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全国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要把这些项目搞完还要投资1650多亿元，要干3年多时间，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次“跃进”，除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在建设上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的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其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全面告急，危机四伏。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是继续搞“两个凡是”；还是恢复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墨守陈规、徘徊前进还是加紧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样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面。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的议题是，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下一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再讨论三个问题：（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议题都局限于经济领域，核心是讨论如何采取一些措施实现“大干快上”。
从这些议题看，当时华国锋考虑的，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会议原定只开半个月。应该说，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讨论的。但是，重大政治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解决定安团结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能有效地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因此，有些老干部提出要讨论历史上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会上出现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况。这天，在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中，在党内有崇高声望的陈云，作了一个似乎有些“离题”的发言。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本来宣布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却谈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要求中央解决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干部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与会议主持者的意愿相比较，陈云的发言确乎是“离题”了。这样的“离题”当然是经过他认真的考虑的，是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是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的。
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将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打下基础，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因此，虽然华国锋在11月13日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当天起转入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说明，但大家的发言都纷纷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一种在中央会议上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精神。经过陈云及一批老干部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中央领导核心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