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面直言
太宗气度宽宏，思想开明，作风严肃，办事讲求实际。这在我国历代数百名帝王当中也是一个不易多见的杰出人物。他为人直率，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开诚布公。司马迁《史记》里边有一句话说得好：“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这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做成一件大事，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主张和创见。纵观清太宗的言行，用《史记》的这句话加以概括颇为恰当。他要使自己的政权开一代新风，在他与诸王贝勒、大臣之间建立起互相信赖的关系，就要在思想作风上破除类似明朝的那种上下互相欺蒙、互相戒备的颓废之风，提倡开诚布公，以诚相见。太宗率先示范，他对群臣都讲实际话，做实事，凡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功劳、过错、说理、评论，都摆到群臣面前，赏仇罚亲，秉公而断。
天聪八年（1634年）正月十六日，众汉官赴户部衙门，向主管贝勒德格类诉苦，说他们负担的差徭繁重，皇上给每备御八名帮丁，只免官粮，其余杂差与民一例负担，还得按规定“赡养新人”，较百姓负担更重，要求准许将这八名帮丁准照官例当差，以增加一些收入。德格类将他们的请求奏报，太宗马上派龙什、希福调查差役重科的情况。经查，证明这些汉官所述与事实不符。他们诉苦的原因，是前不久太宗令每个备御出钱买妇女，给新来归的人配妻室，但没有偿还这笔钱，因此心怀埋怨。太宗传谕户部按价还钱。之后，又召见主管礼部贝勒萨哈廉，指示说：“这些人都忘了在辽东时所受的苦累，故口出怨言，如不申谕，使他们明白，以后只要动些小费就会借为口实。”于是，萨哈廉奉命召集这些汉官，传达了太宗长篇谕旨。
太宗说：“你们所诉差徭繁重，可谓直言无隐，如非不得已，岂肯前来陈述？但朕的意见也不能隐而不说，应当从公评论。朕以为你们的苦累较前已经稍轻，何以见得？从前，你们都归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你们不得乘，而满洲官员乘之；所有牲畜你们不得用，而满洲官员强行买去，凡官员病故，其妻子都给贝勒家为奴；你们属于满洲官员，虽有肥田不能耕种，终年勤劳，米谷且不够吃，每每卖仆人，典当衣服维持生活。因此你们暗中私通明朝，朕都宽恕不究，还把你们从满洲大臣之家拨出，另编一族，从此你们才得以乘所有之马，得用所饲养的牲畜，妻子得免为奴仆，选择肥地而耕种，不再像从前那样典衣卖仆人。你们以小事来诉，无不听取解决，所控虽然不实，也不重处。这是朕对你们格外加恩更胜过满洲官员。
“困苦之事，间或有之，然而，试拿满洲人的功劳与你们比较一下：满洲人竭力为国，有经百战的，有经四五十战的，你们经几战呢？朕对于你们只要有一点功劳立即提拔，给你们的好处超过满洲人。如果与满洲人比较受伤论功劳作为升迁的条件，你们现在当总兵官的不知该居何职！当给你们另编旗时，都说：‘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不受满洲大臣欺凌，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皇上恩德于万一。’现在朕阅览你们的诉词，以前说的话都忘尽了。你们认为苦累甚于满洲人，何不向熟悉差役情况的人问个明白？倘与满洲人相比，你们的差役却是有轻的，没有重的。古人云：以家之财养贤则取国而国可得，以国之财养贤则取天下而天下可得。这句话你们都是熟知的。国小民少，朕及贝勒之家各量自己所有，拿出来以养百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家财、国财之义啊！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出一点钱赡养从大凌河城来归的人，却口出怨言，你们为何言行不一？朕以为你们博通典故，虽非圣贤，必有通达事理之人，朕以及贝勒尚散财无吝，如果你们真的明于事理，岂能以随众出资为苦呢？……
