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四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
四月下旬，浑身水湿的一列客车驶入上海站。不论是维经斯基夫妇，还是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都不习惯于上海潮湿的雨天。他们登上黄包车，把车前的油布挡得严严实实的。与他们同来的朝鲜人安氏，也雇了一辆黄包车。
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他在北京时，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拉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力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着“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歇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月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一个字组成的。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客房里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气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杨明斋安顿好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春雨潇潇。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两位客人出现在渔阳里二号的客堂间，陈独秀关紧了大门。“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似乎双方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雨渐渐住了。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七一六号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该址于三十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苏俄《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距。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六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