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细说孙中山》05.6 总统府秘书谈访录</h1><hr /> <p> 在同乡会的宴会上，一次偶然的机会，一次偶然的见面，一名未曾参加革命、未曾加入革命组织的青年，得到孙中山信任，随即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这篇谈访录道出了个中情由。 </p><p> 问：您什么时候起知道孙中山先生大名？听说先烈陆皓东先生与您有亲戚关系，不知确否？ </p><p> 答：我开始听到孙先生的名字是前清光绪二十一年，那时候我才七岁。因为体弱多病，还没有入私塾读书，只在家中由我的大哥日华授读。有一日听到大哥说我们的表兄陆皓东（名中桂）因造反被砍了头。我追问他陆表兄怎样造反又怎样被砍头。他告诉我陆表兄是追随和他们同村一位姓孙的起兵反对皇帝，失败了被捉着，审问他的官员见他一表斯文，不像造反的人，还想超脱他；可是表兄真是好汉，一口承认要革清朝皇帝的命，说这是和汤武革命一样，不能算是造反，不幸失败，砍头便砍头罢了。我听到这番话，对于陆表兄的壮烈很是钦佩，连带对于他所追随那位同村姓孙的，也不禁景慕起来，遂又追问那位姓孙的名字和他的行业。大哥告诉我，那位姓孙的名字是一个单名，叫做“文”，但是官府因为他胆敢造反，硬把这个“文”字加上三点水，听说他小时候到过外国，在香港学西医，表面上挂牌做医生，暗地里一心一意，反抗当时的皇帝，特别是那位西太后。那时候我年纪尚小，对于民族意识还没有印象，只是小小的心灵对于我们的表兄和他所追随的那位孙医生的大胆行为，仍然时时怀念。 </p><p> 问：在满清末年，革命就是造反，造反是要杀头的，您怎么会对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敢表示同情与敬慕？ </p><p> 答：后来有一日，大哥教我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段话。我经他解释以后，不禁高兴万分。那时候中日战争，我国大败，民间传说都痛恨西太后信任太监，乱花国家的金钱，专供一己的浪费，把人民的死活看不在眼里。这一次打了败仗，我国人民不仅要给西洋人欺负；甚至东洋鬼也欺负我们了。我听了这些话，此时又读到这两句书，便忍不住对大哥说：“那个西太后是把我们当土芥，我们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行为怎算得是造反？将来我长大起来，定也不肯把她放过。”大哥是一位典型的旧式读书人，曾经考中秀才，不免迷信忠君的教条，听了这番话，大吃一惊，除力戒我不要胡言外，后来还对父亲说过：“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p><p> 我在幼小的时候，既然有了这种的心情，而且和当时首先为革命而牺牲的人物，陆皓东烈士，有亲戚关系。听说在我三四岁还和他见过一面。由于钦佩陆烈士的牺牲精神，连带敬佩他所追随的革命领袖，于是我对于孙先生由闻名而慕名。长大后，能够读书阅报，对于孙先生所领导百折不回的革命运动，无不寄予崇高的敬意。 </p><p> 问：您很早就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中国公学是革命分子的大本营，您在那个时期有没有参加革命活动？ </p><p> 答：我从18岁起（民国前五年）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该校为曾经参与或拥护革命的许多师生所创办，我与之接触既多，对于孙先生的崇高思想领悟更深切；但因那时候我的三个哥哥先后去世，我在家庭中实际上成为独子，两老均在暮年，未便有何冒险行动，只好善用时间，充实自己，以备将来发展。不过私心对于孙先生的景仰，与对革命成功的期望，殆无时不念兹在兹。 </p><p> 问：您第一次怎样开始认识孙中山先生？ </p><p> 答：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熊秉坤、蔡济民等奉孙先生命，在武汉起义，各省纷起响应，未满两月，便光复了十几省。其时孙先生在海外从事于种种支援革命的运动，12月25日才返抵国门的上海，29日各省代表集会于南京，以绝对多数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1日（旧历十一月十二）孙先生乘沪宁铁路夜车往南京就职以前，我们香山县（就是现在中山县的旧名）四都和大都（孙先生的菜坑村和我的故里伴沙村的同乡人士，联合公宴孙先生和随他返国的革命先进入士于上海老靶子路的在虹园。我以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被同乡父老谬推为主席，即席致词欢迎孙先生，并对于中华民国建国的意义，颇有陈述。 </p><p> 问：您在民国成立之前，既未参加革命活动，且与中山先生素不相识，如何被邀参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工作？ </p><p> 答：在同乡会的欢迎会席上，孙先生因与我邻座，交谈特多，并询我现任职务。