国民党，实行中央革命，为此，孙中山曾把自己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托孔祥熙带到北京赠冯阅读。1923年10月，孙中山加快了同苏联合作的步伐，他甚至准备舍却广东，前往满洲里附近，与冯玉祥合作革命。当时，孙中山对马伯援说：“你去问问冯焕章（玉祥）的意思，他有这种计划与决心否，若有，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孙中山觉得此事重大，让马同徐谦共谋此事，从速进行，并派人给他们活动费数千元，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冯玉祥的期望很大，希望冯能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但是，孙中山对冯“投之以桃”，冯并未“报之以李”。相反，这一期间，冯玉祥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缺乏热情，缺乏真正了解，且信心不足。冯对孙的这一态度，在这一期间他的言行中有相当明显的表露。1922年6月，孙中山发表宣言，提出实行兵工制及裁兵的具体计划时，冯却以裁兵的结果必然加剧匪患为由，而加以反对。同年11月，冯玉祥驻兵南苑之后，支持曹锟吴佩孚“召集旧国会”及“恢复旧法统”。1923年他为曹锟贿选总统、逼走黎元洪立下汗马功劳。同年12月，冯玉祥的妻子刘氏去世，马伯援前往南苑吊丧，同时向冯转达了孙中山准备放弃广东到北方发动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联络俄国的计划，但冯听后回答道：“政府的兵力，数倍于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冯以自己兵力不足为借口，搪塞了孙中山北上革命的建议。北京政变前夕，徐谦数次劝冯参加倒直运动，冯回道：“凡举事宜慎，否则万一失败，则实力消灭，虽欲救国不可得矣！盖余非君比，败则一逃可耳。”
冯玉祥真假革命不明、张继与马伯援打赌磕头
这一时期冯玉祥一心固位和增强自己实力，对待孙中山的南方革命采取表面应付，实则不合作的态度，致使孙中山和许多国民党要人对他渐失信心。在国民党上层中，几乎很少有人认为冯玉祥会同孙中山合作而参加革命，如胡汉民、朱执信、邵力子、张继等。张继甚至同马伯援打赌，以给对方磕两个头为赌注，张继认为冯绝对不会革命。同冯私交甚好、且长期做冯思想工作的徐谦在1923年年底也大为失望，当面讥冯为“徒托空言”，两人为讨论“革命”之事曾大骂出口，并一度关系恶化甚至见面不讲话。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对马伯援也说：“冯焕章若真革命，必须加入国民党。”马伯援劝道：“请先生勿固执人党之说，而阻天下归心。”孙中山叹道：“段棋瑞亲口对吾人说过，冯玉祥为人过假，极靠不住，故吾同志中，均怕与被往来。”由于孙中山对冯的信心下降，故当马伯援致电孙中山拨款援冯参加倒直运动时，孙中山于1924年年初托徐谦给马回了一封信，予以婉拒。信是用暗语写的，信的内容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对冯玉祥的态度。信中说：“……前得书，已转致前途，并告以经济困难，甚盼有所接济。唯前途亦甚在艰窘中，竟无以应。令二兄（指冯）既未能独立欢迎（指自己在北京独立），又未能办北口之货（指与俄蒙联合），则其经商之识见（指革命之识见）与能力，似皆有所不足，只可缓缓开通之可也。惟前途与人定契约，亦非有商业常识，彼只知冒险，而不知合股公司（指合作革命）如何办法，故与今二兄恐难合伙也。”
可见北京政变前，孙、冯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中断，但相处并不融洽，以致当冯玉祥在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时，孙中山竟一无所知，甚感突然。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夕，全国反直气氛相当浓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段棋瑞亦积极运动倒直。由于冯玉祥同吴佩孚之间有矛盾，反直各派纷纷派代表联冯，希望他加入反直运动。但冯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冒险，只是到了1924年9月10日后，冯同孙岳、胡景翼结成直系内部的倒直三角同盟后，冯才下决心倒吴。冯玉祥这一行动相当保密，以致孙中山在其政变前夕未得到任何信息。
