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一九二○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一九八○年第四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一九二○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一句，可断定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去年年底(引者注：即一九二○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华通讯社……”“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B同志”是谁呢?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оитинскии。因此，“B同志”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简称。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一九二○年四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一九二○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后来，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引者注：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前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俄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维经斯基没有写及和他一起访问孙中山的“我们”包括哪些人，陈独秀是否与他一起拜访孙中山。不过，翻译杨明斋在场，那是很可能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他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一九二一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张国焘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
张国焘称维经斯基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这个评价倒是颇为恰当的。
张国焘还忆及维经斯基离华时的情景：“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