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2月某日，芝加哥某洗衣馆半掩着的门口。孙中山正欲进去宣传革命，猛不防里边冲出一位手持熨斗的华侨，指着孙中山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熨斗掷你！”孙中山诚恳地笑笑，点点头，到另一家华侨那里去了。
随行者很不理解。孙中山解释道：“没有什么，人家不了解革命道理，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
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2月间，孙中山先生由三藩市来到美国中部芝加哥城。他只一个人，没有携带什么行李，街道也不熟，先在芝加哥市区找了一家不引人注意的小旅店住下，就到唐人街华侨经办的上海酒楼去找梅光培。
梅光培当时担任上海酒楼的经理。那时我才16岁，正在芝加哥读书，居住上海酒楼内。孙中山来找梅光培的时候，恰好我呆在家里，一同见到孙中山先生。
梅光培和孙中山虽是广东同乡，但彼此素不相识。孙中山找梅光培，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那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到上海酒楼说明来意后，梅光培就迎接孙中山在内进工作室坐下，并邀请孙中山从小旅店移居上海酒楼。
从孙中山与梅光培的交谈中，我知道孙中山先生当时是由三藩市来芝加哥的。孙中山来芝加哥的目的有三个：首先是向芝加哥华侨筹款，准备在国内进行革命起义；其次是向芝加哥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建立同盟会组织。但孙中山先生当时对芝加哥华侨的情况很不熟悉，需要人帮他带路。那时上海酒楼自经理梅光培以下，大家都忙于应付业务，分身不开。只有我正放寒假，整天都空闲无事，对当地华侨情况又比较熟悉，于是梅光培就叫我带路。因此，我就有机会和孙中山先生作了多次的接触。
孙中山来芝城的前三年，保皇党首领康有为来过美国，在美国各地的华侨中间进行过宣传、组织活动。
1910年间，芝加哥华侨有30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姓梅，他们全都是台山人。其余为陈姓、李姓和余姓等。这些人在芝加哥市区开有几十家杂货店、几十间酒楼和数百间洗衣馆。
保皇党筹款的办法主要是带来很多清朝官员穿戴的袍褂靴帽，在华侨中卖官骛爵。据说三品官以下的爵位，他们都有权封赠。封赠官阶的大小，按你捐款的多寡来决定。那些在芝加哥开设有较大商店的几十个华侨老板，差不多都参加了保皇党。这些人在芝城华侨中，都是属于上层，他们手上都握有比较多的财产。他们参加保皇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希望有朝一日，康有为的保皇党在清朝掌握了大权，能够得到一官半职；一个是将来回国探亲时，可以穿起官袍顶戴，炫耀乡里。他们为了这些目的，拿出不少钱给保皇党，换取了清朝的官服靴帽。我亲眼看见芝加哥一些华侨大商店的老板，穿起清朝的官服袍、褂、靴、帽，耀武扬威地拍起照片来。
保皇党在芝加哥的机构组成以后，在芝城卡勒街三百多号一家华侨商店的二楼，悬起一块刻有“保皇党”三个大金字的招牌。保皇党在芝加哥的负责人叫梅恭柏，当时他年约40多岁，在芝城开有一间大酒店，招牌叫琼彩楼，比我们上海酒楼大有3倍，投资10万美元，所以芝城华侨平时不说琼彩楼大酒店，管它叫十万庄。这家华侨大酒店的股本是集资合办的，其中以梅恭柏的股本为最多，所以琼彩楼的经理就由梅恭怕担任。
由于保皇党的活动，孙中山先生在芝城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首先是芝城的华侨上层人物，不但不肯拿出一文钱，而且还攻击孙中山所宣传的革命道理是“车大炮”（粤语：吹牛）。华侨中层人物有些对孙中山之来，也很冷淡。他们对孙中山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道理，虽不表示反对，但思想上有顾虑，不敢出来支持，觉得清朝腐败虽然应该打倒，但推翻清朝这件事总是大逆不道，是“造反”，要是清朝打不倒，将来回到祖国，难免有生命之忧。能够接受孙中山的革命道理，支持孙中山的只有华侨下层群众。但是他们一天到晚忙于找生活，不能在经济上给孙中山以很大支持。
孙中山对这些情况，并没有感到意外。他每天都出去，几乎是挨家挨户地去找人谈革命道理。据我所知，孙中山当时所谈的内容，大体上都是说清王朝统治我们祖国200多年，到如今国势积弱，腐败无能，已到极端的程度，对外毫无抵抗能力，一败再败，割土让地，成为当今世界列强最容易欺侮的一个次殖民地国家；对内野蛮专横，丝毫谈不上民主自由。官吏如猛虎，贪婪成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以为生。因此我等必须起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富强的共和国。希望侨胞们支持，特别是从经济上支持革命事业。
