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为了防范未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变更制度，加强对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规定内外章奏必须同时备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以后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担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变成了自己的耳目。
权力没有了监督，没有了制约，和珅真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由于其权势太大，当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到“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和珅深受乾隆宠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是个敛财的好手。乾隆晚年自以为国运昌隆，文治武功，超迈古今，自号“十全老人”，志得意满，于是大兴土木，奢华自奉，如为自己建造准备禅位后居住的宁寿宫，举行万寿大典、千叟宴等，这些都需要大量银子。和珅绝不会像那些“迂儒”的官员那样提醒皇上要居安思危，导奢入俭，他反而会主动迎合乾隆的意图，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从各级官员和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珍宝，去满足乾隆的这些奢靡需费。如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皇帝八旬万寿，和珅总管其事，他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俱要进献，在京各部院堂官要捐出薪俸，而两淮盐商更要捐银四百万两。和珅还创立了一种议罪银制度，即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则数万、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不像官员罚俸一样交到国库，除少数作为河工海塘经费或解充军需外，都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帐户。为此，和珅还设立了专门办理此事的“密记处”，建有专档——《密记档》。许多督抚大员等都受到这种类似敲诈的处罚，而他们又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当然，和珅绝不仅限于为乾隆创收谋财，更善于为自己聚敛经营。首先，和珅利用权势，广收贿赂，京外“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他不仅对盐政、河工这些肥差征求无厌，而且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许多将帅也都看和珅的眼色，玩兵糜饷，自肥身家，自然也少不了向和珅贡献。其次，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苛索商民和官员士子，在分管户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时大肆贪污。他打着皇上的旗号勒令地方官员不断供奉金银珍宝，而这些财宝怎样进献皇上、进献多少，都由他说了算，事实上大量的财宝都被他截留贪污了，以致于他家中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还大。再次，和珅不顾官体，与民争利，搞多种经营，广开财路，如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在京城及近畿各县广开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出租房屋，开设粮店，在京西房山一带开挖煤窑，甚至还搞运输等。和家的营生资本雄厚，又有强大的权力背景，自然非一般商贾可比，利润丰厚，日进斗金。和珅用手中的权力来经营他的家业，真可谓得心应手，迅速聚敛了巨额的财富，甚至其家人奴仆都拥资巨万。
有了权，有了钱，和珅再也不是当年的穷学生了，便过起了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畔建起了豪华的府邸（即后来的恭王府），甚至仿宁寿宫违制建盖了楠木房屋（今恭王府内锡晋斋），在圆明园附近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园（今北京大学未名湖一带），在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外、北京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等处都建有住所。他不仅整日享受着妻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也一样风光气派，于是在蓟州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坟墓，规制超过了亲王，并派有禁军看守，民间称之为“和陵”。
和珅富可敌国，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朝鲜使臣回国后曾向国王报告说，和珅“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以致有些皇子自知皇位无望，以将来能得到和珅的府第与家财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