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在一片黧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了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二十六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行。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七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飞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十一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他的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十月三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在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四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一九二七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一九三二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四○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还是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汉奸罪行辩解，写下洋洋六万余言、四十七页的自白书。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二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二时二十三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侷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四月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六月三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那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