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说，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
除了寻找各种应急的办法外，陈云还在思考着落实调整方针、让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各种办法。
当时，“大跃进”难以为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面对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对经济建设方针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调整方针落实不下去，工作十分被动，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陈云也出了很多主意，如卖高价糖果、点心、炒肉片，搞出口基地保证出口争取外汇，等等，虽然在改善市场供应、回笼货币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解决全局性的问题，仅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陈云对此评价很高。2月8日，陈云在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在这次会上，陈云把自己一段时间来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认为，困难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
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第四个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第五个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看清了困难形势，有利于对症下药，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提出，要把10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恢复阶段的时间，陈云考虑，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5年。
陈云提出把10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5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地准确。
在这个讲话中，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继续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在保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的基础上，采取卖高价点心、糖果等措施，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打击投机；增供大豆、多造海船增加水产供应等，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用增加对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的口粮供应、增加化肥和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等办法，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针对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陈云要求计划机关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陈云说，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