冯发动政变后，立即通电全国，同时亦发专电给孙中山，“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乞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11月1日，冯又致电孙中山，盼其“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同月7日，冯玉祥在徐谦和马伯援的提议下，决定由马伯援持冯的亲笔信南下迎孙北上，信中说：“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祈即日北上，指示一切。”由此可见，政变后，冯玉祥确实希望孙中山北上会商国是，但是邀孙北上，只是将孙作为实力派之一共和派领袖来邀请的，冯希望“一国贤豪，同集京师，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共同讨论……期得最良结果”。他企图将各派政治力量纠合在一起，从而使自己摆脱倒吴而可能带来的包围，以便掌握政治、军事的主动权。因此，他在电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亦敦促段棋瑞出山主政。
当时，冯的这一投机心态显得较为明显。因此，孙中山虽然在电贺冯玉祥时告知决定择日北上，共商国是，但却迟不出发。如果当时冯玉祥邀请的对象只是孙中山一人，要他到北京主持大局，恐怕孙中山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冯政变后，孙中山从韶关前线赶回广州会商，结果决定暂不北上，以观时局的发展。11月中旬，孙左右的人又一致认为孙应北上，但主要目的不是争取政权，而是宣传革命，扩大影响。事实上，当孙中山决定于丨月13日北上的时候丿匕方政局发展趋势已相当明朗，段棋瑞已成为各派瞩目的总统惟一人选。
尽管如此，孙中山仍寄望于冯，希望到北京后，能得到冯的支持，一起抵制段棋瑞，召开国民会议，建立廉洁政府。因此，孙中山不顾身体健康恶化，仍长途跋涉前往北京。丨月17日在上海遇到南下欢迎他的马伯援时，孙还问马：“冯焕章革命彻底否？冯对于和平民权之主张如何？”
1924年12月亠日，孙中山转道日本到达天津，数万民众前往欢迎，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代表自己前去迎接。由于孙中山积劳成疾，至天津后肝病发作，因此直到12月31日才扶病入京。冯玉祥派鹿钟麟恭迎，并让国民军负责警戒，保证孙中山的安全。但是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冯一直未去拜见孙中山。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而且国民军内部矛盾亦相当突出。冯于是决定下野，回避矛盾，并避居天台山。孙中山北上后，徐谦、张继、马伯援等即着手安排冯、孙会晤。11月28日，马伯授从上海回到北京，问冯玉祥：“总司令与先生相见，在何处适宜呢？”冯答道：“在北京。万不可来西山，惹人注目，这时你有电报来时，我自然设法回北京。” 12月11日，马再到西山晤冯，报告中山先生病愈后要到西山相见，冯回答：“我已知其隐矣，何必急急！”很明显，此时冯玉祥已在借故推托和孙会晤。
12月20日，马伯援拜见孙中山，当时冯已意志消沉，想出国游历。孙中山此时对冯还寄予很高期望，他对马说：“焕章倘赴日本，你于暇时须对彼等多讲吾党志士爱国历史。”12月五日，孙中山扶病入京，人协和医院医治。在孙病重期间，冯每天让部下电话询问孙中山的病情。2月27日，他派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去问候孙中山，并托李德全赠送一部《圣经》给孙，请其日日诵读，祈祷早早康复。孙中山在病中让人回赠冯6000册（三民主义》，1000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盼望冯能继续革命。
孙中山到达北京时北京已为段棋瑞所控制。冯玉祥感到此时如果同孙中山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棋瑞对他的猜疑和不满，导致段、张联手压他。因此，冯和段、张会谈时，冯总是尽量表明同孙中山关系一般。如有一天冯同张作霖谈到孙中山时，冯对张说：“对待孙中山的意思怎么就好，就是不得罪他。”可见，冯害怕同孙中山接触过于频繁，会影响他政治实力的扩充，这是冯避而不见的主要原因。另外，冯当时电召孙前来北京，企图实现委员制，组成一个各派联合的政权，但是当孙来到北方时，段已成为民国执政，孙的到来，已无法挽回这一局势，只能徒增政治纠纷。因此即便去见孙，冯亦感无从说起。这样，冯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拜见孙中山的机会，成为终身憾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冯玉祥惊闻噩耗，“异常悲痛，不觉放声大哭”，并下令全军戴孝7天。1926年，冯不负孙中山期望，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