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河山，众多的人口。中国，中国，一八四○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然而，中国仍在浑浑噩噩地沉睡着。
十九世纪法国统帅拿破仑有句关于中国的命运的话倒是千真万确：中国是东方的睡狮，一旦苏醒过来，它将是无可匹敌的!当二十世纪的曙光照耀在东方睡狮身上，漫漫长夜终于渐渐过去。这时，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此人名叫马克思，也被译为“马客士”、“马客偲”、“麦喀士”。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的，是一八九九年二月(己亥正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所载《大同学》第一章最近又有人考证，说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一八九八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译本，译者胡贻谷。但迄今未找到一八九八年原版本。“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虽然此处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但毕竟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中国读者。紧接着，一八九九年四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则称“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一回，把马克思的国籍说对了，而“主于资本者”是指致力于“资本”的研究。到了一九○二年，广有影响的《新民丛报》也介绍了马克思。《新民丛报》的主笔，乃是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赫赫有名的清末举人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及：“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样，长着络腮大胡子的马克思，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其实，早在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逝世前，他已是欧洲名震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过了四年——一九○九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被用方块汉字印了出来(尽管只是摘译，不是全文)。那是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内中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这样，“共产党”这一崭新的名词，也就传入中国了。共产党——“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的新名词。当时，他们在英国伦敦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这个纲领最初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在起草过程中改为《共产党宣言》——尽管此时建立的组织仍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后来遭到严重破坏，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宣告解散。
此后欧洲、美洲各国成立的工人政党，大都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命名，不叫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所创建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来，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蜕化，背叛了无产阶级。经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那些已经蜕变的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个用“共产党”命名的无产阶级政党。
受列宁影响，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也有个别仍叫社会民主党的)。正因为这样，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
把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ｅ”译成“公社”、“工团”，因此“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似乎怎么也不会译成“共产党”。不过，朱执信是从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的。在日文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译为“共产党”。这样，也就移到中文里来了。当时的《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译名词“共产党”也就很自然了。
一九一二年，《新世界》也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迄今，仍可以从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海同盟会“激烈派”主办的《民权报》上，查到这么一则启事：“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这则启事是谁登的，是谁在呼吁组织“中国共产党”，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这可算是呼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当然，政党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年月，还不是建立共产党的时候。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倒是颇为妥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七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三天之后——十一月十日，上海由叶楚伧、邵力子主编的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当即登出醒目大字新闻标题：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报道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主谋者为里林氏”。“里林”何人?哦，“Ｌｅｎｉｎ”，列宁!《时报》、《申报》、《晨钟报》也作了报道。十一月十一日，《民国日报》刊登《俄国大政变之情形》，详细报道了十月革命的经过。于是，“里林”、“里宁”、“李宁”(均为列宁)成为中国报刊上的新闻人物。《劳动》杂志还刊载《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身为《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辑的邵力子，在一九一八年元旦发表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这位邵力子，乃清末举人。人们往往只记得他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其实，他早年激进，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为“里林”的胜利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上海，也震动了古都北京。一位身材魁梧、留着浓密八字胡的北京大学教师，那观察问题的目光要比邵力子锐利、深邃得多。他以为，俄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尔格斯学说”。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着手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好多位教授与他共同探讨“马尔格斯学说”的真谛。北京的警察局正在那里起劲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听说北京大学有人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嗅觉异常灵敏的密探也就跟踪而至。“不许传播过激主义!”密探瞪圆双目，对那位八字胡先生发出了声色俱厉的警告。“先生，请问你知道什么是‘马尔格斯学说’吗?”那位图书馆主任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冷冷地问道。
密探瞠目以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只得强词夺理道：“管他什么‘马尔格斯学说’，反正不是好东西!”“先生之言错矣!马尔格斯是世界上顶顶大名的人口学者。‘马尔格斯学说’，是研究人口论，与政治无关，与‘过激主义’无关!”图书馆主任如此这般解释道。
这时，另几位教授也大谈起“马尔格斯人口论”是怎么回事。密探弄不清楚什么“马尔格斯”、“马尔萨斯”，只得悻悻而去。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钊，字守常，乃中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那时，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马客士”，但是，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却称“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为的是令人误以为是“马尔萨斯学说研究会”，避开警方的注意。
李大钊非等闲之辈。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氏，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六年，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读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九二○年七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外人以为他大约是位精熟图书管理的人物，其实，他一连九年学习法政，他的专长是政治学。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尔格斯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他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成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登上讲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他又奋笔写下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亦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刻的评价：“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起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地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Ｌｅｎｉｎ）的功业；是列卜涅西（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的功业，是马客士（Ｍａｒｘ）的功业。“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即马克思。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