“你们曾奏报说：一切当照官职功次而行之。以前分拨辽东人民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俱照功次拨给。如你们照官职功次言之，果真出于诚心，满汉官员所占有的奴仆都应多寡平均。而你们有的占有千丁，有的八九百丁，其余的也不下百丁。满洲官员曾有千丁的吗？如真的按功论理，满洲一品大臣应得千丁。自分拨人丁以来，八九年间，你们汉官很多人占丁的名额都超过了规定。如说这些超额人丁都是新生的小孩，那为什么长得如此之快？如说是从他国俘获的，可你们汉官又从未另行出征。朕真不明白这么多人丁是从何处增添来的？你们的过错，朕知而不究。但贝勒和满官以你们私自隐藏人丁谁不怀怨？朕如果不允许你们多得，岂不可以照官职功次重新进行分拨吗？倘如此分拨，不知现占有千丁的应得几人！你们在明朝时，家中人丁又有几人？现在又有多少？为什么不深思呢？满汉官民虽有新旧，但都是我的臣属，岂有厚薄之分？既然如此，你们也该同满洲人一样，凡三丁抽一名当兵，凡出征、行猎一切差徭一例承担，不差分毫，你们以为如何？你们试拿朕的话与你们说的话从公思考，有想说的不必疑虑，就直说好了。就说满洲人苦于汉人不只是三丁抽一，还有每年每牛录出守台人八名、淘铁人三名、铁匠六名、银匠六名、牧马人四名，固山下差役二名，凡每牛录下当差的人家占了十分之四。还有每年给新归附的人耕种。又是每牛录出妇女三口，又是耀州烧盐、畋猎、取肉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巡视边墙、守贝勒门，又是每牛录派兵一名守句骊河（巨流河）、每牛录设哨马二匹，遇有倒弊，则均摊补买。征瓦尔喀时，每牛录各喂马二三匹从征，还派摆牙喇兵十名、兵丁二三名往来驰使，差回又令喂养所乘马匹。遇有各国投诚人来，拨给满洲人现住屯堡房屋，令他们到别处移居，又分给粮食，叫他们舂米纳酒，每年猎取兽肉分给新归附的人，拿出国库银两购买朝鲜布匹，仍令满洲人负载运输到边城……这都是满洲人受苦之处，假如不向你们详细说明，你们也未必深信。”
萨哈廉传达到这里，总兵官石廷柱、王世选和一批副将、参将、游击官都说：“控诉之事，我们都不知道，这完全是这些备御汉官们干的。”于是，将为首的八人抓了起来。萨哈廉又问：“你们既然说不知道，当户部贝勒派布丹询问时，你们为何又说知道？又为什么将苦累之事备呈于部呢？”石廷柱等人说：“各备御不曾说过差役重科，只说控诉帮丁八人之事，所以布丹来问，我们回答说知道。至于向部里呈报的事，是龙什、希福叫我们将所有负担的差徭详细写明，我们无知，才书写清楚送上去的。”
萨哈廉将上述情况回报太宗。太宗说：“诸臣既然说不知道，可以将八名备御释放。如果治罪，以后有受苦累的就更不敢说了。各官和备御勿令‘谢恩’，如“谢恩’就是要治罪而又赦免。”石廷柱等得到太宗宽恕，很感激，说：“臣等虽然没有控诉，但此心同死罪无异。皇上和八家贝勒崇尚恤养外人，珍赐无吝，凡遇迎送，宰牲设宴，曾无虚日，臣等以濒临死亡之身，蒙皇上生全，另立一族，得到宠遇，凡此衣、食、奴仆、马匹，哪一样不是皇上的恩赐！果真按功劳大小，颁行爵赏，拨给人丁，我们不但官爵不敢希望得到，就是任何一样东西也不是臣等该有的。现在，臣上等之家不下千丁，下等之家也不下二十余丁，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也实难报答万一啊！”《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
汉官联合赴部控诉，实际是一次聚众“闹事”。太宗并没有大动肝火，相反，首先充分肯定他们敢说心里话，“直言无隐”，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对他们的控诉与事实不符，尤取平心静气说理的态度，开诚直言。近二千言的长篇讲话，通篇是事实，统计数字，没有一句空泛的大道理，也没有一句惊人之语，更没有使人感到气势汹汹。讲清事实，道理自明，因而感动了汉官，撤回了他们的不合理要求。一场风波瞬间平息。
太宗曾说：“忠告之言虽逆耳，然于治道有裨”，如“以忠告之言而谓之逆耳”是不对的《东华录》，崇德五年十月。。太宗一见到群臣有某些过失当即指出来，诚心“忠告”，并指示改进办法，就是他的兄弟子侄也不例外，一经发现错误，同样当众说清。崇德三年七月，他召见诸王贝勒大臣，严肃批评他们不遵守制度，说：“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固伦额驸、和硕额驸、多罗额驸、固山额驸等等名号，都有定制，如今竟不遵守明文规定，这都是礼部不严加稽查，任其苟且，疏忽放纵所致。凡制度已定，理应恪守。你们如见有不可行之处，当创制之初就应奏请改正，可是在刚建立时，你们都称‘善’，等到决定下来，你们又蔑视不遵守，这是什么用心呢？当初你们给朕上尊号时，朕深知你们的行为如此，所以固辞不接受，以为国中有嫉妒人的不良之人，你们都说断无此事，朕才受尊号，立制度，分辨等级立权威。三年以来，你们毫不遵守制度。古语说：国有庆，忌者嫉之；国有祸，逆者幸之。现在你们就是这样，看到我国有喜事而脸色变，看到我国有祸事而幸灾乐祸。当年金太祖、太宗兄弟一心克成大业，今天为什么你们不与朕同心呢？”
诸王贝勒赶忙认错：“圣谕说得很对。我们实在无言回答，罪过都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都行正道，谁敢不奉行正道！今后我们一定各修身守本分，努力遵守。皇上看到‘见国中有庆而色变，见祸而心悦’的人，并没说破，是希望不良之辈洗心改行，弃恶从善，所以才对我们诫谕。”《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诸王贝勒如此，连他的儿子豪格也因在锦州战役中犯了错误，不仅被点名批评，还给予降爵位、罚银两的严厉处分。
