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拼命地寻找人来替代那些被征入伍的工人们的位置。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那些生产非必需商品的工厂和商店都被关闭了。劳工政策最终变成了一个鼓励和强制掺杂的奇特混合体。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如许诺给予额外的口粮，增加报酬，以及每月三升酒等，来鼓励男子们自愿从事那些困难但重要的工作，如下矿采煤及码头装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一个劳工征调的制度，主要是胁迫人们“自愿”地工作。
所有年龄在16至4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求进行战时产业的政府登记。到了1944年初，登记的范围扩大到了从12岁到59岁所有的男性。实际上，只有大约150万男子收到了关于劳工服务的那张可怕的白色通知，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迅速在本地的工厂寻找了一份工作，通过这种方法，躲开了可能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兵工厂的厄运。
尽管妇女们并没有受到征调，但她们也陷于无休无止的自愿劳动的压力之下。对于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兵工厂里的劳动实在是太繁重了，而且条件还在不断恶化。休息日缩减到了每月三天，日工作时间被延长到了12个小时，然后又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变成了由雇主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一直工作到定量完成才能下班。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就把睡觉的垫子往离流水线仅几英尺远的地板上一铺了事。
繁重的工作，单调的生活以及严苛的管制使中本广子几乎无法忍受。她是一位女中学生，在广岛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她回忆道：“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疲惫地走到餐厅里去吃晚饭。晚饭就是一碗稀薄滚热的清汤，中间通常漂着一根面条，碗底上还躺着几颗黄豆。我们会狼吞虎咽地把它喝完，然后返回工厂工作。
随着冬天的到来，中本广子和她的工友就得冒着严寒工作，因为根本没有燃料来取暖，“终于有几个空的汽油桶被拿进来，里面烧着小块的木炭，看着这些小炭块在闪闪发光，闻着烟的味道，我们觉得暖和多了。”
“晚上11点，我们回到宿舍，我们被要求安静地上床睡觉。但突然之间我们长期的共同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一下子崩溃了，我们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我们跺着脚，大叫着，还跳上跳下。我们吹起口琴，放开嗓门唱歌。工厂的经理会进来大喊：‘安静！不准发出声音。’我们只会更大声地唱歌，我想当时我们都有一点儿疯狂。”
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而且日益陷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境之中。政府把工资和物价都冻结在了1939年的水平，但是由于物资短缺和越来越多的必需品流向黑市，价格冻结变得毫无意义。慢慢地，工资获准可以增加，但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家庭的生活消费在以至少每年20%的速度增加着。
尽管物价不断上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钱从工人们的口袋里流向了二战的财政支出。由雇主从工人工资里扣除的收入税，从1942年的10%增加到了1944年的15%，任何年收入超过了3000日元（大约690美元）的人还要被征收最高达到50%的附加税。而被政府拿走的最大一笔钱还在于国家储蓄以及债券购买计划，按规定，平均每个工人要将其工资的20%用于这一计划。这个投资计划的征收工作是由邻组负责的，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邻组的头目们一再地向属下们进行恳求，有时还稍微带着一点点威胁。
存在这个储蓄项目里的钱如果没有得到邻组的同意是不能抽回的，而且还必须是在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原则上政府债券是可以买卖的，但其中许多都无法赎回，因为根本就没有发放过任何凭证。官方对于这点解释为由于纸张的极度短缺使政府无法印刷债券，但实际上最可能的原因是，购买者的资金被故意冻结，使他们无法获得资金的支配权。
许多日本人对这种形势进行了无言的反抗，他们尽可能地消极怠工。在一些工厂中，工人的缺勤率达到了25%，许多工人在春秋两季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回到田里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有一些工人请假去干家里的杂活和处理私事，还有一些人在公共交通系统陷入停滞而不得不走路或骑车走很长一段路去上班时，干脆就呆在了家里。
但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反抗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幸的人就是66.7万名朝鲜劳工和3.8万名中国劳工，他们签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来到日本，最终却被当作奴隶役使。一整天中，他们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守卫监视下，从事那些最苦最危险的劳动：码头装卸，沉重的建筑工作，炼钢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们则被锁在相互隔离、混合居住所里，有的周围还装着通了电的栅栏。当他们的合同期满之后，这些外国劳工被告知没有船只可以送他们回国，在二战期间，他们就一直身陷于日本。
朝鲜人被日本守卫虐待，但由于他们是日本帝国的法定臣民，受到的对待还不至于太惨，遭遇最为悲惨的是中国人。警察告诉日本监工们说：“你对中国人越好，他们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儿郎当。因此，你们完全不必心慈手软，也不必宽宏大量。”
