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潘汉年传奇》01章 涉足人世</h1><hr /> <h2>一、采樵儿</h2> <p> 1906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潘汉年出生于宜兴县（今 宜兴市）归迳乡陆平村。 </p><p> 潘汉年的家乡宜兴，地处江苏南端，东濒太湖，西接溧阳，西北靠金坛，东南 部与武进毗邻，涌湖镶嵌其间，南枕天目山之余脉群山，与浙江、安徽两省交界。 据宜兴县志记载，早在商代之前，这里即有建置，以荆溪河名之，称荆溪地。至春 秋战国时，设荆溪邑。公元前223年，即秦始皇24年，宜兴设县，县名为阳羡。 </p><p> 这是一个得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的好地方。“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 步皆胜地。”著名的灵谷天府，深藏于静卧平川的石牛山之中，可谓大自然之杰作； “井底相连藏洞府，惊奇广厦天生成”，堪称洞天世界的仙宫佳境。善卷洞与张公 洞配有符信，四颗巨大的印材，镌刻着颇有意味的印文，其中善卷洞两颗为：“欲 界仙都”、“万古灵迹”；张公洞两颗为“洞天福地”、“海内奇观”，这就是遐 尔闻名的“洞天四宝”。宜兴古迹，亦令世人瞩目。“岳堤”、“百合场”是岳家 军大败金兵的历史见证；海会寺、芙蓉寺、显亲寺等处，成了文人墨客的吟唱之地； 宜兴碑林的诗书绝唱、勒史志记，亦为世人刮目。 </p><p> 最使宜兴人得益的是，此地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宜 兴有“陶都”之称，其均釉陶器——“阳羡名陶”，名扬中外；阳羡文化群体为学 界所瞩目，文学史上的阳羡词派，曾独领风骚数十年；宜兴培养的众多知识分子， 分布于全国各地，有学生，也有教授，因而素有“无宜不成教”和“无宜不成校” 的美谈。 </p><p> 宜兴悠久的历史环境，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为潘汉年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氛围。 </p><p> 家庭的薰陶，也为潘汉年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潘姓大户是陆平村一个世 代沿袭以“耕读传家”为祖训的书香门第。“有祖高魁父秀才”，他的曾祖父潘理 卿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他的父亲潘萃华是 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父辈兄弟三人中间，两人是秀才，另一兄弟文才出众，但因 在科举中被官宦子弟顶替，愤懑之余，誓不科举，就在村中设立蒙馆，以教育村上 子弟为荣。潘氏祖辈历经科举制的腐朽、衰亡，因而定其祖训为“耕读传家，不入 仕途”。不过，潘氏的“耕读传家”有两个信条是必须遵循的：一是“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的忧患意识； 二是淡泊名利的“布衣精神”。潘氏子孙就在这么一个 “以塾师为业并兼务农桑”的家庭中成长、繁衍：一方面必须及早入学，但在学习 之余，农忙之际，又都必须下田务农；另一方面，学成之后决不入仕途为官，他们 不是在外地从教，就是回家乡以塾师为业，辅以祖传的田产为生，并躬耕田畴。潘 汉年来到这个世上后，遵循祖训，自幼学文识字，但又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参 与农活。 潘汉年的堂兄， 我国著名心理学专家、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在其 《怀乡吟》中，曾对他们幼时的活动，作了如下抒写： </p><p class="shici"> 门对紫云是旧居，<br> 紫云书屋幼攻书。<br> 窗前方丈有花卉，<br> 出墙腊梅无恙否？<br> 曾随邻童学采樵，<br> 亦曾伴为剖毛栗。<br> 舟山山下嬉戏地，<br> 时到重阳最堪忆。 </p><p> 潘汉年涉足人世，即在“紫云书屋幼读书”、“曾随邻童学采樵”的日子里度 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个采樵儿不仅在此时打下了文学底子，又从采樵等农活中，逐 步接触农民，学到了农民淳朴、正直、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也逐步了解到农民的 贫苦，体验到社会的黑暗、腐朽，为他日后反抗旧社会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奠定 了基础。 </p><p> 潘汉年的父亲，身为清末秀才，仍以塾师为业。潘汉年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父 亲：学究式的脸庞，嘴唇上留着长长的八字胡须，脸带和蔼的微笑。这是一个典型 的旧时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潘的父亲又不是一位墨守陈规、不愿接受新思潮的 迂腐之辈。他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也容易接受。辛亥革命后，在乡人的拥戴之下， 曾担任过乡董，后又接替其兄为区董。1913年，被推选为宜兴县议会议员。不过除 例会之外，他仍在乡间执教。潘父先后结过两次婚，共有八个子女，潘汉年排行第 三， 为后母巫大宝所生。 出于家庭和自己的身份考虑，父亲给他起了个乳名：厂 （An）儿。厂（An）者，庵也。旧时文人的书斋多称庵。足见父亲对他的期望了。 潘汉年后来曾用“厂人”及“水番三郎”等化名，就是因其乳名及排行老三而为。 </p><p> 1912年，潘汉年刚过六周岁，父母将他送进陆林村初等小学读书。小学期间， 尤其在暑假里，潘汉年经常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到野外玩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对此，潘汉年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他在《苦哇鸟的故事》中追述了他的童年生活 的一个片断： </p><p> “记得那年我还在家乡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 安歇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荧火 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咕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 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近大姐身 旁，要求她打扇。” </p><p> 这种宁静安逸的乡村生活， 潘汉年是十分留恋的， 每每回忆，总觉得是一种 “清福”。但“清福”之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里，潘汉年对父亲抽水烟 的情节作了描述，显然没有一丁半点的恶感。不过，现实生活中父亲的烟瘾，差点 中断了他的学业。 </p><p> 原来，潘汉年的父亲在晚年染上了抽鸦片烟的恶习，致使家道中落，入不敷出， 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几次迫使潘汉年濒于失学的困境。 </p><p> 1916年，潘汉年初中毕业后，随即进入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该校创办于清 朝末年，曾几度易名。创办时为凌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正式成为 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时任该校校长的储涵奇，是位清末秀才，他不仅文才满腹，而 且治学严谨、管理有方。他所要求的教员，即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扎实的学识功 底，还要教学有道、方法得体。