太宗不记仇，不念旧恶，对一些犯错误的臣下进行公开批评之后，仍加重用。崇德七年五月，松山决战刚刚结束，锦州守将祖大寿、副将祖泽远投降，太宗非常高兴。祖泽远向太宗承认自己违背诺言，从大凌河放回后，又背叛后金归向明朝。太宗说：“你所以不再来归，是看着你的主将祖大寿的态度行事的。当时朕前去察看杏山，你明知是朕，却特发火炮轰击，这岂不是背弃朕对你的恩德！你发炮能伤几人呢？别说你城小士卒无几，就是洪承畴以十三万兵屡次举火发炮，又伤了朕几人？朕因你背恩太甚，才不得不这样说。朕见人有过错，当即明说，从不窃自记别人对朕的仇恶，总是反复推敲，如此罢了。不但对你，就是比你尊贵的祖大寿尚且留养，况且对你这小人何必处死！你年方少壮，凡遇战阵，惟有奋发效力吧！”祖泽远听了这一席话，感动得流泪谢恩《东华录》，崇德七年五月。。
二、鼓励“犯颜直谏”
在帝王专制的时代，向来是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对亲属、对长辈、对君主都忌讳说缺点、错误，岂止不能说，还要替他们掩饰。太宗似乎不完全是这样。他要求群臣向他“面诤”，鼓励他们“犯颜直谏”，给他提意见，批评他的过失。
天聪五年（1631年）三月，太宗亲自写了三封信征求意见，一封写给两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一封写给议政十贝勒，一封写给八大臣，特派榜什分别送去。致两大贝勒的信是这样写的：
兄等与众定策，推戴眇躬，数年以来，无日不兢兢业业，期于上继前业，下协民情。倾闻国人或有怨言，必刑狱不得其平欤？抑赏功有所偏私欤？或荒于逸乐、黩于财货欤？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赖旁观者明告之。夫此大业非予眇躬所自致，乃皇考艰难缔造以留贻者，当祗承罔坠，则皇考神灵欣慰，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陨越，则皇考神灵恫怨，上天亦加谴责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济，济则共享其福，不济则均受其害。我两兄勿以责任在予而或面从，予有失，即直言，若不见纳，方可弃予而不言。今六年以来，未闻诸兄一言献纳，予何由而知？国家政令有当改者即议更改，务期至当，俾臣民遵守焉。
给十贝勒的信中说，朕嗣登君位六年以来，你们未曾有一言规劝朕的过错。这岂不是认为朕不可以与之交谈吗？以后凡有所见，就应直说。朕的过失，以及老百姓的疾苦，一一直陈，不要一点隐瞒。他给八大臣的信说，你们身居要职，与诸贝勒共议国政，原想你们规谏朕与诸贝勒的过失，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今闻国人以诉讼评断不平产生不满，这是政治上的失误，朕未能亲接国人，询问明白，只靠你们来报告。但你们犹豫、徘徊，沉默不语，你们以为朕未必听从意见，还可能因此而获罪。你们想想：以前以谏诤的原因而被罢斥的有谁？被谴责的有谁？像朕虚怀听取意见，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希望你们以公忠体国之心，凡朕政治上的过失，都应悉心陈说。
诸王、贝勒、大臣读了太宗的信，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太宗“多采纳之”《东华录》，天聪五年三月。。
七月间，太宗又召集他们，当面说：你们诸贝勒大臣见到朕的过错，即应极力劝谏。人谁能无过？比如，议论国事时，你们竟互相夸诩鹰犬，还说笑话，这不也是过错吗？有过，贵在能改，为什么要避讳呢？你们应当以检查自己的过错来规劝朕的过错，这才是正确的《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
在汉官们的建议下，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都察院官。该机构的职责，专事监察国家政令、法制、制度执行情况，检举百官的言行过错。但太宗指令他们要首先监督他的言行，随时进行批评。他对新任命的都察院官员们说：朕或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者逸乐畋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抛弃忠良重用奸宄之人，罢黜升迁不当，你们都要“直谏无隐”。诸贝勒如废弃他们的本职事务，贪图货财偷安，或朝会时轻佻傲慢，部臣忍耐不揭发，你们要指名参奏。六部断事偏见，错谬以至审判迟缓，你们要查明报告。明朝陋习，像你们这个衙门也是贿赂的主要场所。务要互相检查提防，除了挟私仇诬告好人要加罪外，你们的章奏是对的，朕即同意实行，所说是错的，朕也不加罪，一定不叫被弹劾者与你们当面对质，至于平民百姓有些小过错，不必报告，可以进行教育，然后释放《东华录》，崇德元年五月。。
