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9 月间，上海报纸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惩治汉奸问题。在整个沦陷区人民的心目中，要论最大的汉奸，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了。汪精卫已病死东瀛，姑且不去论他。陈公博出逃日本，据说，也将起解回国。剩下的只有1 个周佛海，在胜利后竟然大红大紫了一场，弄得人人对此侧目而视，天怨人怒。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治周佛海等大汉奸的舆论甚为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为此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加之周佛海本与CC 系有很深的渊源，现在周佛海竟然背叛“山门”，甘心为戴笠这样的后辈效力，CC 系早已视周佛海为“异类”，心怀除周之念，因此，也在暗中寻机兴风作浪，要对周佛海进行讨伐，再给戴笠难堪。
戴笠是个极敏感的人，从抗战胜利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而带给他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美英苏等盟国的态度目前尚不可知，如果美英苏等国有不利于周佛海的主张，至时以校长之尊，也无法庇护。即不以盟国的态度而论，单就国内中共组织的攻击、国民参政会那些好事的破靴党、总是惯于唱高调的新闻舆论等等，一旦联合起来，利用周佛海打开政治上的缺口，别有用心地向校长发难，到时候首先倒霉的还不是我戴某人自己。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感到周佛海仿佛是一口政治陷阱，一颗政治上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把自己毁掉。反复思考的结果，戴笠感到必须对周佛海等人及早有所安排，尤其上海不是久留之地，否则后果殊难逆料。因此，自肃奸行动开始后，戴笠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舆论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待周佛海等人的态度，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这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此计进可以对周佛海等人说，是让他们离开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进行保护；退亦可以对国人辩解，把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审查处理。
戴笠的这个方案经蒋介石批准后，很快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选，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
接着，戴笠与周佛海关起门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戴笠故意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征求周佛海的意见：考虑到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好，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戴笠又欺骗周佛海说，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等等。周佛海、丁默邨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其实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周佛海虽然自知重庆之行绝不可免，但还是要摸摸蒋介石、戴笠的底牌。
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风。蒋、周过去是镖友，抗战期间，蒋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有此一层关系，周故派金雄白去问计。
金雄白到达蒋宅，按周佛海事先的交代，只说有人劝周佛海避开上海这乱槽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异地静养。因周自感心绪已乱，此刻不能作出主张，故请蒋先生决疑。蒋伯诚听了，当即失笑道，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来问我？丁默邨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他已来向我辞行。这番话，顿使金雄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接着，蒋伯诚故意用左右为难的口气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劲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致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镖友，这几年他也照应了我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于是，蒋伯诚毫不客气地点出戴笠的用心，剖析周佛海处境的危险性，并直言相告，佛海此去，情形会更加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
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话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已知事不可为，神态几至失常。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并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们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
戴笠的用心其实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局外人也都看得很清楚。戴笠的玩友唐生明知道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曾经当面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戴笠看到唐生明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西洋镜，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并说：“一切要听从领袖的酌处。”
戴笠将周佛海这边的行动安排妥当后，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毛人凤和沈醉：派人将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1 个排的武装和1 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1 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将总务处1 名最得力的科长侯祯祥调去负责接待工作等等。
9 月30 日晨，江湾军用飞机场戒备森严，任何行人或车辆，没有戴笠盖章的通行证均不得进入。不久，3 辆军用轿车和1 辆地方轿车鱼贯而入。第一辆军用轿车上坐的是戴笠，第二辆是周佛海和罗君强，第三辆是丁默邨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马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也将他带上。
一辆地方轿车上坐的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四公子刘念智。此时，刘鸿生已被宋子文委任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刘念智原是跟随其父在后方经营刘氏企业的，战后，也被宋子文委任为中央信托局顾问兼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储运厅顾问，并由宋子文、刘鸿生先期从重庆派往上海，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上海所有的码头仓库，组织力量接运大批从冲绳岛和塞班岛运来的救济物资。刘念智本不认识戴笠，一次因到刘念义家吃晚饭，正要上楼时，忽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叫唤：“赶快说你是谁，否则我就要开枪了。”刘念智转身一望，只见一个身穿军服、满面短胡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的人，带着一大批手握短枪的警卫，在他后面跟上来。刘马上回答：
“我是刘念义的四弟刘念智，奉父亲刘鸿生之命，从重庆到上海来执行任务的。”那个满脸短胡子的人告诉刘念智说：“我是你父亲和你叔叔的朋友戴笠。”刘念智这才认识此人就是父亲和叔父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位特务头子戴笠。当即走下楼梯，向戴笠鞠躬说：“戴将军，久仰！久仰！”进入客厅，一大批警卫即在公寓周围布岗，戴笠第一句话就问刘念智：“你在重庆呆了多久？为什么你父亲从不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刘谦逊恭维地说：“戴将军是最忙的人，我哪有机会见到你？”戴笠哈哈大笑。原来，当晚戴笠要在刘念义家举办一个大型舞会，特来询问准备情况，并告诉刘念义，他将特邀刘念义作为他的私人客人一同去重庆参观游览，故刘念义得以9 月30 日与周佛海等人同机赴重庆，而刘念智是当时仅有到机场送行的人。
上午11 时半左右，戴笠的军用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当时，重庆有3 大机场，除最大的机场白市驿仍由美军占用外，珊瑚坝机场距市区较近，也是戴笠平时用得最多的。但是，此行由于是秘密护送周佛海到渝，戴笠要求严格封锁周佛海等人已被保护到达重庆的消息，并且当时正处于国共和谈阶段，戴笠为防止消息泄漏，在政治上引起麻烦，故指定飞机改在距市区较远、也较冷清的九龙坡机场降落。当日上午9 时左右，毛人凤就派出军统特务团的便衣特务在机场四周布岗，封锁交通，清理闲杂人员等。飞机停稳后，戴笠第一个走出机舱，先在舷梯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确信没有可疑人员，这才放心地招呼周佛海一行下机，登上毛人凤为其预备的轿车，在沿途特务们的森严戒备中，急驶而去。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
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涧、瀑布、石崖、小径，得天然之趣。1943 年以前，这儿是军统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故又向戴笠要去改成中美所第四招待所，经过一番豪华的装修，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经毛人凤和沈醉安排，周佛海一众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1 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邨住右边的1 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周佛海看到房里有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俱全，脸上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等人自知从此走进牢笼，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气氛显得尴尬阴沉。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1 个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戴笠马上站起来招呼说：“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满面笑容，连说：“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从此，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等人被戴笠软禁在白公馆内，他们可以相互串门、打牌，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给家里通信，只是须经特务检查。生活待遇也好，顿顿荤菜不缺。只是限制下楼到院子里散步，严禁到院外行走。天长日久，周佛海日坐愁城，心情越来越烦躁，加之听说白公馆本是看守所，死过不少人，更感到不满意。经沈醉向戴笠反映，戴笠虽然对周的要求颇不以为然，最终还是同意将他们搬到梅乐斯、贝乐利住的寓所。这里是一排十来间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有1 个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周佛海等人免除了那种坐牢和与死人为伴的感觉，感到甚为满意。而戴笠为了确保安全，将外围警卫人员由1 个排增加到2 个排，严密进行监视戒备，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