潘汉年自幼天资颖悟，秉性机灵，加之良好的学习 环境，很快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于伶笔下的“凌霞奋起”，就是指他在第 三高等小学奋发读书，成为高材生的故事。 </p><p> 1919年，潘汉年在第三高等小学毕业。旋即与同班同学潘庆生赴沪报考第二师 范学校，这是潘汉年第一次到上海。未果而归。由于家庭经济拮据，险些失学，幸 亏他的外婆吴氏借债资助，潘汉年才得以考入和桥彭城中学。不料翌年暑假期间， 潘汉年因腿上患疾，只好中途缀学。下半年病愈后，又因家里无法交纳学杂费，便 在堂兄潘文年办的本村小学代课。 </p><p> 1921年，潘汉年在武进县延陵公学继续求读，终因家庭困难，一年之后，便不 得不离开学校。此后，他虽然曾经先后于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及上海 中华国语专科学校求学，但只不过数月。1922年缀学之后，基本上结束了读书生涯。 </p> <h2>二、勇斗“四凶”</h2> <p> 潘汉年度过了“耕读”兼容的少年时代，向生活迈开了新的一步。 </p><p> 由于书香遗风的薰染，父亲和学校师长的严教，使潘汉年打下了良好的旧学根 底。如果说，这首先应归功于父亲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却是他品格特征养成的第 一位启蒙老师。潘汉年的母亲巫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平时，她总是任劳任 怨，全身心地为丈夫的健康和孩子们的生活操劳，她那“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 品质，一直深深影响着潘汉年。潘汉年在日后能够适应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在 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不过，为人后 母的母亲，又有那种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这也为 潘汉年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 </p><p> 家道衰落，使潘汉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下层社会，了解劳动者的疾苦。宜兴历 来是个物产丰富、地灵人杰之地，但自民国以降，却成了新旧军阀混战的是非之地。 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兵匪灾祸的蹂躏，使得秀丽的宜兴到处充满了沉疴积垢，出现了 一幅黑暗腐败的景象。1924年12月间，郭沫若曾亲赴此地，调查江浙战争后的社会 状况，他如实地写道：“黑暗、路烂、臭不可堪是宜兴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听 说烟、赌、酒是宜兴的三害。” </p><p> 郭沫若目睹的这一切，潘汉年却身临其境。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潘汉年从小 养成了热爱劳动人民、同情穷苦者的品格。每当村上来了乞丐或逃荒的人群，他总 是默默地跟随他们。村边宗祠是无家可归者的一个宿地。孩童时代的他，经常爬上 宗祠边的高树，看着逃荒的人在哭泣，看着乞丐在寒冬用唾沫擦着身上的泥污，这 生活中的惨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激起了他反抗旧社会，拯 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崇高志向。这种品质，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即 使在身陷囹圄之际，也没有丝毫改变。1976年，潘汉年在湖南，×××××之风， 正弥漫在湖南农村。加上水旱灾害，湖南农村许多地方颗粒无收，饥民纷纷远走他 乡，以乞讨为生。一天，农场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乞丐，潘汉年问明情况，不禁长 叹一声，拿出一张人民币。年长的见了吓得掉头就跑，因为那是一张拾元钱。当年 10元钱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末了，潘汉年将钱塞给了小孩，“杯水车薪哪！” 潘汉年摇了摇头，脸上却露出了一丝难以辨认的笑容。 </p><p> 潘汉年出身和成长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大变迁之时，在这么一个旧中 国行将完结，而新中国尚未建立的漫长而动荡的年代里，潘汉年目睹了一场又一场 的革命运动和历史大事件，从武昌城头的枪声到天安门广场的呐喊；从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掀起到第一次大革命洪流的勃发，潘汉年不断地接受到浩大革命风潮的冲击 和推动，逐步走向了成人之路。 </p><p> 1922年，潘汉年被迫离开校门，涉足社会后，他所选择的第一个职业，便是教 师。他通过同乡、小学教员徐应荪的介绍，先后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和桥镇养 初小学任教。刚满16周岁的潘汉年，继承了父辈的衣钵，开始执教鞭于乡间。与父 辈的情趣一样，潘汉年非常喜欢教学工作。执教之际，他不仅认真备课，重视课堂 教学，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生消化课堂内容，补充新的知识。为了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亲自动手，与学生一起定期出黑板报，开辟了一个《小研究》 专栏，发表学生自己撰写的文章；同时，他还组织每星期六的演讲会，让学生们走 上讲台，发表演说。潘汉年的这些举措，使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p><p>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摸索，潘汉年对教学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潘汉 年认为，教学的好坏，最关键取决于教员。一个教员的最大作用，就是善于根据学 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使学生获得牢固扎实的知识。不仅如此，还应该启发学生的 创造能力，做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这是教师的责任。基于上述认识，潘汉年对那 些不联系社会现实的旧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提出了改正意见，对那些混迹于教 学岗位，但又得过且过、不安心教学工作的教员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由于教 师的不负责任，“胡乱地敷衍”行事，使得那些“好好的儿童，无故地受摧残”， 这是误人子弟。对于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迅速走开，从小学教师队伍中将 他们清除出去，“以免误人误己”。潘汉年强调，作为一个教师，无论中学还是小 学，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要“言而能行”，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同时，还要 积极的工作，“努力发扬中国教育”。潘汉年认为，这样的教师，才是“现在中国 所需要的教育者”。至于受教育者，潘汉年认为，学生不仅要接受教师灌注的课堂 知识和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实际，学习无字之书。为此，他大声疾呼，提出了 “到乡间去”的口号，主张学生在暑假期间，组织起来到乡间去，去领略乡间“那 种敦厚的自然美。”以“陶养出幽美情绪”，做一个社会有用之人。这些想法虽然 未必精当，但不失为卓识之见。尤其在那个年代里，能有如此的认识，的确是难能 可贵的。况且，这些想法出自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学教师的笔下，也算得上是一件 奇事了。 </p><p> 潘汉年在执教期间所形成的上述想法，显然与当时沉闷腐朽的教育界是格格不 入的。客观的环境，为他走上反抗旧制度的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 </p><p> 时代的风潮和激烈的实际斗争，是潘汉年迅速成长的催化剂。如果没有“五四” 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激励，没有“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没有大革命狂飙 的冲击，或许潘汉年也会遵循其“耕读传家，不入仕途”的祖训，在乡间执一辈子 教鞭，过一辈子田园式的“清福”生活。一场与恶势力面对面的斗争，打破了祖辈 为他设置的生存模式。事情发生在1923年夏天。当时，宜兴教育界由学阀、教育局 局长周聘高把持。他在教育界安插的亲信，人称“四凶”、“五恶”，他们排斥异 己，敌视民主与科学，气焰十分嚣张。而周的父亲“周瞎子”也利用儿子的势力， 在宜兴县城城隍庙附近设案焚香，专事算命卜卦、以迷信活动骗人钱财的勾当，害 人非浅。这年暑假，为打击周聘高和其父的丑恶行径，潘汉年与《宜兴评论》的进 步青年，自编自演以“周瞎子”迷信害人为内容的讽刺剧。潘汉年在剧中扮演“周 瞎子”，他以自己天才般的表演，把“周瞎子”演得维妙维肖，将其丑恶面目揭露 得淋漓尽致，既使人愤恨，又引人捧腹。该剧的演出，曾哄动一时，成为人们街头 巷尾议论的中心。 但事情并未完，8月12日下午，周聘高等人在教育局开会，潘汉 年又同李.D谷、鲍文蔚等百余名进步青年，赶到会场，与周聘高作面对面的说理斗 争。周聘高及“四凶”、“五恶”有恃无恐，气势汹汹出来指责，激起了众人的愤 怒，遂将教育局局牌焚毁，将周聘高关禁一室，一天后才放其回家，大煞了周聘高 及“四凶”的威风。但周聘高不甘心，他向江苏省高等审判厅提交诉讼状，潘汉年 等四人随即遭关押。事发后，潘父亲自到上海“某机关”请了一位法律顾问设法营 救，化去了五百元顾问费，但未能解决问题。后来潘父又请到了当地警察厅厅长的 上司，由他出面斡旋，潘汉年等四人才获释出狱。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周聘高不 久被免职，树倒猢狲散，“四凶”、“五恶”从此也在宜兴教育界销声匿迹了。这 场轰动宜兴的斗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p><p> 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是潘汉年对旧社会、对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投枪；是他背 弃祖训的定规，踏上革命征程的开端。 </p> <h2>三、步入文路</h2> <p> 潘汉年几乎在执教的同时，就开始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 </p><p> 对于文学艺术，潘汉年从小就有特别的爱好。凭着他聪颖和机灵活泼的天性， 早在就读期间，他就自编自导剧本，和同学们一起演出。这些故事中曲折的情节和 他维肖维妙的表演，曾经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也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潘汉年的文 艺创作活动， 根据现已发现的材料，大约开始于1923-1924年他在小学任教期间。 他的处女作是以诗文形式出现的。1923年10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发表了署名潘汉年的一首题为《不敢》的诗： </p><p class="shici"> 我心里十分爱伊，<br> 却不敢直截地对伊说：<br> “我很爱你！”<br> 每每展着洁白可爱的信纸，<br> 不知不觉地，<br> 在伊名字上加上“我爱”二字，<br> 倘复谈的时候，<br> 心弦便紧张着好似要断！<br> 这封信已不敢寄给伊了。 </p><p> 一个月之后，潘汉年又在同一张报纸、同一个版面上，发表了《怅惘》的诗： </p><p class="shici"> 伊在瞬时间向我微微一笑，<br> 使我梦中留恋一回。<br> 长时间的相思怅惘，<br> 我才这样的祈祷。<br> 愿伊常常向我微微一笑，<br> 使我永远留恋梦中，<br> 哪知——<br> 微微一笑，只是一笑，<br> 长时间的怅惘，却是继续的怅惘。 </p><p> 潘汉年这两首诗，均以爱情为题材。从现代意义上而言的爱情诗，产生于“五 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 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五 四”运动打破了文学界的这种旧框框，开始出现了以白话文形式的现代情诗。这是 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在文学领域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潘汉年的这两 首诗，尽管显得清浅，却表现了某种反叛封建世俗的思想倾向。 </p><p> 就在潘汉年发表《怅惘》这首诗的同一天，《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还登 载了他的另一首诗：《可怕的路》，诗文是这样的： </p><p class="shici"> 我知道这是可怕的路，<br> 曾立誓不再逗留，<br> 蓦地见那路中一枝冷黄色的无名花，<br> 顿时引起我的好奇心，<br> 两足不由我自主很快地<br> 走向前去，<br> 采撷那黄色的无名花了。 </p><p> 显然，这是一首朦胧的但又是含蓄的爱情诗。这首诗一改前两首诗中所表露的 意境，既增加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又不见了没有爱情结果的怅惘，从文字到思想内 容，均给人以遐想和美感。如果说，前两首诗还带有某些伤感的话，那么这首诗却 表达了作者纯洁的心声和坦率的气度。 </p><p> 诗是潘汉年步入文坛的发轫点。但潘汉年的擅长，不仅在于写诗，在他步入文 坛之初，他对杂文、故事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p><p> 社会政治斗争的多彩风云，为他提供了写作的题材。1924年前后，中国政坛派 系倾轧，局势动荡，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正处于决战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中 国资产阶级革命党，在屡遭挫折、历经磨砺之后，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 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轴的革命统一战线，揭开了大 革命的壮丽序幕。此时，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正在演出一幕幕狗打架的闹剧。先是， 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逼走总统黎元洪， 并贿买国会议员，自己当了大总统。1924年9 月，江苏直系将领齐燮元进攻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挑起“江浙战争”。奉系张作 霖乘机举兵，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当战争激烈之际，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 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此后一段时间，北洋政权由奉系及皖系 轮番执掌。 </p><p> 面对动荡的政局， 频繁的战乱，1924年9月25日，潘汉年在《时事新报》副刊 《学灯》上发表了题为《武人的枪》一文，文章指出，“国内发生战事，本来从辛 亥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不是甲省和乙省战，便是南方和北方战”，待到江浙之战 爆发之际，“有钱的人们，便作逃避沪上租界的计划，可怜没有钱的人家，只得坐 着等死”。