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展革命活动，民前孙中山曾六至檀香山。
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回忆，道出了他最后一次莅檀的活动片段--
孙中山先生是在1910年3月间，由金山大埠（即美国旧金山--编者注）到檀香山来的。他来时，先有电报到《自由新报》给卢信。卢得电后，即和我们一起筹备欢迎。
卢信为了便于发展同盟会的工作，他不用同盟会的名义组织欢迎，只用香山同乡名义带华侨去迎接，并请孙先生演讲。在檀香山的华侨，香山籍的最多，香山人一出动，华侨就去了六成以上。这样分别开欢迎会，分批请孙先生演讲，连续搞了好几天。经过两三天，卢信才请孙先生到《自由新报》来，也是分批和同志们见面的。
在接见以前，我没有见过孙先生，只是在金山大埠时常听见李是男、黄伯耀他们谈到，对于孙先生的容貌和神态，我早已相当熟悉。我的名字，孙先生也是已经知道了的。见面握手，真有一见如故之感。
《自由新报》的编辑室外面，是个大客厅，孙先生和我们初在编辑室见面谈话，不久他单独叫我到大客厅外面去谈，要我重写盟书。我不明白，因而询问：“我在金山大埠不是写了吗？”孙先生说：“写了也要再写，这是新的，每人都得重写，李是男、黄伯耀他们都已再写过了。”说罢，他就拿出稿来，嘱我照抄重写。
新盟书的全文，记得大约如此：
“XxX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矢忠矢信，有始有卒，如或渝盟，任众处罚。主盟人XXX，介绍人XXX，加盟人XXx。”
这和旧的盟书比较，旧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新的改成“驱除鞑虏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句。
我重写了之后，还问孙先生：“现在都一律是这样写吗？”孙先生说：“是的，都一律用三句式代替四句式。新加盟的就照这样写，旧会员见一个重写一个。”
孙先生来檀香山以后，我们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欢迎啦，陪去演讲啦，发展会员啦，相当忙。檀香山郊区有个叫“山坝”的地方，是农场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集居点，常常派人到《自由新报》来欢迎孙先生去演讲。这是开展宣传发展工作的好机会，我们当然要请孙先生去。
孙先生去山坝演讲，都是我陪同前往。知道了地点，我就去找一部汽车，带些印好的盟书，请孙先生上车起程。到达时，多是人已集中，一般都是我先作开场白，然后请孙先生演讲。
孙先生的演讲，很受大众欢迎。他用香山话讲些满人侵略的事实和民族主义的道理，听的人很受感动。有时又由我结尾，说些劝告加入同盟会和捐钱赞助的话。这样的演讲，三几天就有一次，有些是素不相识的人，也来请孙先生去演讲，而且要求加入同盟会。
在演讲之后，有些事先已有了解的人，就跟着办理人盟手续。那时人盟颇容易，盟书是印好的，加盟者只要在留空的地方填上名字，再由主盟人、介绍人在后面分别签名，就算写好盟书。有不会写字的，名字可由别人代填，签名也可以代签，只要本人在名下画个十字就行了。写了盟书，接着就是站起来，宣读盟书，和主盟人亲切握手，这样，就算完成了加盟手续。
由于孙先生来檀香山，到处演讲宣传，又简化了加盟手续，就发展了很多会员。在檀香山加盟的盟书，都放在（自由新报》编辑室。我见这样放不周密，曾向卢信提过意见，主张寄到东京本部保存，不然也要找个保险箱或去银行租个保险箱来放。卢信对我这个意见，当时没有接受，说办事的人太少，要编好搞好这么多盟书，一时不容易做到。那时同盟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孙先生在檀香山的住址，我没有也不便问，只听见卢信说是住在钟宇的家里。钟是孙先生的同学，开锯板厂，有条件招待孙先生。在植期间，孙先生曾去希炉岛（檀香山五岛之一）住了一个多星期，探访旧友。希炉岛有火山，风景很好，孙先生去那里，一方面是旧地重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孙先生在檀香山这段时间，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兹就记忆所及，述其概略。
孙先生演讲时，习惯不喝开水，也不喝茶，只喝一种未成酒的葡萄汁（grap euice）。每次去演讲，必先叫人买几瓶带去。后来请他去演讲的也有所准备，买好这种葡萄汁来招待。因此，我们陪去的人也常喝到这种葡萄汁。为什么演讲时要喝这种饮料？我曾问过孙先生。他说：“这种东西润喉最好，喝了可以讲两三小时不致变声。”
孙先生很讲究卫生，不抽烟，不饮酒。凡吃东西，有渣的都吐出来。我问其故，他说，有渣的东西吃了不消化。他豪迈地说：“为中国前途，也不得不讲究些。”他还以卢信为例，说他就是因为不注意吃东酉而患胃病的。
