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美国为革命奔波的孙中山，得到了武昌起义胜利的捷报，无比兴奋，感慨万千，随即风尘仆仆地踏上归国之路。
这位远离祖国，在海外奔波近二十年的革命家，面对着拥动着的欢迎人群，心潮激荡……
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清王朝像一只千疮百孔、日渐下沉的破船，随时将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在陕西流传着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
果然，1911年10月10日，埋葬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10月10日之夜，武昌城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喊杀声和欢呼声混成一片。炮声像滚滚的春雷，震撼着大地，引起了四面八方的反响。
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在全国24省中，便有14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得清王朝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这一年，正是中国阴历辛亥年，这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史称“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次日晚上，孙中山抵达美国丹佛市。十多天前，他在旅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密电码本随着行李先运送到了丹佛市，孙中山一时无法译出。到了丹佛市，他从行李中捡出密电码本，才知道：“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
此刻，孙中山无法筹得款项。他本想马上拟电回复，建议他们暂勿行动。可是，这时已是深夜时分，孙中山体倦神疲，思想烦乱，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得上床睡觉，打算明晨精神清爽时候，好好思虑一番，再去复电。
旅途疲乏，使得孙中山一觉睡到翌日上午11时。一起床，肚子便饿得咕咕作响。他决定先到餐厅用膳，然后再处理事情。孙中山路经走廊报摊，顺便购买一份报纸携入餐厅。他坐下一看，一段电讯赫然写道：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开始，孙中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他再看两遍，便紧紧抓住那张报纸。顷刻间，他像从浓烟呛人的黑房，突然到了空气清新的花园；又像在乌云笼罩的日子里，突然看见了和煦的太阳。他只觉得热流从大脑一直传到胸膛、传遍全身，久经压制的感情一涌而出，连双手也有些颤抖了。
孙中山匆匆吃过早餐，立刻回到旅馆。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他马上回答：是马上回国直接指挥战斗，还是先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孙中山手里拿着报纸，思绪万千，心乱如麻，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苦苦思索。祖国，久别多年的祖国，像是颗铁钉碰到块巨大磁石似的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想马上回到祖国，可以亲自指挥战斗，以快生平之志。他站在窗前凝立了好一会，又否定了马上回国的念头：“不，成立共和国，将会遇到外交、财政方面的困难。此刻，自己效力革命不应在战场上，而应该在外交方面。”孙中山决定暂时还是留在国外，走访美、英、法三国政府，争取国际对新政权的支持。
后来，孙中山自述了那时考虑这个问题的经过：“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亲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启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像孙中山所估计的那样。而武昌起义后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也说明孙中山不径直由太平洋潜回上海，实在是失策。
但是，孙中山的一颗赤子之心，却赫赫可见了。
孙中山在赴纽约途中，路过圣路易斯，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从此，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满怀激情地为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了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
“武昌已于本月19日（农历）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本会谨择于24日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以壮声威，有厚望焉！”
10月20日，孙中山自芝加哥抵达纽约。在纽约，他对华侨演讲共和政治，向美国朝野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希望博得他们的同情。同时，他确定今后革命计划，拟由黄兴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由胡汉民、朱执信诸人相机争取广东反正，并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敦促他率领所部归降。
10月31日，孙中山给咸马里拍发电报，发表了自己的政见：“黎元洪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久持。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需的。
11月11日，孙中山抵达伦敦。在伦敦居留期间，他通过成马里介绍，与四国银行团主任商谈停止贷款给清廷的事。接着，他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与英国外交大臣葛雷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他还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与咸马里签署的备忘录，表示中国革命党人希望与英、美结盟。