江浙战争给两省人民带来了灾难，“真的完了，一切都完了！素称最文 明最富饶的江苏、浙江，都在武人们的枪一举起来后就完了！”文章的末尾，潘汉 年发出了内心的自鸣：“为什么中国武人的枪，一举起来，一切就都完了？”此文 是潘汉年杂文的开首之篇，潘的杂文素以思想之深刻、笔锋之犀利而见著于世，从 开首之篇，也可略见一斑了。 </p><p> 1924年，潘汉年19岁。这一年是他人生旅途中一次重要的转折之年。这年春天， 他离开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宜兴，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于他在《民国 日报》副刊《觉悟》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数篇文字，使沪上文化 界对这位宜兴青年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p><p> 潘汉年此次沪上之行，不同于上次。上次是一门心思去求学，求学不成再返回 家乡，这一次则做了开辟新天地的长期准备。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既是“冒险 家的乐园”，又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心。同当年北京一样，此 时上海文化界各种流派与团体，打出各类旗号，争长竞短，呈现出一派五光十色的 景象；而反动势力则加紧了对进步文化运动和文化团体的摧残。潘汉年到上海后， 原打算继续求读深造，但斗争的现实需要在召唤着他，这个刚刚涉足于文坛的年轻 人，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他才华的机会。这年冬天，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 有意扩大，需增加工作人员。《小朋友》杂志的创办人是黎锦晖。这份杂志内容丰 富、图文并茂，很有特色，在当时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中是最有影响和最受欢 迎的。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在回忆中华书局及《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很深情 地写道：“中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 在交通不便的乡间也接触到了。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 也作为我学习写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 …还得感谢常在我手头、帮助我坐在学生中间朗诵的《小朋友》。是它，循循善诱 地引起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学习榜样。” </p><p> 潘汉年也有幸与《小朋友》结下了不解之缘。经陈伯吹向黎锦晖推荐，他当上 了《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但潘汉年不是那种甘心以校对为业的人。他利用工作 之便，在自己的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儿童故事和儿歌，这些故事和儿歌，大概也 是向陈伯吹展示的“美好的学习榜样”之中的一种吧！ </p><p> 在《小朋友》第147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他第一篇题为《五姐妹》的儿童故事。 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户人家，养了五个“穿着同样的衣服、玩着同样的玩具、 学着同样的功课”，并且怀有“同样喜怒哀乐”的小姐妹。有一天早晨，她们一起 拒绝吃祖母为她们烧好的粥，祖母一气之下，将她们关在小屋里读书。她们设法从 窗口逃出去玩耍，但出乎意料之外，玩耍没有给她们带来快乐，相反招致许多麻烦， 遇上不少困难，最后还是饿着肚子回到了小屋里，吃了祖母的粥，更吸取了这个教 训。从此，她们规规矩矩起来，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十分勤快，再也不敢胡闹了。 这则故事浅显易懂，寓教育于情节之中，对小朋友而言，读来确有一种亲切感，也 易于接受故事中所阐发的劝学思想。 </p><p> 在《小朋友》 第189期上，潘汉年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告哥哥得悬赏奖品》的 故事。故事以“我”为主人翁，以写信给他哥哥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儿童在为《小 朋友》 杂志寄去征文后， 极想知道自己“有希望没有希望获奖”的焦急和他得到 《小朋友》征文作品奖后的喜悦。通篇情节只有一百来字，却活灵活现展示了《小 朋友》杂志的一个儿童撰稿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同陈伯吹一样，这个故事正是潘汉 年对《小朋友》一种感激之情的自我表白。 </p><p> 在《小朋友》 第195期上，潘汉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要买……》的儿歌，歌词 是这样的： </p><p class="shici"> 爸爸要买一头牛想它耕田好种豆。<br> 妈妈要买一只鸡想它天亮高声啼。<br> 姐姐要买一只猫想它赶着老鼠跑。<br> 哥哥要买一只狗想它牢牢把门守。<br> 我也要买一匹马想它驮我去玩耍。 </p><p> 这首“豆腐块”式的儿歌，运用排比、押韵的手法，反映了家庭成员中各自的 要求，而牛、鸡、猫、狗、马等又都是儿童见之则喜的动物，很合儿童口味，读起 来琅琅上口，记起来简单容易，在当时新儿歌题材中，算得上是一首上乘之作。从 上述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潘汉年步入文路之际，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其知识性、趣 味性，创作的动机也比较单纯，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追求，也反映了他的 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 </p><p> 1925年7月，潘汉年在周作人创办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苦哇鸟的故事》， 较之上述作品，显然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p><p> 这篇故事描述了他儿童时听到“苦哇鸟”声声凄苦的叫声之后，由他姐姐讲述 的一则悲伤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家人家为其独生儿子领了一个童养媳。媳妇 上门后不久，儿子生病死了。凶狠的婆婆断定媳妇克夫，对她非打即骂，把她折磨 得死去活来，最后将她关在一只大水缸里。几天之后，媳妇变成了一只鸟，从水缸 里飞了出来，整天在夫家门前的树上哭叫“苦啊！”“苦啊！”于是，世上就有了 这种“苦哇鸟”了。潘汉年在描述了这个传说之后，写道：“现在世上许多童养媳 听到它的鸣声，没有一个不暗地掉泪的。”这淡淡的一笔，烘托了潘汉年对那些受 压迫、受欺凌的妇女们的同情之心。这同以往作品中所反映的格调，是不可同日而 语的。不仅于此，故事之后还附有一封潘汉年写给周作人的信。 </p><p> 信中说明了他创作此文的动因：“我想鸟的故事各省各乡都有，因为听其鸡声 而拟以世间故事，正是许多无名的民间文学家的成绩。”因此，“我们如能汇集许 多民间的鸟的故事，却是很可观而且很有兴味的罢”。“我写《苦哇鸟的故事》， 正想借此引起许多读者留心其他各种鸟的故事来。”