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9日，陈云同罗荣桓等顶风冒雪，从北平坐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战友。
当时，三大战役已结束，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被分割的各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等已经在筹划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政权。而革命战争中各解放区财经分散管理的状况，显然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为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拟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机构的首长，实际上是新中国财经统帅，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由陈云担任，得到毛泽东首肯。陈云在中共七大提出不要打烂旧机器，使毛泽东顿生党内需要财经专家的感慨，对陈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亲自找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谈话，让他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当陈云的助手。
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陈云从沈阳赶赴北平，与身处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方面领导人商议后勤供应等问题。2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他们告诉陈云，“请陈偕罗同来一叙”。
到西柏坡后，陈云立即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和东北局的工作，并同他们彻夜长谈。周恩来通知陈云，中央决定由他挂帅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要他回东北后，把工作交接一下，尽快来中央。
这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陈云首先迎来的，就是后来被称作建国初财经工作“三大战役”之一的严重斗争：稳定物价。
物价猛涨，人心惶惶。陈云临阵受命：安下地盘试一试,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名副其实是一付经济“烂摊子”。 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给全国人民造成约150亿银元的损失。
恶性通货膨胀使纸币信用完全破产，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抢购商品，或纷纷将手头纸币换成金银、美钞。农村里则干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
市场动荡使正当经营的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经济上的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投机资本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当时的说法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恶化了正常的工商业经营环境，却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官僚资本倚仗特权投机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进行投机追逐暴利，就是少数仍在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投机。投机加剧了市场动荡。
投机资本就如同吸食腐尸的乌鸦，在这种极端混乱的财政经济中迅速壮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曾说：“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
但是，从投机资本争夺市场控制权，稳定物价，又谈何容易！
1949年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
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靠发票子。
这样一来，投机资本就有了可趁之机，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价风波，促使物价在很短时期内暴涨，使群众产生极其严重的恐慌心理，从而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影响到前线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正当工商业经营活动。
在财政收支暂时还不能平衡，生产尚未恢复的情况下，能不能战胜投机资本的破坏，使物价根据通货增加情况逐渐上涨而不是猛涨，这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其财经领导人的严重考验。共产党能对付得了投机资本吗？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有的甚至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０分。”
陈云受命后，迅即返回东北，安排有关工作。考虑到去中央后难再回来，他还抓紧时间到东北各厂矿视察，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东北经济情况。这一忙，时间又过去了3个月，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他也无暇参加。
在这期间，市场持续波动引起群众恐慌、工商业叫苦，军队后勤保障又是千头万绪、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多次致电陈云，催他速来。
中央已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于3月25日进驻北平。5月9日，陈云急赴北平。陈云受命入关的时候，有人问他进关后准备怎么办，他平静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