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雍正深知他的一言一行对内外百官都有莫大的影响，身为帝王若贪图虚荣，务实治世则无从谈起。因此，倡导以务实思想治天下的雍正，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他本人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以万能自居，而是以不知为不知。
１．坦率承认“朕不洞知”
雍正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四川布政使佛喜奏请奖赏民人开垦田地，雍正回话给他：这等事若果然可行诚然极妙，但不可沽一时之名，致他日应酬不来，“总在你取出良心来斟酌为之，朕实不达外吏之事，不便谕应与否也。”两广总督孔毓珣曾就广西泗城官庄田地使用问题具呈奏折向皇上请旨，雍正让他与云贵总督鄂尔泰商酌办理，并在折子上写到：“朕不洞知地方情形，难以悬谕。”
对没有确切把握的事情，雍正常常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雍正六年（１７２８），贵州提督杨天纵曾密折陈述黔省田赋情弊，雍正把这一奏折发给云贵总督鄂尔泰，叫他与巡抚沈廷正会商料理，并说：“朕原无定见也，卿斟酌次第为之。”
２．不做掩饰的“朕之过”
如何对待过错，雍正有过不少的论述，他常常训导臣工“过而能改则无过”，“过而不改方为过”。难能可贵的是，雍正对“朕之过”也有一个较为实在清醒的认识，而且，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
还有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雍正三年（１７２５），浙江有个叫王钧的道员表示，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得知后批示：让他捐，他若是不捐，朕便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了，让他出钱消灾好了。王钧本想捐献银两修工程，没想到挨了皇上一顿臭骂，惶恐不安中，为博得皇上的信任，表示四万之外再捐六万两银子。这次，雍正看了王钧的履历，在了解情况后，作了世人难以想到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得很，把他当成马钟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雍正叫浙江巡抚傅敏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告诉王钧，并下旨劝这个道员不要捐这十万两银子了。最后王钧百感交集，还是坚持捐出了修西湖的四万两银子。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雍正责骂百官有些如同儿戏，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知错后公开认错的坦荡心胸。
雍正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湖北巡抚王士俊有奏折谈到：“止知有君，不知有人。”雍正就此批复：“虽但知有君，当观君之是非；便不知有人，亦当审人之邪正。”雍正认为，“君”和“人”都有对错之处，这还是比较客观实在的。
雍正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能够坦率地认错改错，并一再要求朝臣直言“朕过”，这本身就需要有抛弃虚荣面子的勇气，讲求务实的精神。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雍正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反虚的思想。的确，雍正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帝，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雍正以务实精神兴邦国治天下，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思考是颇多的。尽管雍正务实反虚有某些局限性，有其封建帝王不可逾越的篱笆，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雍正的务实思想，在虚诈成习的封建官场有其闪耀火花的可贵之处；雍正高扬求实反虚的旗帜，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雍正推出的一系列务实反虚的举措，在康乾盛世的历史长河中作用独特，意义重大。正是雍正以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治国安邦，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末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积弊，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康乾盛世”，虽然没有“雍”字，雍正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