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视察东南4 省回到重庆后，立即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他要亲自召见周佛海派赴重庆的信使程克祥，在曾家岩戴公馆设宴招待。程克祥本是文强在淞沪战争中运用的一个基层谍报人员，按当时在军统内的地位，不用说由戴笠亲自设宴招待，就是直接晋见戴笠的资格也是没有的。问题是戴笠要急于掌握和控制周佛海，这就使程克祥在戴心目中的份量大大加重。
戴笠等待周佛海的投诚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这一方面是戴笠急于通过策反周佛海，迅速恢复南京、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扭转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挟周佛海以自重，加强军统及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份量。自1942 年初戴笠给周佛海发出策反信以后，戴笠就已料定周佛海迟早会与自己联系，双方在1942 年间逐步达到了一些默契。尤其是当戴笠指派军统大特务徐肇明、杜伯威打入周佛海的“禁卫军”税警总团时，居然被周佛海委以重任。
1942 年11 月间，周佛海在南京第一次召见熊剑东、徐肇明、杜伯威等人时，周先以黄埔教官的身份与黄埔六期生徐肇明、杜伯威寒暄了一番师生关系，接着就公开向熊、徐、杜等人交底：“我离开重庆时，仅在临行上飞机前没有向蒋先生说，这事雨农兄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我们这边所作的努力，就不是在武汉时所谈的范围了。那时只希望日本人不在华北设立政权，而且还可将冀东交还给我们。这些情况，我早已托雨农兄转报蒋先生。你们都是蒋先生的学生，这次随剑东兄一道来帮助我，我很高兴。我们还要付出最大努力，才能望到重庆政府回到南京。”周佛海的这一段交底的话由徐、社及时报告戴笠，戴笠已知周的心迹。周佛海于1942 年间经过1 年左右的观察彷徨，权衡得失，认为德日法西斯败象已定，这才痛下决心，于1943 年2 月中旬，把“供养”在周公馆的军统特务程克祥请出来，要他送1 封信到重庆，亲交戴笠，转报蒋介石。程克祥辗转到达重庆，找到军统设在枣子岚垭漱庐的联络站，先会见了军统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呈送了周佛海的亲笔信。
信中内容主要是周表示他已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蒋驱策等。王一心先研究了原信，弄清此信确系周的手笔，接着又按例到人事处查明卡片，核对照片，弄清程克祥确系军统原南京区情报通讯员。于是才将经过情形签报毛人凤，并由毛人凤转报在东南建阳等地视察的戴笠。戴闻报大喜，很快对毛人凤、王一心指示了2 点：（1 ）通知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让他看到军统局的兴旺景象；（2 ）通知息烽集中营优待周母及其全家生活，以便让程克祥看望周母时有一个表面印象等等。
戴笠回到重庆后，立即将周佛海的亲笔信面呈蒋介石，并建议蒋能就此给周佛海某种许诺，以便对周佛海加以利用。戴笠深知，周佛海也是一个头脑机警、考虑问题十分细致缜密的人。周此次派程克祥赴渝，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以建立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以决定取舍。以他在汪伪集团中作为一等大汉奸的地位，没有蒋本人的某种可靠承诺，他是不会轻易“上岸”的。为此，戴建议蒋写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由程克祥带回南京交给周佛海。因周过去长期在蒋身边工作，对蒋的笔迹很熟悉。这样，既可以避免因蒋署名可能带来的忌讳，又可以给周吃一颗定心丸，让他死心塌地地投靠军统。蒋经过一番考虑，同意亲笔书写一函交戴笠，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
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戴笠从蒋官邸回到局本部，又召见毛人凤、王一心，及人事室龚仙舫等大特务，对策反周佛海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示：（1 ）将程克祥破格提升为军统南京区长。赋予该区的唯一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进行联络，并对周进行监视。（2 ）另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部内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在组织上南京站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负有监视牵制作用。
任务指定完毕，戴笠择日在曾家岩戴公馆设宴招待程克祥。听取了程克祥对南京、上海方面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周佛海及汪伪集团内部情况。然后，戴笠针对周佛海的亲笔信内容，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1 人，随带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并进一步指示程克祥：“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6 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当戴笠听程克祥介绍说丁默邨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已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时，不禁哈哈大笑，并说：“且看他悔悟如何。”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1 人，随带密本和电台跟程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程克祥临行前，戴笠将蒋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由他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人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于夏间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附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 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后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处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是1 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材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结果经反复比较筛选，终于选中了周镐。
一切果如戴笠的预料那样。周佛海见到蒋的亲笔信后，才下定了投靠蒋、戴的决心。周佛海其实是很熟悉蒋的为人的。在这之前，他虽有投靠蒋、戴之意，但蒋的翻手作云覆手为雨是出了名的，如果仅凭戴笠居间进行联络，未始不是一种特务技术的运用。现在蒋有1 封亲笔信在自己手中，正如一个把柄，将来他们即使要耍赖也不怕了。他的儿子周幼海当时曾经提醒父亲：
既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为什么不写名字，而写上“知名不具”4 个字。周佛海大度地笑了，说，以他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奸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我认识他的笔迹。因此，他可以对我用“知名不具”4 个字说话。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作用仍感到不放心，又追问：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不过是一句话，还有没有其它更牢靠的保证。周佛海叹息道：
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汉奸哩，戴罪立功，给我一条出路，就算是很不容易了。我那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由此可见，周佛海把蒋的亲笔信完全是当作救命稻草而加以密藏的。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给以精心安排。程克祥、彭寿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3 项任务：
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反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占地盘。
周镐按照戴笠的意图，至1943 年底，已将南京站筹建完毕，并建立了8 个潜伏组。另将杨叔丹发展加入军统，以便利用他从内部监视周佛海、程克祥。此后，周镐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特工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以周佛海为后台的伪军委会秘密小集团。
自此以后，军统在南京地区中断了6 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恢复，汪伪京、沪地区的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军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