太宗强调，群臣要注意发现他在处理政事上的大的问题即带有原则性的错误，并且要马上给他提出来。六月二十四日，他来到清宁宫，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奏道：有一奴仆告主，情节属实，将原告拨与他人为奴。太宗说：这类事固然应该报告，但你们这些大臣不应该只注意这些小事奏报，今后凡朕有错以及亲王以下坏法乱纪，还有平民百姓中以邪道惑众的，都应不时地来报告。如果只讲些细小的事而遗漏“其大”的，这就不是忠直的表现。祖可法回答说：臣等“惟皇上是惧”，其余还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一有情况就向皇上报告。张存仁不同意他的说法，反驳说：你这句话说得不对。忠直为国之臣，就是在皇上面前也要“犯颜直谏”，何况其他人呢！太宗说：对。一个人果真正直，虽天地鬼神也不敢动他，而做君主的怎么能剥夺他《东华录》，崇德元年六月。？
太宗求言心切，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诸王、贝勒、群臣监察他的过错，只要接见他们议论国政时，总要提到给他提意见，他们不提，太宗还批评他们。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他对群臣说：现在正是我国兴隆之时，你们固山额真大臣也正加意治理国家，共立功名。朕与王、贝勒、贝子所行，为何没有一个人直接指出得失？以前，因为你们不能治理军队、私藏财物等，曾给予处分过，可曾有因为“直谏”而给你们加上罪名的吗？你们见好的不喜悦，见过错不责备，等他犯了罪，才群起而共议罪状，这都是你们中仿效诈伪，以为与己无关才这样做的。见贤人不荐举，见不善的不斥退，闭口不言，隐藏自己，这哪里是大臣治国之道？见到贤人而不举，见不善而不说，那么贤人怎么能得到鼓励？不肖之人又怎么能受到惩罚？如见到贤人即便是仇人也应感到高兴，必加推举；见不善的人就是自己的姻戚也必须惩治，不能宽恕。这才是真正竭力为国之大臣。你们中有因战功被任命固山和六部承政的，也有虽无战功但办事公正的被提拔重用，怎么能一朝富贵就忘了公直呢？名为大臣，上不能为国，下不能为民，国家怎么能用这种人为臣《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
太宗还引用历史的经验来教育、鼓励他们敢于给自己提意见。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太宗新任命了一批议政大臣，在议论为政之道时，他又说到给自己提意见，举了林丹汗亡国的教训，他说：“太公曰：‘闲居静处而诽时俗，非吾民也。’朕观察林丹汗不道，以至于亡国，没听说过他的臣属有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不行正道的。日后，朕可能有失德之处，你们要当面谏劝，想想因为谏诤的原因而受到斥责的有谁？降职、革职的有谁？你们还怕什么不敢面诤？倘若劝谏，朕不听，那不是你们的过错。如事前不能谏，事后却追究其君主的过失，议论国事种种不对，这哪里是做人臣应该做的呢？”《东华录》，崇德二年四月。
太宗认为，一经发现有错误，要马上提出劝谏，不要在错误造成之前，不但不劝，而在事后却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评头品足，非议种种国事，好像一切与己无关，这就不是正确的态度。一句话，要防患于未然，消灭错误于萌芽状态之中。
从清太宗的这些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鼓励群臣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它同样表现了太宗豁达大度，开诚布公。他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一姓大业的成败，整个国家的兴衰。因此他把群臣劝谏一事看得极为重要，时时提出这个问题，多方督促和鼓励他们敢于当面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监督自己的言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太宗能不能正确看待自己。