有一大，卢信在自由新报社对我说，孙先生请吃饭，要我中午不出去。约定的人，只卢信、孙科和我三个。孙先生来到报社和我们一起去檀香山最大的餐馆杨氏饭店（Youns HOtel）吃西餐。那家餐馆相当高级，东西很贵，顾客多是上等美国人，华侨很少去，我们都没有去过。招待人员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孙先生带我们昂然直人，选择中央的座位，请我们人席。中午来用餐的人很多，原先招待还好，坐定后，刀叉餐盘跟着送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情况就变了。邻座有比我们后到的，都已有菜来了，而我们的仍迟迟不来。孙先生环视四周，随即拿起餐刀连续在餐盘上猛击几下，“当。当、当”的响声，突然在安静的餐厅里振荡起来。这么一来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我们身上。餐厅的管理人马上跑过来，问是什么事。
孙先生正襟危坐，庄严地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的。”
管理人立即道歉，并另调专人招待，非常客气。这虽是一件小事，但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孙先生在外国人面前真有气概。
孙先生到报社来，多是在早上。他很健谈，对问题谈得很详细，对我的工作给予许多指示。他说写给华侨看的文章不必多谈理论，只谈满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的事实就行了。
我曾问过孙先生：“拿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谈民生主义好不好？”
他说：“中国不同美国。美国已有钢铁大王、煤油大王等，已成垄断局面，工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美国是应该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大王，只有一个皇帝，还没有到谈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劝我少谈社会主义，多讲民族问题，华侨才易接受。
孙先生还劝我看书不要单看社会党的书，无政府党和提倡土地单税者的书也可以看看，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也都为穷人着想。他还留些带来的如《面包掠夺》（俄国无政府党人写的）和“土地单税”提倡者亨利·佐治写的《进步与贫乏》之类的书给我看，还简单介绍“土地单税”的理论给我们听。他以师友之情待我，使我十分感激，领益很多。
我们在檀香山办过一个华文学校，这也是在孙先生来的时候办起来的。我在“爹文书馆”教过一段时间书，觉得对学生做宣传很收效，因而想到最好自己办个学校。这事我向卢信提出，他也赞成，趁孙先生在檀的机会，我们就正式向孙先生建议。孙先生采纳我们的意见，并同意“请商家出钱由我们来办”的做法。于是，就由孙先生出头，找钟宇、杨广达等人领衔捐款，进行筹备工作。这事有了眉目，孙先生就离开檀香山。不久，学校办成了，名义是华商公办，实际上是同盟会的同志主持。记得学校在1911年春天成立，旋即开始上课。有四班学生，请了四位教师，其中两位，我们由香港请同盟会的同志谢英伯（谢己原之弟）和吴荣新来担任，其余两位，则由商家介绍杨耀炼和程质臣充当。学校办得很有起色，对同盟会的宣传工作有相当帮助。
此外，孙先生在檀香山还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那时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的人很多，前面提过，盟书管理是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没有个办法把盟书整理放好，要找会员的地址也不方便，因而想照（革命方略）中的组织原则，建议会员分组设置组长肥盟书加以整理，并把会员严密组织起来。我先和卢信谈，卢说不好办。后来孙先生来了，我又和孙先生谈，请示可不可以这样组织起来。孙先生当即明白指示，说（革命方略）中分组联系不相串联的组织方法，只适用于内地，在海外华侨地区用不着这样做。又说：我们在海外的工作注要是宣传革命，筹备军晌，我们在海外捐钱，可以敲锣打鼓，公开宣传，不必保守秘密。他这样分别情况处理问题，十分使我信服。
那时在日本横滨有个同盟会同志叫林清泉，他在那边开设行口，代（自由新报》采办印刷器材，也代销宣传书刊。有一次，除运来印刷用的东西之外，还附有十几张弓来。我们知道这是锻炼身体用的，各人都拿一张来拉，由于没有学过，各人的拉法就自然不同。这时，恰好孙先生来，看见我们这样乱拉，就笑着接过弓来拉给我们看，教我们怎样站弓步，怎样左手张弓，右手拉弦，并解释说这样才可以练臂力腰力。在孙先生拉弓时，我们发现他束有一条特别阔的腰带，束得颇紧。我问其故，孙先生说，要束紧些才好练功，太松了就练不出腰力，而且到了中年，束紧些才不致肚子肥了。他既庄又谐，说得我们都笑了。从这些地方看来，孙先生是很注重锻炼身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