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万言的《上李鸿章书》，娓娓道出一套改良救国方案。对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李“中堂”不屑一顾，这犹如在孙中山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使他从改良的梦幻中清醒过来。
1894年1月底，孙中山悄悄回到了故乡翠亨村。
到家之后，他便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铺纸研墨，奋笔疾书，做起文章来。
孙中山是要上书李鸿章。
原来，在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聚会，讨论救国的方法。大多数人鉴于“外患之日起”，主张“治标”，“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与众多人的意见不同，孙中山主张“治本”，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连日讨论，最后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主张。
虽说孙中山主张“驱除鞑虏”以救国，但在他的头脑里，却也存在着不妨先维新改良的愿望。
孙中山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物色到的革命同志仅10人左右。在这有限的几个人当中，除了程奎光、程壁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余的都是些白面书生。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孙中山不禁自问，仅靠这几个手无寸铁的秀才，造反能成功吗？能够迅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于是孙中山想到，倘若朝廷中有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首肯并实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也未尝不是挽救贫弱中国的一条好途径。就像一个人生了大毒疮，治疗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开刀割除，剔秽去腐；一种是投以药石，使它自行排脓，长出新肌。前一种办法干脆彻底，但代价很大。后一种办法效果虽然慢一些，但较为稳妥。毒疮终究是要排除的，在动刀之前，为什么不投以药石治一治？如果证明药石无效，再动刀切除也为时不晚。
那么，朝廷中谁是那既识时务又掌握大权的人呢？孙中山略一思索，“李鸿章”三个字浮现在他的脑中。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朝中手握重权的汉族大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海军几十年；对教育又热心，是自己就读过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对人才也是赏识的，他曾经同意自己上京候缺。记得在西医书院的毕业典礼上，康德黎博士热情称赞李鸿章是‘中国之俾斯麦”。
想到这里，孙中山的眼睛不禁一亮：俾斯麦，是普鲁士王国的首相。他推行“铁血政策”，先后发动多次战争统一了德国。在出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他又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如果李鸿章真是这样一个有志于国家强盛的俾斯麦式的铁腕人物，对于多灾多难、贫弱不堪的中国来说，那将是多大的一件幸事啊！
孙中山于是打定主意，给李鸿章上书。说不定这个“俾斯麦”能采纳自己的意见，玉成己志，贫弱的中国或许就有救了。
主意已定，孙中山什么人也没告诉，就悄悄地回家了。他要把自己的主张、见解好好整理一番，要写出一份有分量的国事陈情书来。夜已深了，翠亨村的人们早已人睡，家人也都已安歇，孙中山却仍然坐在铜质煤油灯前，一边思考，一边不停地写着。
“……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
写到这里，孙中山手中的笔不觉停了下来。“在于什么呢？”他苦苦地思索着，多少往事一齐涌上心头。
一天，孙中山给一位穷困潦倒的秀才看病。闲聊之中，孙中山感觉到那位秀才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不但国学很好，博古通今，而且涉猎极广，天文地理都懂。孙中山甚是钦佩，但心中又觉奇怪，“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呢？”于是问道：
“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处境怎么又这样窘迫呢？”
秀才满脸的无奈表情，他苦笑一声，愤愤说道：“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先生见到的是我一个，其实，比我有才华而潦倒的人，何止成百成千！”
