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难成林。为壮大救国力量，孙中山一度想与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合作。但康、梁顽固地坚持改良保皇，反对革命，使合作成为泡影。
1898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命运。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间，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听说西太后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觎革职回家了，这明显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
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国的维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
孙中山默然不语，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显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廷大权，她在将翁同觎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还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
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9月18日，这是一个风雨之夜，谭嗣同悄悄潜人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勤王，对西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
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
但是没有想到，9月20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不能相见。”
日本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复。”
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复。”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
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山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1893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
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账。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理论，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个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便有些分歧，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来到康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的，连忙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超在屋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
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梁铁君等人，似乎正在闲谈。
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出现生机。”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王朝，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
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当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禁。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请你出面，与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皇思而甘愿亡国。”
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导人物。这时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康有为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个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副革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油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吗？”
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后的名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分子麦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启超正在渐渐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保皇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国，同时，以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织。梁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此行决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梁启超。
梁启超于1899年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有为的压力，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
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火，使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王朝腐败无能，没有力量保护本国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帮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人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10万元之多。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人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了。”康有为十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人和孙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兴中会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已经大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孙中山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时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地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破坏，他们为虎作怅，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镰，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的进攻，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党人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组织，大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保皇派进行斗争。
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