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敌人的封锁轰炸，内有投机资本的猖狂挑战。
陈云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筹建财经统帅部，谋划迎战部署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等地，平津震动。天津综合物价指数，5月中旬比3月份上涨1.2倍。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一次物价风波。
陈云5月10日赶到北京，11日就参加中央军委在香山召开的财经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以及天津、唐山和不久后解放的上海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
当时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广大的农村，也就掌握了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生产物资。而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又掌握了干预市场的必要物资力量。人民政权疏通粮食运输，在国营贸易公司之下分别建立粮食、花纱布、百货、山货等专业公司，并在平津建立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和零售店，直接供货，平抑物价。此外，还设法吸引游资，开办“折实储蓄”，吸收存款。到5月中旬才使物价涨风平息下来。
“安下地盘”的工作，陈云很快就干出了眉目。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中财委正式成立。14日，在中财委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他诙谐地表示：我在陕甘宁边区搞过“小摊摊”，现在是搞全国的“大买卖”。
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给陈云留下太多时间来从容部署。陈云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物价必须稳定，并且要及早稳定。物价早稳定一天，全国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物价上涨、币值下跌，吃亏最大的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工人及军政人员。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共产党，他们还透过经济看，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
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陈云一边“安地盘”，一边率领这个财经司令部，与投机资本为争夺市场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5月27日，上海解放。江浙地区势力强大的投机资本立刻向人民政权展开了挑战。
照一般常规来说，大型工商业城市一旦解放，应该能比农村和中小城市容纳更多的人民币，物价应该更容易稳定。但在上海偏偏就遇上怪事，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
经过调查和分析，人民币被顶在上海大门外的原因就是投机势力作祟。过去通货膨胀厉害的时候，人们都抢购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外币（即所谓“黄白绿”）以保值。现在人民币大量进入市场，投机分子利用人们对长期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哄抬金银、外币的价格，阻挠人民币占领市场，拉动物价上扬。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月8日，陈云签发中财委复华东财委电，决定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同意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投机资本的大本营被抄，元气大伤。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中财委6月8日致华东财委的电报中，在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1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在与投机资本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借助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人民政权取得了胜利。这场战斗，人们称之为“银元之战”。
但投机资本势力强大，这次并没有伤其根本，他们很快将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物价猛涨浪潮。
物价风潮引起市场急剧动荡，人心惶惶不安，也严重影响到军事行动。正在紧张筹备向大西南进军的邓小平，不得不亲赴北平，向中央求援。他报告说：上海煤粮两荒，情况严重，因学校多，又接收旧人员15万，开支甚大，工厂缺乏，运输费昂贵，开工困难。请求将上海厂校和人员向外地疏散，并请各解放区支援粮食等物资。
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及财政开支等问题，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克服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财经困难问题。
处在物价风潮中心的华东局，在给中财委的电报中，还急不可耐地请陈云提前到上海筹备和主持会议。鉴于上海形势紧张，7月12日，陈云主持了中财委成立会议，19日就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陈云不顾一路风尘，抓紧时间对上海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坐镇上海，现场指挥对投机资本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