周作人十分赞赏潘汉年的见解， 他在复信中也强调：“我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都来搜集记录这类鸟——以及兽虫鱼 草木的故事，不但是传说学的好资料，也是极好的民间文学。” </p><p> 从通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潘汉年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创作的民众化倾向，这是潘 汉年步入文坛后的一个特点，也是他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基础。当然，潘汉年要从 一个一般的文化人，转变为文化界的革命战士，这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奋发磨砺， 但《苦哇鸟的故事》将他与周作人的通讯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就已见其端倪 了。 </p><p> 从另一个角度看，潘汉年能在《语丝》杂志上撰文，可谓大不容易的事。这份 杂志创刊于1924年11月，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 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 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 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 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潘汉年的文章被刊用，亦见他文字 功夫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p> <h2>四、“小伙计”</h2> <p> 就在潘汉年走出家门，步入文路，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际，一件令他极不满 意、极不心甘情愿的事情发生了。1924年冬，父亲潘莘华给他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 信。信上说他身患重病，要他立即回去。潘汉年接信后火急返回宜兴，可一到家方 知父亲生病是假，要他完婚是真。父母为他物色的对象名叫许玉文，是本县一字圩 人。因许父许祝轩与潘父潘萃华同是一介书生，都在私塾执教，两老意气相投，感 情甚笃。经双方父母作主，撮合了这门婚事。 </p><p> 一方面出于突然，另一方面也出于内心深处的感情，潘汉年对自己的这桩婚姻 大事，表示坚决反对。但胳膊扭不过大腿，由于父母的逼迫，在几乎是被挟持的情 况下，潘汉年与许氏完婚。这给潘汉年的婚姻生活投下了阴影。 </p><p> 潘汉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中涉足社会的，他不仅有远大的志向， 而且还是一个文才横溢，崇尚个性解放的旧制度的叛逆者。他理想中的伴侣，绝不 是许玉文这样封闭式的农村妇女。但父母之命难违，潘汉年最终只得违心地接受了 这桩婚姻。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潘汉年性格的两重性：他虽然有着 向封建堡垒宣战的勇气，却又很难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一刀两断；他虽然 不爱许玉文，知道接受这桩婚姻意味着精神上的痛苦，却又不敢悖逆父母之命。 </p><p> 因此，潘汉年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结婚伊始，许玉文就遭到了丈夫的冷 落。对于她这样一个深受封建传统道德影响的农村妇女来说，丈夫的态度比什么都 重要。于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她，唯有在其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发泄自己的 不满。婚后不久，潘汉年曾将许玉文带到上海。由于双方在文化水平、情趣爱好等 方方面面的明显差异，在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斗嘴、争吵成了夫妻间的家常便饭。 对此，与潘汉年早年相处甚密的沈松泉先生作了如下记述：“潘汉年在宜兴的夫人 也来到上海，他们夫妇住在海宁路附近一条里弄里。不知为什么他们夫妇俩经常吵 架，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夫人还跟踪潘汉年，闹到中华书局来，还有一次我曾去他们 家劝架。一对年轻夫妇，经常吵架，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事。” </p><p>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政治上的成熟，同时也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潘汉年终于找 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一个与他下半辈子朝夕相处的伴侣——董慧，他与许玉文 也终于离婚。这是后话。不过，在他们生活的共同日子里，许玉文对潘汉年的革命 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潘汉年对此，更没有任何异议。当然，潘汉年与许玉文的婚 姻悲剧造成了潘汉年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在 事业上的奋进。结婚之后，潘汉年继续在中华书局工作。为了填补精神世界中的空 虚和痛苦，他甚至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感情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到了工作上。 这期间，他在中华书局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引导下，参与了书局工会的活动。1924 年冬天，中华书局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争取改善职工待遇的斗争，潘汉年被推选为编 辑的代表，并与文化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张秋人等有了一定的交往和接触。 </p><p> 1925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从上海发起，席卷全国，潘汉年同中华书局的 工友们一起，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年11月，潘汉年经 中共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中国济难会负责人阮仲一、王弼的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潘汉年的政治生涯开了一个新生面。1928年潘汉年父亲临终前说过，“汉 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就是指潘汉年入党走上革命道路这件 事。 </p><p> 潘汉年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乡播种革命火种。这年年底，他在陆平 村度过了春节。期间他几乎每天活跃于村上的茶馆里，利用“搓麻将”的公开形式 作掩护，联系和发展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筹办陆平农民 夜校。据宜兴革命史资料记载，潘汉年此次宜兴之行所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宜兴的 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在1927年震撼大江南北的宜兴农民暴动中，陆平村农协组织 农军进城参加暴动，就是潘汉年宜兴之行结出的硕果。 </p><p> 顺便提及一事。在潘汉年的帮助和影响之下，潘氏兄弟纷纷参加革命，在长期 的斗争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体，他们中 间除潘汉年之外，还有潘梓年、潘菽（潘有年）、潘企之（潘渭年）、潘美年、潘 卜年等，他们互相映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p><p> 1926年春，潘汉年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立即返回上海。