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知松柏，烈火见真金。
十几次反清革命起义相继失败，使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而孙中山却屡败屡起，不屈不挠，表现了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英勇悲壮的黄花岗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动的。
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中，属黄花岗起义最悲壮、最感人，影响也最大，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史上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永垂不朽的颂歌。
自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来，革命党人已经发动过十几次起义了，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不少同盟会的干部及会员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如孙中山所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啼嘘太息，相视无言。”
面对严酷的革命现实，是半途而废，还是不屈不挠继续前进，这对革命领导者来说是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在此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1910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又称庇能），打算再举起义。他约胡汉民、黄兴、赵声商议，其兄孙眉，华侨同盟会会员邓宏顺及雷铁毅、杨锡初等人也参加了会商。当讨论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计划时，几个人默默不语，精神不振，相顾无策。孙中山见状说：“一败何足馁，吾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
孙中山的一番话，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气氛，赵声接着说：如果事有可为，“非数十万大款不可”；黄兴也表示同意孙中山再举的倡议，并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孙眉更是催促孙中山召集南洋同志，开会商议并举行筹款。孙中山做通了革命骨干的思想工作后，便开始了新的革命行动。
孙中山先是给南洋各地革命党负责人写信，约集他们集中到摈榔屿开会。如 10月 28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说“足下关怀大局之深，良足钦感”。“弟今另有所见，必须足下牺牲数礼拜之时日，亲来商助，则事望可成。见信之日，无论如何匆忙，必请早临为祷。至急！至要！余容面谈。”
各地党人接到孙中山的信后，陆续来到摈榔屿。
11月13日，在大石街摈城书报社（有说在孙中山寓所四间街决醒园）召开秘密会议，到会者有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及华侨代表共53人。会议开始后，孙中山首先发言说，现在时机已迫，我们应当作破釜沉舟的计划，款项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我们不乏热心的同志，可惜以多而分散，而且没有事先准备妥当，好比临渴掘井，并没有长远的计划。现在检讨以前的失败，所以要集全力进行，更须首先集齐款项，成功和失败，都由我们现在去决定了。
接着，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孙中山的意见，讨论了发动起义的具体问题。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同时联络防营与会党，再次在广州发难。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由谭人风、焦达峰等率兵响应，会师南京，再行北伐。
摈榔屿会议刚一结束，孙中山又主持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筹款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假如起义再失败，他就荐贤自代领导革命。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大家当即捐出 8000元港币由赵声带回香港作准备活动的费用。