当时我的名字叫王之瑞，担任吴淞中国公学英文教员和江苏省提学使李瑞清斥资开办的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并以晚间余暇为友人李怀霜所主持的《天锋报》撰述。由于两校均以军事行动停课，此时仅为报社撰述。孙先生闻言，即告以明日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年，他立即就职，很希望我能来京相助。我自计对于孙先生虽然私淑已久，此时才得初次承教。我并未加入革命组织的同盟会，孙先生竟不见外，邀我相助，其用人无方，特别值得敬佩。我出身寒素，又没有什么学历，这时候已服务社会七八年，向来都是事找我，没有由我去找事；因我人世未深，认为社会上尤其是教育界的工作是如此的，只要你适合于这件工作，工作自然会找到你的。但我也知道政府的工作，可不能如此。前清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大都经过两途，一是考试，二是花钱捐纳，但无论是考试或捐纳，都得要自己钻门路和请托，才易获得实职。却想不到一个未曾参加革命工作，又未加入革命组织的人，仅因一面之缘和一席的话，便承我们新建国家的最高领袖自动升用，一面固然受宠若惊，一面还得谦让一下。 </p><p> 问：您什么时候起担任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的性质如何？ </p><p> 答：孙先生坚邀我到南京工作，并且很具体地说明要我充任临时大总统府的一名秘书。我感于孙先生的态度诚恳，始敢应允。但因手边尚有未了工作，拟请在两星期内晋京报到，孙先生也慨然允许，只望我如有可能，还是早些来京任职为好。记得在民国元年一月中旬，我把未了的事料理和交代后，即赶往当时首都的临时大总统府报到，承孙先生即予接见，态度异常亲切，并下手谕派我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而嘱我在接待处代他接见一切来访的宾客。孙先生说，由于我能操英语，又擅长国语和广东话、上海话，对此任务最为适宜。他告诉我任何要见他的人，都先由我接见，除经特约者外，认为无需亲谒孙先生的，便请分别改向总统府中有关单位或府外有关部会接洽，如认为有由孙先生接见必要的，便把他要晋见的事由与其住址记下来，告以待请示后，并经核定接见时间，再由我去函通知。因此，我每日总要向孙先生报告一次，或用书面或当面请示。为着这项职务关系，我便以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常有机会当面承教。每次承教时，孙先生都以很和蔼的态度指示我。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人员的任务，不限于文书或机要工作，除接待处以秘书主持外，收发处也以一位秘书主管，那是我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的一位学生，后来成为名教授的杨铨，号杏佛。据说那时候收发处的职掌颇重要，除标明特别机密的文件外，主持收发处的秘书，都有权开拆，和径行分送某单位或某秘书办理。 </p><p> 问：您在总统府的工作情形如何？为何转到教育部任职？ </p><p> 答：我在总统府任职不满半个月，突接上海家里转来那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邀我往教育部相助为理。原来在我入京任职以前，由于任教多年，对民国的教育政策颇有主张，便把我的意见写成建议寄给蔡先生。我对蔡先生并无一面之缘而且已有总统府的职务，更无借此求职之意，只是以教育界一分子贡献一点有关教育的意见而已。想不到蔡先生对于一位向未谋面的青年，而且丝毫没有表示毛遂自荐之意，竟也特予拔升。我接到这一封回信，心里倒是着实盘旋一下，由于我从十七八岁开始担任教师，对教育确感兴趣，同时我对于清末教育制度不大满意，趁此新邦缔造之时，向教育当局贡献一得之愚，居然获得赞许，并邀我来部相助，假使我能乘此机会参加革新教育的工作，当然很愉快；但一念我承孙先生意外拔升，对所任职务，虽不见有何特别兴趣，然在春风化雨之下，实在舍不得离开，而且不便启齿。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孙先生视同家长，而不当他是国家元首，持着蔡先生的信面谒孙先生请示。孙先生听了我的报告，随即说：“你多年从事教育，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实最适宜，但你在总统府任职也很得力，我主张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上午接待处来访的人较多，你还是上半日留在这里，下半日往教育部办事，如此便两不相妨。”孙先生这种主张恰好解决了我的左右为难。孙先生随又加派一位秘书到接待处任事，上半日好像是协助我，下半日却是代替了我。 </p><p> 像这样的愉快生活，我在南京度过了两个月。后来，因为孙先生顾全大局，自动下野，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袁世凯。我便随着蔡先生，到北京教育部任职。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