从此，他奔走南北， 往返东西，却再也没有回过宜兴，直至客死他乡。 </p><p> 潘汉年一到上海，经他同乡周全平介绍，离开了中华书局，前往创造社出版部 报到。 </p><p> 创造社，是“五四”运动后涌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其成员大多为 当时留日的学生，他们中间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 1922年，他们出版了《创造季刊》。接着，又于1923年出版了《创造周报》、《创 造日》；于1924年出版了《洪水》；于1926年创办了《创造月刊》。由于出版物较 多，校对、发行、通联等工作十分繁忙，创造社因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出版部，负责 具体事务。 </p><p> 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一条名叫“三德里”的弄堂里。这条弄堂不太引 人注目， 但却是当时许多文化机构汇集的地方。A·16号经营的是一个小小图书馆 ——上海通信图书馆， A·11号即为创造社出版部，附设一个门市兼编辑处。门前 的横幅市招， 为郭沫若亲笔所写，字作颜真卿体。这是郭沫若最早写的市招。离A ·11号不远，便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小小弄堂里呈现出浓浓的文 化气氛。潘汉年身处这种环境，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薰陶，因而有人把潘汉年参 加创造社工作，作为他正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开始。 </p><p> 与潘汉年一起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还有另外几名热血青年，其中潘的同乡周 全平算是个小头目，还有云南豪士慷慨悲歌的柯仲平，自称唯美派的叶灵凤，以及 周毓英、邱韵铎、成绍宗等人。成绍宗是成仿吾的侄子，在出版部担任会计，管银 钱出入；邱韵铎跑印刷所及负责校对；潘汉年及叶灵凤帮助周全平搞编辑工作。他 们自称是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这群“小伙计”风华正茂，又不怕辛苦，他 们的工作量很大，出版部所有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编辑、出版、征订、发行、包装、 邮寄、通联，事无巨细，全都包揽了下来，但得到的收入却很少。“人家工作八小 时，休息八小时，我们出版部里的小伙计，每天十二小时工作还不啻，我们所得的， 只有每月十元或五元的工钱。”这段文字出自潘汉年之手，是对“小伙计”们工作 状况和生活状况的真实描写。如此菲薄的收入，足见潘汉年等“小伙计”们的生活 确实是够艰苦的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潘汉年的一个女友来他住 处，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女友一进门便嚷着要吃几颗花生米，不料潘汉 年拿不出花生米，而且身无分文，于是只好借故拿了件暂时不穿的白夏布长衫，跑 到当铺里，换得“一只洋”，挽回了颜面。这期间，“他常常口袋里一钱不存，随 处向朋友借车钱，要朋友请他吃饭”，“今天连买草纸的小钱都没有了，买烟卷更 属无望”。但是，就是这种艰苦的日子，“小伙计”们却从不发牢骚，用潘汉年的 话说，“我们也不怨谁，也不可怜自己生在这个畸形的时期，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 且让自己做先锋，杀开一条血路，为我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p><p> 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难怪他们是一群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生活中道地的乐天 派！曾在A·16号经营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楼适夷，在与“小伙计”们接触的过程中， 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他曾写过下述一段回忆：“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 图书馆干义务劳动。 而对出版部又都是五块钱的股东身份，就常常上A·11号去玩 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是小作家，写 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 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 </p><p> 足见“小伙计”们的活动圈子里，是多么的和睦，又是多么富有生气！楼适夷 在上述文字中回忆小伙计们写文章，办刊物这件事，主要指1926年潘汉年进入创造 社出版部后， 由他牵头所创办的几份刊物。其中《A·11》周刊，则是潘汉年经手 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p><p> 《A·11》周刊，实际上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取三德里出版部的门牌号而为之。 潘汉年是这份小小刊物的始作俑者。对此，另一个经办人叶灵凤曾回忆说：“提议 出版这个刊物，以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那时 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多读者联系得很好，因此， 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 </p><p> 为什么潘汉年对这份小小刊物有如此大的兴趣？为什么将其取名为“A·11”？ 其目的何在？对此，潘汉年作了如下说明：“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意味深长的意味 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小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 宝山路三德里A·11号。 四周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 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 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那四周沉闷的炭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 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 “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A·11》。” </p><p> 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要通过这份刊物，去呐喊，去发泄他们对黑暗、丑恶的社 会现状的愤懑，他们要用手中的笔，去打破四周所弥漫的“亡国气、妖气、奴气、 鸟气”，扫除“沉闷的炭酸气”，这就是他们创办《A·11》周刊的用意所在。《A ·11》 周刊从1926年4月28日创刊，至5月26日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了5期，每期 都有潘汉年的杂文和短评，少则二三篇，多则四五篇，几乎占了刊物文字的一大半。 