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室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太监有一丝一毫地干预朝政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在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就颁布了一道上谕，对太监做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三、不许招引外人；
四、不许交接外官；
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皇帝福临又命工部铸成一块高一百三十四厘米、宽七十厘米、厚六点五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宫内交泰殿门前，上面镌刻着他的另一道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其全文如下：
“皇帝敕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诵德。以至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道敕谕后来也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有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康熙元年被斩首的太监吴良辅，就是第一个被祭刀的太监。吴良辅是顺治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他的其他事迹档案及文献资料中均鲜有记载，但是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时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外官贿结太监案，当事人涉及许多重要的官员包括一位被革职的大学士陈之璘，另一个主要当事人就是太监吴良辅。如果按顺治皇帝钦定的法律以及审实的案情，上述人员均应处以极刑。可是，顺治皇帝却以“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甚多”为理由，免除了犯罪官员的死罪，只把他们分别革职罢官、抄家流放了事；而对此案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太监吴良辅，更是百般庇护，留在宫中。直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顺治皇帝在临死前五天，并且自知已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抱病送吴良辅到悯忠寺落发出家，希冀能保全吴良辅的性命。但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朝廷就正式公布了据说已被纂改的遗诏。随后，就把那个已经成为皇帝“替身”的佛门弟子吴良辅绑赴刑场斩首示众，理由就是“变易祖宗制度，把持朝政”。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清宫内又发生奏事处太监高云从泄露职官任免档案的案件，为此乾隆皇帝异常震怒，凡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随后又查出高云从交接外官、嘱托外官安排其亲戚案，当即将案犯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参将王普等革职并解京严审，同时，两案并发，其主犯奏事处太监高云从立即被处斩。
可以说，由于清朝统治者严格遵循了严禁太监干政的制度，因此在其二百多年执政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但是，史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统看法，认为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她大权独揽，实行独裁统治，并且重用包括太监在内的亲信，诸如十分有名的太监安得海、李连英等人，打击异己，这就使宫廷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太监不许干政的祖宗家法也由此而废弛。这种传统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政治制度废弛，太监也确有结党营私之辈，公然敲诈勒索、贪污纳贿的现象比比皆是，慈禧太后对此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听之任之。但是说到李连英、安得海之辈干预朝政，则多为传闻之言，并无实据。关于李连英的情况，在《总管太监李连英的宠辱一生》中将做详细的介绍，而关于太监安得海，则是在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的时候，由于“捏称钦差织办龙衣”的罪名，并违反了“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的祖宗家法，在山东泰安地方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并奉旨就地正法的。由于安得海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监，因此这个案子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不过安得海被杀时才二十六岁，是宫中的六品蓝翎太监，并不是传说中的权威赫赫的敬事房大总管。从清宫档案中可以看到，在一段时间里，安得海确实以他的年轻伶俐，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但由此就得出他能够干预朝政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倒是光绪朝发生的两桩案例，是比较典型涉及朝政的案例。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年仅二十岁的小太监寇连材因甲午战败，国势日危而上书慈禧太后，死谏国事，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曾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其实，寇连材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入宫做太监，分配到奏事处做小太监，二十一年九月调到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当差，四个月后上书被杀，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职掌上都不可能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帝党、维新派之间的斗争有什么瓜葛，从寇连材上书的内容上也能看出，这纯属个人的行为。但是，寇连材确实是清宫太监中忧国爱民的第一人，他冒死上书的行为也给暗淡无光的晚清历史添抹了一笔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