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六六年八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用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便声言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国共产党“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他干脆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一九二三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据李达自述，原因有三：
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二、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员”。
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因此，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确实在一九二三年秋。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九二六年六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八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此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
一九三○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三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
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他称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
一九四八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国共产党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那是一封用暗语写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王元慎：《此身莫向沟中殒——李达与毛泽东》，《中华英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代称。毛泽东仍记挂着这位“本公司发起人”。
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离开长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达天津，终于在五月十四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
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结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
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那位“理论权威”康生，深知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八年，康生来到武汉大学时，拉着李达的手，甜蜜蜜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却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宣称：
“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
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于是，李达变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残而死。
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为李达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