他既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人”，也不把自己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他认为自己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的人，失误、过错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像他说的，“人孰能无过？”人与人之间所不同的是，有“过，贵能改”。所以他又说：“朕思人有全德者少，但虑不尽心耳。”《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世上具备“全德”的人极少，差别仅仅在于办每一件事时是否做到了“尽心”，只要“尽心”去办，就会成功，同时也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反之，就会一事无成，那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太宗的这些思想是他“勤政”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人生的真实写照。
毫无疑问，清太宗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由于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和历史发展在他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局限性，他说的好话虽多，实际并不会完全做到。他妄杀给他提建议的岳起鸾、孙应时等人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天聪元年三月，生员岳起鸾上奏疏，提出两条意见，一是不要进兵朝鲜；二是应该和明朝议和，将俘获的汉人尽速放还给明朝。太宗看了奏疏，当即表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士民、是“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他让汉官们来议论这件事。这些汉官大概出于迎和太宗，或者是借此表示自己忠君为国，竟个个发起怒来，一致要求处死岳起鸾。太宗觉得为一纸奏疏将其处死不是一件好事，起先不同意，说：“你们想杀他，这是对的。但惟恐杀了这个人，以后就没有敢直言的人了。”群臣力请，说：“这种人、蓄谋向敌，不可不杀。”结果，他听从了群臣的意见，把岳起鸾给杀了《清太宗实录》，卷2，8页。。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因为条奏“俘获敌人（主要指明朝）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一疏触怒了太宗，下令严加批驳，并追查此事的原委。经审讯，祝世昌供认，奏疏是他自己写的，内中文理不通顺之处，经启心郎孙应时一一改正。甲喇章京姜新、马光远看过，两人都赞成祝的意见，说“写得好！”群臣审查清楚，认定祝“身在本朝，其心犹在明国，护庇汉人，与奸细无异”，应处死。孙应时代为改正，实系“同谋”，也应处死。姜、马两人见疏不劝止，反而说“好”，应革职，各罚银一百两。太宗看了处理报告，改为：祝世昌免死，发往黑龙江锡伯族居住的地方安置；姜、马两人因为有功，免罪；孙应时“依议正法”处死《清太宗实录》，卷43，2~3页。。祝世昌上奏，陈述政见，本是为臣的本分，况且太宗一再鼓励“面诤”，直言不讳，即使全说错了，不过驳回而已，岂能杀头？但祝世昌所提，不得将俘获的汉人妻沦为娼妓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用讳言，这类事肯定不少，但满族统治集团包括太宗在内，不愿让人们检举出来，以维护满族上层人物及其清政权的声誉。同时，他也害怕此类事一旦公布出去，最能激发汉人的感情，当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所以，祝的奏疏是触了太宗的“忌讳”而遭到重处，又株连多人。最可悲的是孙应时因为代为修改奏疏，竟被定成死罪，实在是冤枉。
太宗妄杀岳起鸾、孙应时，株连多人，说明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听取臣属不同意见，总是好话说的多，实际做的则少。今天我们不能因为太宗做错了某些事情就否认他有一些较好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也不能认为他说的那些好话，都是虚假的，一样也做不到。事实上，他也做了一些令人称赞的好事，在思想作风上，的确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