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迭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首先受到处分的是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这两人都是蒋原先放在张学良身边，对张、杨起监视作用的。由于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特别是曾扩情在事变初起后，竟然应张学良的要求，向全国民众广播，上书蒋介石，致函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抗日救国的条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晏道刚“无用”，曾扩情“无耻”，并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当年颇受戴笠尊敬的“扩大哥”被戴笠关在特务处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内，成了戴的阶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练达之处也就在这里，曾扩情被扣押后，戴笠对看守所长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曾的同学、同事、亲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会见。曾扩情后来解禁后，感念这段时间戴对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馆的座上客。
第二个受到处分的是复兴社的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贺衷寒是复兴社的首席台柱，虽极力钻研苦干，终以贰心之疑，不被蒋见重，导致了他对蒋的怨恨。西安事变发生后，贺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应钦一边，纠集邓文仪、刘健群等一批复兴社高干和桂永清等黄埔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企图置蒋于死地。蒋回到南京后，戴笠将这段时期贺衷寒等人在复兴社和黄埔将领中秘密勾结何应钦、兴风作浪的活动情况一一具报，气得蒋对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于是，以出国考察名义，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以示惩戒。从此，蒋对复兴社亦失去信心，并逐步冷落。1 年多以后，终于被并入三青团。
另有一些人，蒋虽然想给以惩戒，只是一时难以下手，只得从长计议。
这当中，蒋极为痛恨的当是杨虎城。蒋在事变后回到南京，当即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蒋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自己派卫队，严密保护我的。”由此，蒋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只是苦干杨虎城在西安带兵，蒋难以立下杀手，只得耐心等待机会。1937 年3 月，经宋子文、顾祝同授意，杨虎城两次主动到杭州见蒋，意在“恢复感情”。蒋怨愤难消，仍然借骂张学良而斥责杨：“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4 月16 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 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15 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等，从上海港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
最后剩下两个难以处分的人是戴传贤和何应钦。戴传贤是党国元老，何应钦是军政部长，这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初起时，是力主讨伐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何应钦并迫不及待地出任讨伐军总司令。蒋回到南京后，对戴、何的做法深为不满，但当面又不好发作。结果，在1937 年1 月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假宋美龄之口，不指名地讥讽戴、何的做法和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鞭挞。
戴是一个封建礼教思想很浓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这等侮辱，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抓起1 把拂尘将1 只花瓶打得粉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问题在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说明这是蒋的指使。至于何应钦，蒋早已认为他心怀贰志，终在后来把他从军政部长的座位上拉下，由蒋的亲信陈诚顶了上去。
蒋介石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倍至。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
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居亦侨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之事。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蒋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笠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但是，惩戒哪一个人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戒，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延搁下来。既然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一个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了几个月的官司。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代人受过的王新衡才被放出。
王见到戴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不知为何要关我？”戴凶狠地说：“你不明白吗？你不服吗？”王说：“不明白，就不服。”戴拍桌大叫：“不服，再关。”于是王新衡又被送进去关了一段时间。
西安事变，戴笠拚死一搏，名利双收，却苦了个王新衡，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被关押的理由。戴笠奸诈莫测，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