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的是，饭田实和其他人成功扑灭美国燃烧弹的事例使掌权者们确信：“我们根本不用害怕燃烧弹。”——— 一部政府的宣传影片中进行了这样的断言。
但那些心思细密的人们并不相信这种话，他们知道东京就是一个巨大火药桶。在它的混凝土办公楼和煤灰覆盖的工厂区周围200多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挤满了用木头和纸搭成的房子，大多数房子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这些房子的木制地板上铺着厚厚的草席，外墙是抹着 灰泥的薄木板造成的，门窗和灯都是半透明的纸。居民们做饭用的是炭或者通过浅浅的管道输送的煤气，照明用的则是煤油灯或是电线耐性很差的电灯。
因此，一个偶然的火花，对于东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而且对所有以木质结构为主要房屋构成的日本城市来说都是如此。当隆冬时节的大风将做饭的炭火吹得四处飞散，或者将纸灯笼吹落在地的时候，经常发生巨大的火灾。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东京和横滨曾经因地震而发生了三次全城性大火灾。1923年9月1日，一场由地震引起的大火烧光了半个东京，烧死了10万人。
东京扑救大火的装备情况糟糕得可怕。它的市政消防部门的设备极少，而且其中的大多数要么过于陈旧，要么不合标准。此外，由于维护人员被征去进行军事服务，有至少20%的消防车一直无法使用，等待维修。而在那些只注重军事性纪律的官员的领导下，消防员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队列操练上，而不是用于消防训练。
说到底，日本的城市是根本无法防御大规模的燃烧弹袭击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敌人挡在攻击线之外，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还是信心十足的。这第一次空袭很显然是来自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实际上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从“大黄蜂”号航母上发起的），因为日本在1941年12月对菲律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空中力量的打击中，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能将日本纳入轰炸范围的陆上基地。而且日本还计划用一次海战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及其他残余力量，这一计划已在进行中。
这场大海战八个星期后在中途岛附近进行，但其并没有能够摧毁美国的舰队。尽管杜里特尔的空袭难以再次进行，美国正在建造新一级别的轰炸机，即B-29型，它的轰炸范围十分远。在它投入部署之前，日本没有再受到空袭。这并没有使日本后方在1942年4月那场恼人的空袭中失去的信心得到一点恢复，没有一个人存在这样的幻想，在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受到的来自空袭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会比其他任何国家少一点点。
由于杜里特尔空袭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东条英机首相确实敦促要改善空袭的预防措施，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单个居民用街道协会组织起来，这是日本一直沿用的灭火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属下的10到12座房屋进行强化检查，无所不管的邻组要保证每一家都备有沙子、成缸的储水、水桶、铁锹以及扫帚，还要保证居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对付燃烧弹。街道协会领导进行灭火演习，并且加强了灯火管制。要求向所有的居民都发一个“必胜的防空誓言”，在其中他们立誓“绝不自行其是”，而是要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居住区。1943年以后，新的全国防空法律禁止从事关键性工作的工人在空袭期间离开城市。
在街道协会和政府命令的督促下，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在自家的庭院中挖掘防控掩体，他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刚一在这些浅洞上铺上盖板，马上就在板上堆上泥土，种上花卉和蔬菜以美化这些丑陋的突出物。
在灯火管制期间，防空洞的顶部通常变成一个栖身处而非掩体。没有人介意下到很快就积满了地下水的又冷又湿的坑里，然而政府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人留在地面上，观察是否有燃烧弹落下，并且召集人手扑灭它们或者在火势蔓延时找人进行扑救。
市政府下令在商业中心挖掘防空壕，给那些在购物时遭到空袭的人们提供掩护。但这些新掩体几乎马上就引起了意外事故和连天的抱怨，人们在灯火管制时或者在从附近的酒馆回家的路上摔了进去，跌断了手脚，或者磕破了头。人们对于那些排列在街道两边，贮满消防用水的大缸也怨声载道，因为里面的死水里滋生出许多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