他“那些《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嬉笑怒骂，鲜明尖锐， 无情地批判了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鞭挞了文化界形形式式的歪风邪气，矛头直指 反动军阀、封建官僚和外国侵略势力。虽然，当时潘汉年以杂文的形式，四面出击， 斗争的方式方法既简单又不乏其盲目性，但却显露了他“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 的气概。潘汉年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体现于杂文方面，《A·11》周 刊的问世，是他得以施展才能的第一块耕地。 </p><p> 《A·11》 的停刊，完全出于反动势力的干涉。这份小型刊物所发出的巨大呐 喊声，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惊慌。北洋政府上海警察局通过警厅扣留、邮局不予寄送 等卑劣手段， 向《A·11》施加压力，迫使其停刊。刊物是停止了，但潘汉年他们 这群“小伙计” 们却并没有屈服，并没有被恶势力所吓倒，就在《A·11》停刊之 际，编辑部即发表紧要启事，郑重声明：“我们闷居在黑暗里总得要追求光明的， 埋身在疲乏苦闷中，总得要企求兴奋、愉快的。……我们还要找其他说话机会的。” </p><p> 潘汉年，这位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正在努力寻觅“其他说话的机会”。 </p> <h2>五、“新流氓主义”者</h2> <p> 果然说到做到。 1926年6月12日，就在《A·11》周刊停刊不到1个月，一份以 《幻洲》为名的周刊诞生了。这份刊物之所以取名为“幻洲”，其含义为沙漠中一 块小小的“绿洲” 。潘汉年在《幻洲》周刊第1期上发表的《幻想的OAZO》一文， 则说明“幻洲”也取之于世界语“OAZO”的译音兼译意。至于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份 杂志， 用小伙计们的话说，是因为《A·11》这份小小的刊物“不幸只满五周的小 孩儿因为意外的意外而不能不让它夭折了。”因此，“寂寞又象毒蛇般在啮我们的 心灵了。”“我们是忍耐不住的，我们要逃奔，要逃奔，要在这荒凉的沙漠中找一 片幻洲！”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料的那么顺利。《幻洲》创刊后，由于印 刷方面的原因，到6月18日，即在发行第2期后，便告停刊。但潘汉年并没有气馁， 与编辑部同人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于1926年10月，又把一份新的《幻洲》送到了读 者手里。 </p><p> 新的《幻洲》系半月刊。编辑部发表紧急启事，告之读者这份刊物“是由同人 私自集资发行”，与前几个月出版的《幻洲》周刊性质完全异样，“并无连带关系”。 这则启事不仅在创刊号上发表，而且一直延至第7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幻洲》 周刊原先是由潘汉年和他的同乡周全平合办的。周是潘汉年进入创造社这个圈子的 引荐人，但周一向标榜自己是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与潘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 等观念上有较大的差距。如上文所述，潘汉年他们这群“小伙计”们经常在一起说 三道四，天南地北地讨论政治、文学，无所不谈。但言以见志，周全平的许多观点， 潘汉年绝对不能苟同，甚至不能不表示反对。比如在谈及胡适、陈独秀等“五四” 运动人物时，这位自称不想当官的“清高派”就说：“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 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 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 </p><p> 这时，潘汉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周的非议之论，潘汉年是持异议的。 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听了周的这番议论，也“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几年之 后，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经费，逃之夭夭了。 </p><p> 编辑部在声明《幻洲》半月刊与过去的周刊“性质完全异样”之后，对于新刊 物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要求，作了如下明确说明：“本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 的压迫与缚束，以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因此十分欢迎同时代的 青年朋友投稿。稿件性质，并非限制，一切创作、诗歌、杂文、图画、批评、介绍、 翻译、讨论，均所欢迎，惟文字须精炼确实，勿冗长虚泛。” </p><p> 从后来《幻洲》半月刊所发表的文字看，大部分符合于上述的规定和要求。 </p><p> 与周全平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之后，潘汉年即与叶灵凤合作。《幻洲》半月刊是 他俩合作的产物。这份64开的小型刊物，每期均分上下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名为 《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后面一部分名为《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封 面装帧和题饰都出自叶灵凤之手，署名LF。有趣的是，这份刊物一开始就显示了这 两位编辑在思想、 意趣和风格上的差异。 当然，我们也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把 《象牙之塔》完全看成是脱离现实的园地。正如姜德明所评介的那样：“《幻洲》、 《幻洲》，我们只能说在两位编者的心目中，各自描绘着一块理想的绿洲而已。” </p><p> 潘汉年与叶灵凤的合作同潘汉年与周全平的合作相比较，潘、叶之间在思想上 有分歧，但却能求同存异；而潘、周之间在思想上却为水火，不能继续合作下去。 对于自己与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合作，潘汉年曾用下述文字作了描述： </p><p> “我们并无躲入象牙之塔里的资格，因为不是诗人、小说家、天才、预言者； 不过整天的徘徊十字街口，也会遐想到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 进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 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老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 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 虽是一座巍巍更可怕的象牙塔，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轩轾，依然 是一块自由的安乐土！” </p><p> 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更有合作的基础。《幻洲》半月刊的问世，《十字街 头》的出现，使潘汉年又一次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以手中的笔，在黑暗中“追求 光明”，在苦闷中“企求兴奋、愉快”。 </p><p> 《幻洲》创刊伊始，潘汉年提出了一个让世人吃惊，令正人君子们不寒而栗的 命题：“新流氓主义”。 </p><p> 众所周知，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发展，文化界曾 经提出过许多风云一时、流行极广的口号，许多人自称为这个主义，那个派别，不 过像潘汉年那样自标为“新流氓主义”者，实属罕见。 </p><p> 由于篇幅的关系，潘汉年所写的《新流氓主义》一文分五期刊登。从这些文字 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当时的某些思想情绪及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发现其思想上的 独立见解和斗争方法上的独具一格，算得上是潘汉年斗争生涯中的一奇了。潘汉年 在开首第一篇《新流氓主义》中，开宗明义声称：“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 大好江山的中国， 只有实行新流氓ism（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潘汉年分 析了中国在那些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武人、丘八的愚弄、压迫之下，“弄得 现在一团糟的状态”，因此，狂喊打倒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中国“或者有一 线转机的希望”。潘汉年呼吁“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骗” 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主义不行”。何谓“新流氓主义”？它 的标准是什么？潘汉年的定义是：“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 ” 作为在组织上已经入党的潘汉年，他那种 “没有口号，没有信条”的标榜，一方面应该说他当时确实“在政治上还没有接受 马列主义理论的薰陶，思想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他当 时向黑暗势力投枪的一种斗争艺术，向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奋力反抗”的精神，这 就是他自豪地宣称的“新流氓主义”的精神。在“新流氓主义”的总题目之下，潘 汉年提出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内容，即为“好管闲事”。潘汉年认为，“少管闲事” 是我们过去的中国正人君子们的“安详端正的态度”，是预备忍受着一切侮辱、羞 愧、冷讥、热讽，“一步步走到坟墓里去的现象”。潘汉年分析说，这仅仅是对个 人而言，而对于国家的命运，对于整个社会，危害就更大了。他指出：“中国正因 为‘好管闲事’的新流氓太少，所以还有小皇帝要复辟；大学校行跪拜礼；小贩被 外国水手打死；万县被英舰轰击；你带几本研究社会问题的书，你就是该‘杀头’ 的赤党；你说他什么都不懂得，不配提倡什么主义，他就告发你是‘扰乱治安’”， 如此等等，潘汉年叹道：“‘少管闲事’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p><p> 原来，潘汉年所说的好管闲事的“事”，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民族反抗外来侵 略压迫之事，也是政治上的大事。 </p><p> 潘汉年将“新流氓主义”中的第二个实质性内容，称之为“骂人”。为强调这 个“骂”字，提倡这个“骂”字，潘汉年分析说，“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 后的意识，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争斗的开始——骂，是有伤道德”的。 更何况，“世界上新与旧要争斗的，是与非要争斗的，妥协与不妥协要争斗的，虚 伪与真实要争斗的，老与少要争斗的……一切的一切，凡是并立而绝对的两样，非 争斗不可”。既然“争斗是永远存在的，于是‘骂’也暂时不会消灭”。至于骂人 的态度呢？潘汉年提倡“要痛快、干脆、真切”。他认为，“在骂人的范围之下， 没有‘朋友’存在，不论平素的友谊交情如何，到思想和事实起冲突的时候，就都 在敌人的地位”。当然，潘汉年谓之的“骂”，不是没有分寸的。对于恶势力，他 的原则是“要用争斗来制服他们，在没有拿出争斗实力以前，也是用骂来做导火线”； 至于朋友、同仁之间的“骂”，那还是另外一种结果。他说：“我们新流氓主义者 是最爱朋友，也是最会骂朋友；惟其是朋友我们要求由冲突而争斗而统一，这种情 况之下的朋友，方才是新流氓主义者的真正朋友。” </p><p> 话虽然这么说，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既然对“骂”产生了“崇拜”， 就不免有所偏激。在他充满火药味的“骂人”的杂文里，他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恶势 力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抨击了他们对内镇压、对外屈服的丑恶嘴脸，抨击了社会 现实的黑暗和旧的传统观念、陈腐的伦理道德，等等，充分体现了他的战斗精神和 傲然正气！这是潘汉年“骂人”的主流。不过，他在当时也骂过一些不该骂的人， 骂过一些不该骂的事。他在痛骂胡适、吴稚晖以及国家主义派的同时，也骂过朱湘、 刘半农、徐志摩等文人学者，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被他骂过。他 在《幻洲》 第3期《信手写来》专栏里，自己也承认“我们虽然出了两期，倒骂了 不少名人、学者、女人、××家”。尤其使他感到内疚，一直引为憾事，并且多次 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是，他曾经骂过鲁迅——这位也是以“骂人”为斗争手段之 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主帅。后来，潘汉年知错认错，登门求教，亲自向鲁 迅表示歉意，并获得这位主帅的谅解，这一老一少握手言欢，从此站到了同一条战 线上，共同奋斗，共同“骂人”。这段情节，笔者将在下章叙述。 </p><p> 除提倡“好管闲事”和“骂人”的主张之外，潘汉年还将爱情、婚姻与妇女解 放等问题，纳入了“新流氓主义”的范围。潘汉年认为，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但 还有许多青年男女“深中十八世纪宗法社会的礼教的恶毒未去，任那传统观念支配 自己”。这就需要提倡“新流氓主义”的“自由恋爱”，提倡“妇女解放”。所谓 “妇女解放”，“就是要从非人的奴隶生活，解放到自由、独立的全人地位”。要 达此目的，就必须“真心诚意从社会的根本错误，从他们奴隶地位，痛下攻击，要 促起一般有新流氓精神的女同志醒悟，自己立起和恶势力、旧社会争斗，达到男女 性爱的自由大路”。他呼吁妇女同胞们，应该“看重自己身份，要自由、独立，发 展你们天赋的本能，争得与男子有同等位置，取消那般野蛮男子占有女子的权威”。 潘汉年提倡妇女解放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论及爱情和婚姻问题 时，也常常出现过激和片面化的倾向。例如对一般女性的无情鞭挞，对“上海女人 野鸡化”等武断评论，都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尽管如此，潘汉年的“新流氓主义” 还是以其藐视一切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战斗风貌和鞭挞黑暗、追求光明的凛然正气， 为时人所称誉，为后人所敬仰。姜德明曾对他在这个时期的斗争实际和思想状况， 作过一个中肯的分析，他写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是要经过一定的曲折， 需要一定时间的。潘汉年同志只能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丢掉种种幼稚的东西。那时我 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要求一个二十岁的潘汉年在政治上如何成熟也是不客观的。 但是，潘汉年在迎接着一个新的斗争考验，很快走向了一个转变时期。” </p><p> 这个新的斗争考验终于来临了。潘汉年也很快走向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 转变时期。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