孙中山确实不大明白，他瞪大眼睛，再问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秀才深深叹了口气，缓缓答道，“是因为人不能尽其才。这样的不正常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像古代的屈原、贾谊、杜甫，既有才学又有抱负，可有谁真正能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才能呢？到了今天，这现象就更为严重了。”
孙中山听了，感触甚深。
想起这件事，孙中山激动得热血沸腾，“这种埋没人才的现象不改变，国家如何能强盛？”他觉得房间的空气像要凝固了一般，就站起身，走到窗子前，双手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来，使孙中山感到舒服了许多。他从窗口往外眺望，外面是灰蒙蒙的一片，只看见几棵衰败而苍老的树影，在深夜的风中瑟瑟颤抖。在树影的后面，被黑暗所笼罩着的，孙中山知道，那是他辛勤劳作过的土地。
说起那土地，孙中山又想起了一件事。
一天，孙中山在家休息，应邀到邻村出诊。他出得门来，走在田间的小道上，看见好些土地野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他联想到官府苛捐杂税，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只能在痛苦中苦苦度日。他心里十分难受：多好的土地啊！为什么要撂荒呢？怎样才能不荒芜，多打粮食，让人们能吃饱一点呢？
孙中山边看边想，低着脑袋，信步走去，不知怎的，他竟不知不觉转回了家中。家人一见，便问：“你给人看病，这么快就回来了？”
“啊？我还没去哩。”孙中山像从梦中醒来，连忙稳住心绪，往邻村赶去。
有一次，孙中山打算从韶关坐船到英德去，因为错过了开船的时间，只好去搭货船。从韶关到英德，通常的船费是五六钱银子。孙中山为了赶时间，愿意出二两银子，可即使这样，那些船夫仍不肯让孙中山搭乘。因为他们害怕载了旅客，河道上的水警会强收贿赂，甚至扣留船只，任凭孙中山如何恳求，也不敢答应。到最后，无可奈何的孙中山只好假说自己是英德知县的亲信，可以保证免受水警的勒索。
这时，一位船主立即表示，只要孙中山给四两银子，就愿意让他搭船。孙中山这才上了船，虽然他赶路的要求实现了，焦急心情暂时平静了，但是随之却激发起他对国家的一种更为灼热的焦急之情。他坐在船头，感慨不已：过省有关，越境有卡，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怨毒，货物不畅，中国怎能富得起来？假如中国效法西方国家，关卡无阻碍，保商有善法，多建造轮船、铁路，那么，货畅其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家如何不强盛？
想到这里，孙中山许多模糊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逐渐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他兴奋无比，连忙回到桌前坐下，重新坐在椅子上。他提起毛笔，饱蘸浓墨，略一沉吟，飞快地接在后面写了下去：
“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廓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船利炮坚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经过十多天的闭门写作，凝神推敲，一篇长达万言的《上李鸿章书》完成了。
孙中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顿觉轻松。
孙中山在家一门心思撰写《上李鸿章书》，却急坏了他的朋友陈少白。
孙中山回家后，药店的事务全由伙计管理。那伙计等了几天，不见孙中山回来，不知如何把药店维持下去，就给当时在香港的陈少白捎了个信，说“孙医生失踪了，药局开销很难，收人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请即来药店帮忙”。
陈少白接到信，立刻赶到广州，果然不见孙中山的影子。于是就留了下来，替孙中山维持店里的事务。
可是一连等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一点孙中山的消息。陈少白也不禁着急起来，孙中山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到了十六天头上，孙中山突然出现在药店门口。陈少白一见，又喜又怨，没好气地问道：
“这么多天，你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把我都给急死了！”
孙中山满脸笑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我问你，这些天你到底干什么去了？”陈少白似乎怨气未消，非要问个明白不可。
孙中山一扬手里的纸卷，高兴地说：“写这个去了。”说着，他打开纸卷，递给陈少白。
“你看看，帮我修改修改。”
陈少白接过纸卷，一眼扫去，“上李鸿章书”几个大字赫然映人眼帘。他抬头看看自己的朋友，一丝敬佩从心底升起。
陈少白也不再说什么，拿起《上李鸿章书》就进了房里，认真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他不禁深深地为孙中山的见解所折服，心情也越来越激动，甚至大声叫起好来。
陈少白对《上李鸿章书》作了点文字改动，又读了一遍，便怀着兴奋与满意的心清出来同孙中山说：“我们应该尽快把这篇东西送到中堂大人手里。”
“是啊，是要快一点，越快越好。”孙中山对陈少白的建议深表赞同。
但是，要会晤李鸿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又都不是官场中人。因此，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上书计划，孙中山不得不四处找人，疏通障碍，走起了迂回求见的道路。