筹款工作安排大体就绪后，孙中山准备在南洋各地发动筹款。但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的活动，尤其是最后这次秘密筹款会议，为保皇会分子所获悉，他们不但报告了殖民政府，而且还在当地的一家英文报刊上刊登了孙中山的秘密演说全文。先是荷印政府不准孙中山入境，继之马来亚也限期令其出境，日本、越南等地限制入境期均未满。这样，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原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恰逢此时，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孙遂只身前往，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
1911年3月29日，国父（此为本文作者、芝加哥华侨革命党人梅乔林对孙中山的称谓，下同--编者注）偕同致公堂大佬李卓文由温哥华启程赴芝加哥，当日下午6时抵达芝加哥车站。当时在车站欢迎的，除了同盟会的同志外，还有致公堂、安良堂、协胜堂的大伦多人。国父当晚下榻德皇饭店，等到欢迎者陆续散去之后，国父即脱下西装，换上和服，对我们几个留下的同盟会同志说：
“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我刚才在车上看见西报上登的消息。”
我们闻讯之后，情绪大为紧张。国父从衣袋中掏出密电码，立刻草拟电稿，发电给香港的胡汉民探询详情，电文说：
“行抵芝加哥，闻败，同志如何？善后如何？”
这封密电当晚就发出了。这是1911年3月29日晚间的事。
我们自德皇饭店辞出，回到同盟会，即在唐人街张贴布告，准于30日下午6时在福州酒楼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请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30日下午，乔林陪同梅宗周往谒国父。那天晚上的欢宴会，参加者极为踊跃，留学生也不少。国父演讲革命，并劝捐革命军饷。当场解囊认捐的人很多。当时有一个十几岁的留学生起立发言说：“革命救国是人人应做的事，我是一个穷学生，身上只有美钞五元，我愿全数捐出来，以尽我的一份义务。”
那个青年学生的广东话说得极流利，国父立时赞赏他。乔林即向与他同来的人探听他的出身。据说：他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儿子，名叫李国庆。乔林闻悉之后，不禁倍感惊讶。
当晚直到12时许始散会，散会前并宣布次日晚上8时，在中华会馆再请孙先生演讲。
此后的几天内，国父每天都应邀到各处演说，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却一直没有复音来，国父在一周之间已连续发出三封电报给胡汉民，均无消息，国父不禁为之忧形于色。
4月6日，同盟会租定芝加哥青年会请先生演讲，当晚前往听讲的比从前更为踊跃。先生于8时开讲，原定11时讲完。先生那天因为挂念国内党人的安危，情绪非常不安，神态大不若往昔，演讲至9时许，听众逐渐离去，场中各人交头接耳。乔林曾下台窃听，听到一人说：“据说孙先生演讲口若悬河，今天演说的恐怕不是孙先生，走吧！”
乔林睹状，乃请国父提前结束演讲，早回旅舍休息。返抵德皇饭店不久，同盟会送来一封电报，国父拿出密电码本，命乔林将电文译出。那副密电码与普通电码不同，是国父与胡汉民来往电讯专用的，以十个英文字母为一句英文，三个英文字母译出一个汉字，这副电码，既秘密又省电费。乔林奉命译电，电文的第一句话是“克伯展归”四字，乔林看不懂，乃向国父请教。国父听说之后，立刻面露笑容说：
“克是黄克强，伯是赵伯先，展是胡展堂。我原来以为他们几个都遭遇了不测，现在总算获得安全，我也放心了。”
全电译完后的电文是：
“克伯展归。克夫（注：何克夫）、克武（注：熊克武）、执信（注：朱执信）力战出清（注：‘清’字不明，后来听展堂先生说：‘清’字是‘险’字之误）。佛山起，毅（注：胡毅生）或在彼，死者姓名后报。”第二天，又接到胡汉民来电说：“恤死救亡，善后费重，奈何？”
国父即对各同志表示：“办理善后是需要各同志合尽心力的。”芝加哥同盟会当天即筹了3000元，电汇香港以应急需。4月7日，同盟会开会，请国父指示筹款方法，国父说：“筹饷方法，各地不同，譬如在南洋筹革命军饷，当受地方政府的限制，但在美国却可以自由筹款，各位同志体察实情，决定一个确实可行的方法就是了。”
乔林立即建议设立“革命公司”，征股1万股，每股美金100元，凡认股者即为同盟会会员，俟革命成功后，股金加倍偿还。股票上不写姓名，只写号码。国父对乔林的这个建议，认为可以，并命乔林草拟《革命公司缘起文》，乔林请国父亲撰，经国父首肯后散会。
当晚返抵德皇饭店后，国父随手拿起一份隔日的英文报纸作稿纸，不假思索，振笔直书。
国父写这篇《缘起文》下笔如飞，很快就写完了。完稿之后，由乔林加以抄正，国父复阅一遍，并略略改动了几个字。这篇《缘起文》的原稿，乔林曾带回家乡珍藏，民国二年讨袁失败时，乡间谣言纷纷，传说有军队要来搜家，家人一时仓惶，竟将原稿与国父的一些手札等，全部付之一炬，想来真是万分惋惜，这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8日上午，国父通电全世界，宣布革命宗旨。当日下午，国父偕朱卓文离芝加哥赴波士顿，乔林也于当晚赴圣普为“革命公司”招股事奔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