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军队在陆地战场及海战中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少，在国内镇压中的胜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6月，当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后，日本的巨大冒险就开始走下坡路。为了防止人民知悉这次失败的消息，东条英机首相下令将这次战役中沉舰的幸存者们隔离起来，日本的高官们面不改色地宣布帝国海军最终“获得了太平洋的最高权力”。在东京，受骗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挥舞旗帜，手提灯笼进行盛大的游行庆祝。
只要日本军队的闪电式战争能够保持长胜不败的辉煌纪录，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就能够欣然地接受公众的欢呼拥护，同时人们也能允许天皇被继续默无声息地置于背后。然而，中途岛战役之后，东条英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皇家的声望，他们敦促皇室成员参观军事基地、工厂和学校，以此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从1943年初开始，历史上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才颁布的诏书，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颁发一道，它们被用来勉励后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并用来向日本人民保证肯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降低诏书神圣权威性的做法是很愚蠢的，而败坏它的做法则更要糟糕得多。然而在1943年的年中，东条英机正是这么做的。通过向天皇部分隐瞒了那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东条英机说服天皇宣布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取得了一嘲巨大的胜利”。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实际上正在惨败之后从这一地区撤离。
面对日本军队撤出他们征服的地区，面对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潜艇封锁不断的收紧，面对日本人民和工业开始感受到严重的短缺所带来的剧痛，东条英机首相终于发现了还有一件令他满意的事情，这就是194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来自中国汪伪、伪满洲国（日本人给他们的满洲属地所起的名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
东条英机是一个“泛亚洲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一点，他与许多心怀讥讽的同僚们不同，他可能还相信全亚洲的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会得到共同的繁荣。有一次他从两国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次解释很能体现他思想中的特点。他说：“基本目标是由中国提供它那储量丰富的各种原料，而由日本提供技术、资金和技术人员。互利互惠是主要的思想，这是有道德基础的。”
现在，作为“大东亚会议”的主席，东条英机坐在一个马蹄形桌子的首端，召开这次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会议。东条英机的希望就是日本能够带着一些成果退出战争，他说道：“大东亚的国家之间无论哪个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被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本手下的傀儡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了他们的泛亚洲主义热望。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说道：“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应该热爱他们的祖国，热爱他们的邻邦，并且热爱东亚。”
菲律宾新近被日本赋予了名义上的独立，总统劳雷尔用因激动而不断颤抖的声音说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延迟十亿东方人民去获得他们自由无碍的权利和塑造自己命运的机会了。全能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的民族。上帝将降临人间，和我们站在一起，将会激发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豪情，将赋予我们解放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个发言者是拥有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缅甸第一总理巴莫博士。和菲律宾一样，缅甸也刚刚获得了象征性的独立。巴莫宣称道：“多年来身在缅甸的我一直做着我的亚洲梦。我的亚洲血统一直向其他的亚洲人发出召唤，在我的梦想里，无论是睡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的孩子发出的呼唤。现在我们不是要用我们心去思考，而是要用我们的血去思考。”
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大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友善，这一结果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他认识到，只要东亚的民族和日本站在一起，抵抗西方盟国，日本就一定能打退敌人进攻浪潮。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同盟：对于泛亚洲主义的追求在西方的压榨面前有着巨大的力量。然而，无论泛亚洲主义曾经可能给日本带来多么大的机会，由于日本士兵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所进行的种种暴行，这些机会都已经不存在了。
东条英机为组建一个有效的东亚联盟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为他自己政府内部力量的更大破坏。在一个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概念”的文件中，帝国统治协助协会宣称：“尽管我们采用‘亚洲合作’的提法，但这绝没有忽视日本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事实，也并非假定了一种自动的种族平等。”在谈到日本对那些曾经属于西方列强的地区进行占领这一问题时，东条英机的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坚称：“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占领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态度源自日本长期以来凌驾于邻邦之上的那种优越感。最终，在东亚日本士兵和统治人员涉足的每一块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