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惟一可以倚赖的西洋珍玩、奇器的供应地。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从洋船上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五万五千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三四万之内。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皇帝对广州洋货贡品还会经常提出具体指示。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买到皇帝梦寐以求的西洋大穿衣镜，准备修配架座之后再进呈，雍正帝在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报告此事的奏折上批道：“再得大镜，不必另修架座”，表示对西洋镜迫不及待。乾隆帝更是极其痴迷西洋珍宝，他在二十三年（１７５８）的一道谕旨中，要求洋行“买办洋钟表、西洋金珠、奇异陈设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以至这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之庞大和质量之上乘达到巅峰，可以称得上奢靡已极。精明的外商很快看透了中国皇帝的嗜好，他们在次年便对几种新巧货物抬价居奇。乾隆有时也会指令洋行商人不必急于购取，“一两年后，势必减价出售”。乾隆帝能够如此把握洋货市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巧妙的对策。嘉庆帝则偏爱南洋热带水果他曾多次批示“贡物不必增添惟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无误”。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四十斤。承办者多方寻找，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军机大臣传来的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七万斤。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面对来自皇宫的庞大需索，洋行商人不得不承受许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