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准了的事，不避风险也要说。陈云提出为渡过困难
需要“分田到户”，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冷遇工业调整有办法了，农业调整也需要想办法。农业生产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陈云给予农业问题以极大关注。粮食危机的救急办法只可应付一时，要走出困境，还是要想办法增加粮食产量。
前几年粮食减产，到底是什么原因？谁都不敢找“大跃进”的问题，就归因于自然灾害。陈云不同意这种说法。1961年刚重新工作，他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人说去年因灾减产1200亿斤，我不信。李先念说是500亿斤，我计算顶多360亿斤。我跑了几个省，印象是北方几个省主要是因灾减产，而浙江、江苏、广东则不是，浙江农民就不承认有灾。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看法肯定会有人抵制。因此，陈云最初考虑较多的，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农业生产遭破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农业生产力实际，在生产关系上冒进，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能不赶快解决。陈云一直认为，搞好粮食生产，首要的是解决政策问题。1961年5月，陈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为了掌握来自农村的第一手的材料，陈云带着一个调查组，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回到故乡上海青浦县，在小蒸公社住了15天，进行农村调查，亲眼看到了农村的情况，亲耳听到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呼声。那时候基层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来了，就搞些布置，掩过饰非，只让领导看好的一面，隐瞒真实情况。陈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工作组中有两个成员也参加那时的工作，农民知道他们，敢于讲话，使他们了解到了农村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里，陈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他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4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3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几年困难局势的时候，提出不能到处照搬缺点错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有人说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这次调查中了解到的问题，也突出反映出农业集体经营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如干部特殊化、作物安排、生产组织），以及农民个体经营方面的一些优势（如养猪、自留地）。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陈云更进一步的思考：在这样困难的时期，能否想办法尽可能发挥一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以发展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呢？
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后，陈云提出全党都要研究农业问题，他首先就带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他到杭州、上海休养，还在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他对当时安徽等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非常感兴趣。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休养，又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非常重视，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又送来他在湖南搞调查的报告，那里农民对这个办法也有强烈愿望，他们得出类似结论。陈云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但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后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毛泽东对此持否定态度，陈云打算就此问题向他直接陈述。他把这个打算给一些领导干部讲了，他们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然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
但陈云看准了的事情，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