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