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太监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出于生活所迫并且希冀通过这个途径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进入宫廷的。他们文化素质极差，进宫后在师傅那里所学到的仅仅是宫中的礼仪、规矩和如何侍候好主子，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学的、可想的了。实际上，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仅不敢想，就是让他们去想也是无从想起。几位晚清时的清宫太监赵荣升、张修德、魏子卿都曾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回忆说：
旧社会，行行有行行的苦处，最要紧的是忍耐。我们在做徒弟的时候，什么都是逆来顺受，为了自己的前程，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几个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就要捞本，好好地享受一番，把当年自己受的，转给下一辈子。
由此可见，清宫太监的心理是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太监初入宫阶段。作为贫穷人家的孩子，之所以卖身入宫，或是养家或是糊口，总是要有所图的。皇家宫廷，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神秘而又充满苦涩希望的地方。进宫伊始，富丽豪华的皇室生活的表面现象使这些穷孩子惶恐、惊叹、新奇，再加上内心原有的企盼，就构成了最初阶段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他们情绪稳定，驯服听话，努力学习和掌握宫中的一切礼仪和规章制度。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暂。
第二阶段，是清宫太监心理最不稳定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太监逐步了解了皇家宫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对着无情的生活现实，最初稳定的心理状态迅即被打破了，并且分化为不同的心理状态。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比较聪明和灵巧，很快得到了皇帝及其他主子的赏识和提拔，这使他们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在最初的希望完全破灭以后，并不甘心就这样了此一生。于是，他们以各种方式同命运进行抗争。其中逃亡是清宫太监最普遍的一种主动积极的抗争方式。但是，自清初以来在全国已经建立起十分完备的保甲户籍制度，对这些有着明显特征的太监来说，犹如天罗地网一般，没有内务府颁发的路引和执照，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许多逃出宫的太监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因为走投无路而自行投回领罪。可是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太监们依然不断地逃亡，一次被抓回，第二次照样还跑，有的太监逃跑竟达七次之多。再有就是造反，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进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大本营——紫禁城，在这次起义斗争中，数十名太监参与了天理教组织，其中刘得财、刘金等五名太监做为内应，直接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尽管在清宫档案中看到后来这些太监在被捕后表现都十分低劣，但这次事件在整个清代宫廷史中寥若晨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更多的太监是有意无意地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抗争方式，如许多人参予赌博、斗殴、偷盗、吸毒甚至自残、自尽等违反宫规破坏宫内秩序的活动，虽然也表明了这些太监自身素质的低下，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是一般太监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部分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太监人数不少，可是，在强大的皇权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面前，太监无疑是太渺小了，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永远是输家而无法取胜。实际上，多数太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消极的忍耐态度，正如前面几位晚清太监回忆中所说的那样逆来顺受，因为他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命运中的奇迹出现。
第三阶段，是清宫太监的心理状态重新趋于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那些敢于抗争的太监经过多次失败后已感到筋疲力尽和麻木，而那些本来就安心忍耐的太监这时就更加习惯于命运的安排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完全把心理上的不平衡转嫁发泄到那些做徒弟的新太监身上了。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民国的《优待皇室条例》，清朝的最后一个退位皇帝溥仪在紫禁城继续盘桓了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北洋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并把溥仪驱逐出宫，直到此时，伴随着封建的宫廷制度而产生的畸型怪胎——太监制度也最后寿终正寝了。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文人骚客、才子佳人，无一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迹与位置。但是作为太监这样一个身体被摧残、人格被侮辱、地位卑贱的奴仆群体，却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文化根本不屑于表现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轻蔑、嘲弄和厌弃。这就是太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