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认为，“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他在任用内外官员上，除首要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慎外，还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１．清除平庸的“木偶”
雍正指出，当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认为，为官者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他说：“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御虽然省力，恐误事。”对这种官员必须及时调整。湖南巡抚王国栋，为官虽然清廉勤慎，但才识不行，在地方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调换。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人本老实，素无大过，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懒，办理公事勉强支持，营伍虽不致荒废，却也难有起色。雍正得报，立即将仇元正勒令休致，另换精明强干之员。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很难有什么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还有，山东曹县知县王锡玠，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二十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这个知县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看来，在雍正手下，且不说贪官，就是平庸无为的人也难以混下去。
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备加爱惜的。他常对文武大臣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２．“未有先学养子而后方嫁”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惠士奇其人，才学出众，十二岁就做得一手好诗，后来考中进士，朝廷派他到广东担任学政。惠士奇在地方主持科举考试“一文不取”，这在当时的考官中实在是难以找到的，因此他以清廉著名于岭南。对这样官声颇好的有“德”之员，如何提拔晋升，雍正命两广总督杨琳详加考察，因才致用。杨琳奏报说，惠士奇的特长在于舞文弄墨，至于行政管理则显得能力不足。据此，雍正将惠士奇召回京师，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专掌论撰文史之事。
雍正任用官员从实际出发，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却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雍正四年（１７２６），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例题请。雍正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３．只知遵旨乃是为自己做官
雍正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
雍正反复告诫百官，须视本地风土民俗酌情执行朝廷谕令，反对不加思索机械地贯彻。登基后的第一年，雍正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朕以吏治兵民为念，凡有济天下者，必下谕旨，谆谆告诫，对臣工条陈得当者，亦乐为采纳。但朕一人所思固难周密，况天下各地情况不一，因此，对平时所颁上谕及经臣工奏请谕令实行之事，如有与本地方本衙门不够允协妥当之处，可以便宜行事，自加损益，只要把其中的情由据实入告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