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要求，都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孙中山又要求四国银行团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四国银行团也只是表示：“我们政府既然答允先生的要求，停止借款清廷，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则只有与新政府交涉了。这样，必然要待先生回到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方能开始议论贷款的事。本团现在打算派某行长与先生同行归国。正式政府成立之后，就近与他磋商便可以了。”
对此，孙中山又能再说些什么呢？他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1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发表政见。他对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脐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他在致民国军政府电中也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机之为要领。”
现在看来，孙中山的政见不无商榷之处，但这些确实是孙中山当时的心里话。
孙中山的欧洲之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他的主要目的--争取列强对革命政府的外交承认和财政援助，并没有达到。他不得不“不名一钱”地回国了。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由法国马赛乘“丹佛”号轮船归国。次月21日抵达香港，在船上与胡汉民、廖仲恺商讨革命大计。
胡汉民说：“清政府人心已尽，只是还有北洋数镇兵力尚未打破，所以能苟延残喘。袁世凯心怀叵测。他所以能持两端，所恃亦不过数万兵力。这种势力如未扫除，革命则无一种威力以巩固政权，这样，破坏、建设更谈不上。先生一到沪、宁，众望所归，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但无兵可用，何以直捣黄龙？且以选举克强任事，命令还未易实行，元首且同虚设。不如留在广东整理粤中各军，很快便可得精兵数万，再行北伐，才有胜算。估计尽北洋数镇兵力，两三个月内，不能摧破东南。这时候，我们就有办法，以实力肃清强敌，才真正形成南北统一的局势。与赴沪、宁相比较，事情正好相反，若骛虚名，将来一定后悔。最近福建、广西、贵州意见，认为宁、鄂正处前线，有暂推广东作为首都的议论，我们正谦让不已。先生回来了，正可以控制这种局势。”
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要他留在广东的意见，坚持前往沪、宁。他说：“现在的大患即在无政府，如果能够创建政府，则清朝政府必然倾覆；即使袁世凯也未必能够支持。沪、宁在前方，我如不首当其冲，而退避广东，这样做实在是避难就易。全国的同志正在引颈属望，难道是希望我退避广东？敌恃兵力，我恃人心。既如你所说，我们为什么不善用所长，而用所短？湖北黎元洪既怀有异心，南京又有内部纠纷，这样去对抗敌人，正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更是不利，到那时候我们才举兵以图恢复，怎能达到目的？朱明末期，正是东南不守，粤、桂才不能支持。我们今天又怎能重蹈覆辙？革命军起，有不可抗拒之势，列强没有更好办法，只得宣告中立，不事干涉。如果我方形势屡受挫折，则事情发展还是未可预料；戈登、白齐丈之流对待太平天国的手段，也可能用来对付我们，我们怎可不作考虑？说袁世凯不可信，这显然是对的；但我们因而利用他，以推翻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廷专制统治，则胜于用兵十万。纵使他妄图继续实行罪恶统治，但他的基础已远不如清廷，推翻他自然比较容易，所以今日可以先作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设想。我如果不到沪、宁，则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胜任，你还是和我一起马上出发吧。”
12月25日，孙中山由胡汉民、宫崎滔天、池亨吉、成马里诸人陪同，到达上海。
上海人民期待着孙中山，热烈欢迎孙中山。上海（民立报）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专栏说：“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
这天清晨，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布满了沪军都督府的卫队和军警，挤满了各国领事，中外记者和各机关团体的代表。
马路边，码头上倒处飘扬着各式各样的革命旗帜。黄兴、宋教仁和沪军都督陈其美走上船。他们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
随着远处吴淞要塞隆隆的炮声，大地和海上融合成了一片欢腾的世界。一艘巨轮从江面出现了，慢慢驶向码头。顿时，汽笛齐鸣，锣鼓喧天，欢呼声和隆隆的礼炮声混成了一片。
孙中山站在海轮船舷旁边，激动地挥着右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
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广东人特有的黝黑肤色的脸膛上，天庭方阔，叶眉浓黑，衬着一双炯炯照人的大眼睛，挺直适中的鼻梁下，两撇八字短胡须在嘴唇上微微翘起，流露出一种严峻、博大的风采。
这位远离祖国近二十年的游子，面对着这宏大的欢迎人群，深深地感动了。
黄兴、陈其美簇拥着孙中山，在欢呼声中登上码头。孙中山在码头一露面，立刻就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
“孙逸仙先生与日本政府有关系吗？”记者见孙中山的随行人员中，有好几位日本人，就问道。
“我们将与各国政府都有关系。我们将建设新政府，岂有不愿意与各国政府友好的道理？”孙中山站在汽车旁，微笑地回答着。
“先生是不是中国民主共和国大总统的候选人？”这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还不清楚。”
“先生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使用吗？”外间传说孙中山这次带着几百万美元回国。
孙中山笑着问道：“为什么问这个呢？”
“人们都说，革命军的成败，就是要看军饷充足与否。”
孙中山严肃地答道：“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我这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革命精神而已。”
记者提的问题不可能全部回答。黄兴、陈其美护卫着孙中山，坐进黑色的小汽车，沿着欢迎的人群，缓缓向法租界驶去。