孙中山了解到前任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和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熟识，就请魏恒给盛宙怀写信，再请盛宙怀写信，介绍往见盛宣怀，然后，再由盛宣怀介绍会晤李鸿章。盛宣怀1870年人李鸿章幕，深受李鸿章信任。孙中山估计，如果能得到盛宣怀的推荐，会晤李鸿章应该不成问题。
孙中山按照计划，立即行动起来。他先去求见魏恒，又拿着魏恒的信求见盛宙怀；盛宙怀也不推辞，即为孙中山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信，并且将魏恒的信一同附上。
1894年2月，孙中山和陆皓东从广州乘轮船，一同前往上海。孙中山之所以请陆皓东与自己同行，一方面因为陆皓东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方面则是因为陆皓东对上海较熟。他们还要在上海找些熟人泻些引荐信，然后再去天津会见李鸿章。
孙中山和陆皓东到达上海之后，立即去拜访了郑观应、王韬，请他们协助引见。
王韬原是太平天国的状元，在当时很有声名，曾创办香港《循环日报》，又是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他一向重视洋务，主张改良。王韬十分赏识孙中山，亲自执笔为《上李鸿章书》润色。然后，他给李鸿章幕下一个相识的管文案的老夫子罗本禄写了介绍信，想通过罗的帮忙让李鸿章会晤孙中山。
郑观应与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是中国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这两人都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影响。孙中山之所以有改良救国的愿望，不惮周折上书李鸿章，与他们两人的影响不无直接关系。
现在，孙中山又带着他的《上李鸿章书》来见郑观应。郑观应一看，欣喜之至。立刻提笔给老朋友盛宣怀写了封介绍信，信中的言辞十分恳切朴实，对孙中山的赞誉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
孙中山、陆皓东告别郑观应，搭上了去天津的轮船。孙中山的衣襟里揣着好几封介绍信，心里热乎乎的。迂回求见的道路看来十分顺利，求其帮忙的几个人都热心引荐，这不禁使孙中山对必能见到李鸿章充满了信心。
轮船在大海上上下颠簸，它虽然行进得很慢，但是，却是在一步一步靠近目的地。坐在船舱里，孙中山的头脑里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会晤李鸿章的情景，一遍又一遍地温习要向李鸿章说的话；又设想，如果李鸿章拒绝自己的建议，该如何为自己申辩，该如何去说服李鸿章接纳自己的意见。
孙中山一面想着，一面又不时地与陆皓东说上几句。陆皓东也十分兴奋，不断地为孙中山出主意想办法，商量着求见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就这样，他们竟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天津。
第二天，孙中山和陆皓东便见到了盛宣怀。当时，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他很客气地接见了孙中山和陆皓东。孙中山先拿出几封介绍信，交给盛宣怀。盛宣怀读过，对孙中山很有好感，就要拜读《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忙把自己的手稿递了上去，盛宣怀读着读着，不禁赞叹道：“好，说得好！”
于是，盛宣怀在信封上批上时间和“孙医士事”的字样，热情介绍孙中山去见李鸿章。
紧接着，孙中山又去找了罗本禄，呈上王韬的介绍信。罗本禄让孙中山回去等着，他将立即向中堂大人呈报。请孙中山过两天再来听回音。
孙中山到达天津的时间，是1894年的6月。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在芦台督师练兵。先是盛宣怀向他报告了孙中山求见的事，并请求中堂大人接见孙中山。
李鸿章把眉头一皱，问道：“孙逸仙是个什么人啊？”
“是个二十多岁的医生。”盛宣怀回答。
李鸿章冷笑一声，说：“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真是天大的笑话！”
盛宣怀忙说：“孙医士写的陈情书我看过，确实很有见解。”
李鸿章却有些不耐烦了：“我现在哪有时间来见他。以后再说吧。”
然后是罗本禄呈上了孙中山的陈情书。李鸿章既已知道这事，也不看孙中山写的是什么，就交待罗本禄：“这事先搁着，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
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去讨回音，罗本禄把李鸿章的答复告诉他们。
孙中山一听，简直惊呆了。他失望之极，就像一盆冷水从头灌下，浑身上下一片冰凉。
而这冰凉，倒促使孙中山从改良的梦想中清醒过来。
孙中山求见李鸿章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对孙中山是个极大的打击。但这又是值得庆幸的，它使孙中山对改良救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