听了孙中山的宣传鼓动，有些侨胞表示赞助，也拿出些少钱来支持，但不少人表示冷淡，有些听了之后，则嗤之以鼻，甚至予以嘲笑。有些则干脆拒绝孙中山去访问。当我陪孙中山挨家挨户去访问的时候，我看到不少商店侨胞，眼看孙中山行将走来，立即关起店门，给孙中山一个闭门羹。有一天上午，我们走到一家门扉半掩的洗衣馆门口，正准备举步进去访问，猛不防里面走出一个侨胞，一手拿着烫衣服的熨斗，一手指着孙中山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熨斗掷你！”孙中山一听，对那位侨胞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走向另外一家商店去了。当时我曾表示遗憾，说道：“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孙中山当时即安慰我说：“这些遭遇我早已预料到的，没有什么。人家不了解革命道理，责备两句是不足怪的！”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宣传鼓动工作是深入到侨胞下层的。他每到一家餐馆，都要到厨房去，和厨工们交谈，有时一谈就是大半天。他很重视侨胞的下层人物。有一次，大家谈论芝加哥华侨的情况，认为上层人物多数参加保皇党，对革命不感兴趣；下层人物为数最多，但经济情况一般较差，所处地位，多不受人重视，对革命事业，起不了多大作用。孙中山不同意这个看法，说：“不能用这种估计去看待下层的侨胞，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泥土下面，我们往往可以找到宝贝啊！”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生活非常朴素。他在这里的一切用费，都由我们负担。当他在我们上海酒楼住了两天后，觉得不大方便，想到外面去住，于是我们就给他介绍一间大的旅店，他谢绝了，认为太浪费。他多数在上海酒楼用膳，饮食不大讲究。我们有时候搞一两样好菜给他吃，他总是说不用这么好的菜，随便有点菜就可以了。他天天出去都是穿西装，打领带，我们华侨当中有些是穿唐装的。有一次，他对我们说：“我穿西装是不得已的。美国这个地方，不穿西装，就给人瞧不起，办事、找人都不方便。”
孙中山在生活上要求不高，但对革命工作却要求很严格。有一天下午，孙中山出外访问回来，在上海酒楼经理室坐着，我坐在他旁边。休息了一会，他和我谈天，我问孙中山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做生日的？”他温和而又严肃地答复我说：“革命还没有成功，谈不上生日；将来革命成功了，就天天都是生日啦！”孙中山的这几句话，因为是我在小时谈生日的时候说的，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孙中山不愿意公开行踪，因此他总是找一些不大惹人注目的住处。有一次，他在芝加哥一间旅店住着，感到不方便，就接受华侨萧雨滋的邀请，搬到萧家暂住。萧家住处很简陋，原本外人不大在意。孙中山搬进去住的时候，就告诉萧雨滋的家人，请他们不要把他的行止传开去，说外间一知道，新闻记者就会跟踪来访，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原想在萧家多住几天，不料萧雨滋的大儿子竟将他的行止泄漏出去，引起新闻记者的探访。孙中山先生当时十分生气，当着萧而滋的大儿子的面，责骂着说：“你这个孺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孙中山先生责备人。
孙中山在芝加哥期间，除外出访问，宣传革命外，多在住所撰写信件、文稿，和各方面联系。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来信，拆阅的时候，我和梅光培站在旁边，孙中山看了信之后，对我们说：“梁启超来信说他原可以和我们合作，只是他和康有为的关系太深，不能离开保皇党。”孙中山花在答复和处理信件的时间是很多的。
孙中山在芝加哥的用费，事前都是我们拿钱给他，但他往往把钱寄去香港作革命的经费。有一次，他要到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市镇去向华侨宣传募款。前两天，我们就拿旅费给他，但临要走的时候，他要我们给他买车票，说给他的旅费已寄去香港作革命经费，没有钱了，于是我们又再拿旅费给他。
保皇党在芝加哥的活动虽给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以很大阻碍，但仍有许多华侨投向革命事业，捐款支持，有些则加入了同盟会。