孙中山一到上海，马上通过记者向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指出：“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
翌日，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设总理。
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首当其冲，因此以总理对国会负责。但这种制度断非是非常时代所适宜。我们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的人，而又设防治的法度。我亦不肯屈从诸人的意见，成为自居于神圣的而又无用的东西，以至有误革命大计。”
张静江说：“好！除了孙先生，没有第二人能说这样的话的了。我们惟有遵照孙先生的意见行事。”
黄兴也说：“我赞成孙先生的意见。”
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采取总统制的决议，并决定预先向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建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了。
许多团体纷纷致电南京各省代表：“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兆众一志，全体欢迎。”
美洲全体同盟会会员致电《民立报》转南京各省代表：“孙先生才、德、望，中外相罕，请举为总统，内慰舆望，外镇强邻。”
12月29日上午，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投票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2／3的票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
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了孙中山。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物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
代表会议立即作出决议：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
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当选，立即复电：
南京各省代表诸公鉴：电悉。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单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皆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勉从国民之后，当刻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孙文叩。
中国人民需要孙中山，革命斗争需要孙中山。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兴高采烈，一片欢腾。安徽军民各界万人集会都督府庆贺。福州万人举行提灯游行。南京全城喜气洋洋：“宁垣军学各界自悉各省代表举定孙大总统后，均眉飞色舞，互相庆祝，所有各商铺居民无不预备香花灯烛，以争迎。总统府内，均用五色电灯，排成花样，其光彩焕然一新，虽白叟黄童，无不共称中华民国万岁云。海外侨胞则是“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
甘当人民公仆的孙中山，并没有陶醉在凯歌声中。他又为组织新的革命政府而废寝忘食、日夜工作了。
他在上海召开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驳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强调革命党的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号召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
他致电邓泽如、陆弼臣、谭扬：“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任阁下等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国债票日间付上。”
他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强调艰苦朴素，宣称“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字组织新政府，则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也”。
12月31日，参议院决议1912年1月二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来南京就职。
孙中山没有回避出任临时大总统所必然遇到的种种风险，毅然决定到南京就职。行前，他惟恐铺张浪费，特别嘱咐沪军都督陈其美：“我们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
话，虽然是这么说。不过，正如杰克·伦敦所说“进行现代革命是需要钱的……”
就在孙中山赴南京的前夕，据宫崎滔天回忆，还有这么一件值得品味的事：
黄昏，宫崎滔天走进孙中山的寓所。孙中山部下的人，大都到了南京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的事。夕阳西下，平时闹闹嚷嚷的大院显得冷冷清清，人去楼空。
孙中山正在书房整理文件。宫崎滔天走进书房，问：“今天你不觉得寂寞吗？”
“哪里，忙还忙不过来。剩下我们几个，倒还安静。”孙中山说着，继续整理文件。
这时，秘书走进来，送上刚刚缝制好的总统制服。孙中山穿上，站在立柜大镜面前左右照看，随口问宫崎滔天：“怎样，可以吗？”
宫崎滔天深情地凝望着孙中山，淡淡地应道：“马马虎虎。怎么，你觉得很愉快？”
孙中山脱下制服：“谈得上愉快？苦还苦不过来哩！”
“你找我有什么事？”宫崎滔天瓮声地问。
“你能给我借上五百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话刚说完，孙中山脸上不由露出苦涩的笑容。
1912年元旦，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接着，换乘专车人城。南京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百姓填街塞巷，欢声雷动，热烈欢迎孙中山的莅临。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下午6时15分，孙中山的专车抵总督衙门车站，即换乘马车由车站去总统府。当晚10时，举行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