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凡是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恋神丹大药。从秦始皇派人入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化“益寿”“不死”的黄金器具；从三国的曹操遍招甘始、左慈等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东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赵匡胤召见高道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宪宗以丹纵欲“气伤龙脉”而暴亡……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对道家的丹术走火如魔，喜怒笑骂尽在其中。而清朝的雍正，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了。
雍正喜好炼丹，由来已久。他在做皇子时，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那时他曾写过一首题目就叫《烧丹》的诗：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这首诗中，又是铅砂，又是炉火，烟雾缭绕，功兼内外，就好像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所认识并有些研究了。
这里所说的炼丹，是道教企求不死成仙的一种修炼方术。严格讲来，丹有内外之分。外丹，是指用天然矿物石药为原料，用炉鼎烧炼，以制出一种所谓的服后不死的丹药。历史上的炼丹道士，有主张炼制和服食黄金、丹砂的金砂派；有提倡以铅料、水银为至宝大药的铅汞派；还有极言用硫磺、水银合炼以求神丹的硫汞派。内丹，是指通过内炼使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而成丹，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雍正的一生，便与金丹仙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后，雍正曾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敕命在张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观以做崇祀。据《紫阳道观碑文》记载，雍正特别赞赏“真人”张伯端“发明金丹之要”。
至迟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开始，雍正皇帝就经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他感觉服后有效，还作为特殊礼品赏赐给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一些宠臣。在田文镜的一件奏折上，雍正用朱砂笔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雍正劝自己的宠臣，对御赐丹药，放开胆子吃，丝毫不用怀疑，因为他对这种丹药“知之最确”。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需要说明的是，雍正这时吃的“既济丹”，当是方家术士们在外炼制的，清朝皇宫在这一时期还没有直接的炼丹活动。
雍正八年（１７３０）的春天，雍正皇帝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雍正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为此，他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谕。
雍正手书朱谕的内容如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雍正的这道密谕，中心意思是，让封疆大吏们代皇上寻找会修养的道家术士。为此，雍正要求地方大员：第一，务必将此事当成要务，一定要“留神”，而绝不能视作可办可不办的事；第二，一旦访得“深达修养”的人，对其家属要优厚安排，对其本人要好好护送来京；第三，尽管打消顾虑，哪怕推荐的人不很合适，也不会怪罪；第四，本地没有的，若听说外省有，也要奏报上来。最后，雍正嘱咐，此事属于绝密，千万“慎密为之。”
这道非同一般的密谕，雍正在当时总共写了多少份发给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这十五份朱谕，每份内容都完全一样，一字不差。若在通常，发给各地官员的谕旨，如果内容文字相同，都是由亲密大臣代笔，唯独这道密谕，全是雍正用朱砂一笔一笔一份一份地书写，而且十分工整，可见雍正对此事的慎密和重视。
皇帝既然如此重视，反复叮嘱臣下“留神博问广访”，“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做臣子的有谁还敢怠慢？收到雍正的朱谕，各地官员即刻展开寻访行动。很快，四川巡抚宪德写折子报告说，当地有个叫龚伦的人，人们都称龚仙人，有长生之术，都八十六岁了，姨太太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雍正立即谕令召进宫来，可就在这时，那个龚仙人升天死去了。
没能见到龚仙人，雍正自然十分惋惜。但他并不甘心，又命四川巡抚宪德秘密查访，看龚仙人的儿子是否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秘传”。宪德于是又去秘访，结果几个儿子都说“未曾领受其父秘传”。龚伦的后人或许是感到此事干系重大，万一出点什么差错，身家性命就保不住了，所以未敢应召。后来的事实表明，龚伦的儿子是聪明的，河南道士贾士芳应召入宫就命丧黄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