芝加哥华侨的捐款多由我们寄往同盟会香港机关部，收款人是一个化名。这些捐款都先后发有收据或发给公债券。公债券的票面有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数种。言明以后加倍归还，有些加几倍。捐款大家都用美元，归还时可以折成港币。我个人捐了几次款，当时我在读书，尚未做事，捐款不多，但前后也捐有好几百美元。我没有指望这些捐款将来能够还我，不料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我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居然得到通知还款，但那时我的捐款收据和公债券已遗失一些，只找到一部分。可是由于还款时完全按照当年的声明加倍或数倍奉还，所以我所存的收据和公债券虽不多，但前后收到的还款，也有港币好几千元。
当时孙中山和上海酒楼的侨胞来往最多，所以上海酒楼的侨胞受孙中山的革命影响最大，好多人都表示愿意参加同盟会。孙中山根据这个情况，就决定于正月十五日举行同盟会会员加盟仪式，正式成立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举行仪式的地址在上海酒楼二楼一间房内。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有上海酒楼的老板梅耀富、梅旭耀，经理梅光培，股东兼泰和杂货店负责人李柏、梅寿，上海酒楼洗盘碗的梅长就，招待员梅才、梅天宇，住居上海酒楼在芝加哥半工半读的梅斌林（即梅文杰）等，共10多位。
加盟的仪式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并由孙中山介绍加盟。加盟时要宣读誓词，誓词全文已记不得了，全文不很长，只记得后面有一句是“愿受纪律处分”。会上，孙中山先生还告诉会员们一些保密的联络暗号。记得其中有两句对话是：“你是哪里人？”“我是汉人。”“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中国物品。”又在与人握手时，不是手掌握手掌，而是用尾指交搭对方的尾指，然后手背靠在对方的手背得将食指在对方脉门点三下，只要这些暗语答对或动作做对了，就知道对方是同盟会会员。但我们这些同盟会会员在芝加哥活动的时候，很少用这些暗号。
同盟会芝加哥分会成立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筹款支援革命事业，其他的政治活动很少，对保皇党也没有展开斗争。但我们曾经捉弄过保皇党，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对挂在卡勒街一家商店的保皇党招牌感到很讨厌。有一天，我和一位姓方的同学商议，想把这块招牌去掉。我们商量之后，就大大方方地走到一家制造招牌的商店里，以翻新招牌为名，预付了钱，叫他们在星期天上午6时前把挂在那家商店的“保皇党”招牌取下来刷新。芝加哥习惯，翻新招牌是由承办店户派人去把招牌取下，然后拿回店中刷新，刷新以后，又派人送去给它挂上。芝加哥的商家店户，逢星期天总是迟些营业，因此我们要求那家制造招牌的老板，请他们在星期天上午6时以前把它取下。到那天，那块“保皇党”的招牌，果然一早就给取下来了。第二天，我们打电话给那家商店，声明那块招牌不要了，请他们不要送回来。这一来，保皇党的招牌就不翼而飞，群众议论纷纷。从那以后，芝加哥的保皇党便一直没有再挂招牌了。
梅耀富和梅旭耀等在芝加哥合资经营的餐馆有三间，除上海酒楼外，尚有聚英楼和会英楼两间。其中上海酒楼营业情况较差。那年秋天，上海酒楼就迁到美国东部底特律去，并把招牌改为中国酒楼，我也转学到底特律去。到冬天，孙中山先生又到底特律来。他来的目的，还是在筹款和宣传组织同盟会。他这次没有住在中国酒楼，而住在中国酒楼隔邻的一家旅店里，但每天仍在中国酒楼用膳。
当时底特律市的华侨只有百多人，他们经营的也都是酒楼、杂货店和洗衣馆。孙中山在这里的活动，和芝加哥一样，每天都访问华侨，宣传革命和筹款，最后在底特律成立同盟会分会。第一批加盟的有汤介眉、朱卓文、林光、林光汉、余逵、余栋、梁贺、梅义荣、林槐部和方神长等20多人，其中除汤介眉等数人外，其他均为中国酒楼的职工。举行加盟和成立同盟会分会的地址也是在中国酒楼，介绍和主盟的人也都是孙中山先生。底特律同盟会分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还和部分盟员合拍了一张相片，孙中山坐在正中，朱卓文和汤介眉分坐两旁，我蹲在前排。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在芝加哥活动的时间约三个星期，而他第一次在底特律活动的时间要短些，一共只有十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