大部分的监工极力采纳了这一建议。当中国劳工没懂用日语下达的命令时，监工就用木棍抽打他们，而如果中国劳工试图躲闪这顿毒打，他们就会被打到失去知觉，当在三池煤矿中的几十名中国劳工被大火困在一个矿井中的时候，煤矿经理甚至懒得进行任何救护行动。那个矿井的入口被封死，其他的工作照样进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事后证明有13名日本工人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除了死于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纯粹是劳累致死。据估计，有超过六万的朝鲜劳工死于日本的监禁之下。而在中国劳工中，死亡人数为7000人，超过了总人数的17%。
在九州北部的花冈铜矿上劳动的850名中国劳工中，共人有418人死亡。他们对于残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条件忍无可忍，于1945年6月发生了暴动。警察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了这场暴动。死于这次暴动的人中有许多都是被毒打致死的。
日本工人中的死亡率也同样很高，由于长时间在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而引起的疾病和疲劳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产事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恶劣的卫生条件引起了痢疾、斑疹伤寒和伤寒性的发烧，营养不良引起了传染性脚气，使感染者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位于鹤见的三菱玻璃厂的经理发现在他的工厂工作的妇女和男孩子们中间有 30%的人都感染了这种脚气。而拥挤的居住环境和阴冷潮湿的工厂则引起了肺结核的惊人流行，仅在1943年就有超过17万人死于这种疾玻
患病者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治。由于军队的占用和盟军对原材料的封锁，医生和医院手中的药品极为短缺，包括杀菌剂、血浆、血清、磺胺类药物以及疫苗等。实际上，许多医院本身都变成了危险之地。由于医生和护士的减少，医院的卫生标准极度下降，由于设备的缺失，医疗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原始。外用绷带不得不反复地清洗之后再次使用。药品短缺严重到人们被敦促着去种植中草药，以弥补商业药品供应的不足，
由于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的短缺，日本五家精神病院中有四家被迫关闭。然而，尽管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十分缺乏，尽管战时生活的压力无比巨大，但是日本的自杀率竟逐年下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的就业率和对战争的投身工作帮助人们抵消了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心理。
二战给日本1400万农民和农业工人带来了新的困难。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用一个古老的日本讽刺性说法来进行很好的概括：“农民不应该活着，也不应该死。”农民们依靠小片的土地维持生存，每片的平均面积只有2.5英亩，其中有许多还是按高得离谱的地租从富有的地主那里租来的，一位农民抱怨说：“他们对我们喊着‘交租，交租’，然后就过来哼着小曲把我们用血汗种出来的稻米拿走了。”
为了达到战前的粮食和蔬菜的产量，农民们不得不增加劳动的强度和时间。但在作为农村生产力中坚的青年人中，有280万青年男子和65万青年妇女离开了土地，到军队中服役或到兵工厂里工作。军队在战争初期征用了大部分的农用马匹，而在1942年全日本的拖拉机一共只有99台。化肥的短缺，和两个冬天异乎寻常的严寒进一步减少了日本的粮食产量。
大部分的农活都落到了妇女的肩上，农民的妻子、母亲、女儿甚至祖父母都要出来劳动。小孩子和少年们在暑假及学校假日期间也帮助进行除草及其他的琐碎农活。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没有把这些活当回事。一张横滨的报纸在1942年6月报道说：“农民们抱怨高中学生们本来应该帮助收割大麦，但他们常常把干活当成儿戏。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农活的喜爱。”
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日益严重，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截至1944年10月，在200万的在校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志愿小组下田工作。有时候整个城市的学校都下乡劳动，而由于很多天都呆在田里劳动，压力巨大的老师们试图压缩课程。
从1943年开始，政府向农民身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它要求农民上交额定的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这些定额根本不考虑由于病害、天气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欠收。那些产量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将所有的粮食都交给政府，然后又不得不申请口粮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处境十分可怜。
作为对这种官僚强行掠夺的回应，农民开始控制交给口粮管理部门的粮食数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囤积粮食导致了通过官方渠道分配的数量减少，城市居民就被迫直接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物价就上涨，货币贬值，农民就开始要求用衣物、厨具、烟草以及其他紧俏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
周末的时候，公路和铁路上都挤满了城市居民，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所有物品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芜菁、包菜、红薯和大米。一位东京的中学生沮丧地看着她的家人把他们十分珍惜的财物拿去换了食品。她说道：“我们先吃掉了妈妈的结婚礼服，然后又吃掉了自行车，接着是缝纫机，然后我们四处观望，说着：‘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