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创伤未愈战火又烧到家门口，以积贫积弱的国力，既要支撑与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要稳定市场，为应对艰巨的挑战陈云昼夜操劳，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
就在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时候，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军朝鲜。
一边是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一边是历经连年战争后百废待兴、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两国发生直接碰撞，中国只有动员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争取胜利。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到２７日举行的第二次会国财政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用陈云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决定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作为中财委主任领导着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最直接地面对这一问题。他对此作了极其周密细致的考虑。在这个会上，陈云提出了自己的局势发展的判断和对财经方针的决策。
陈云主张，要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会一事无成。
他当时分析，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一国卷入战争。
显然，如果估计为第三种，那就是一种全面战争状态。财经工作必须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战争，一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谈不上。如果估计为第一种或第二种，战争将局限于朝鲜境内，国内可能遭到敌人轰炸，但不会受到直接的攻击。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这样，财经工作就可以考虑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
陈云提出：国家财经工作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他说：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陈云提出，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
经过讨论，会议接受陈云的意见，确定了１９５１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实行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这个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后，中央基本上同意。
经过这样周密地考虑以后，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并为这一方针的实现作出了明确部署。但执行中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判断形势、确定方针。
在应付战争情况下保持市场稳定，包括陈云在内的财经工作部门干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来。陈云曾说：“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 浩大的财政开支，怎么样尽可能省下来一些。为了保证支出，怎么样能够多收上来一些税。陈云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前方的战事和国内市场的动向，日夜操持着经济工作，以至于常常紧张得睡不着觉。
志愿军入朝后，经过五次战役，到１９５１年形势开始明朗化，达到了陈云当初设想的最好的情况：邻境战争，国内平安。这样，财经工作方针运用起来有了比设想中的国内被炸情况现宽松的环境。
毛泽东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给财经部门提出了建设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作“三边”的财经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除了应付战争，稳定市场，国内要准备并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哪一头都要捡起来，“鱼与熊掌得兼”。
由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邻境进行的局部战争，制定了“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财经工作创造了战争条件下保持市场稳定的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52.6亿元，比1950年猛增24.6亿元。3年中，国家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其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而国内市场却在战争条件下保持了稳定。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同年12月下降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财经工作在支持了战争的同时，稳定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因此而中断经济恢复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作好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