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人才为本”
大凡一个有作为的人物，都十分重视人才。历代开国帝王在其艰难创业过程中，往往把发现和重用人才当作一件大事，因而常常造成人才济济的盛况。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这方面，清太宗不仅继承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且把人才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的原则高度，求才如渴，爱才如宝。他说：“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进贤为要”《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太宗宣布以人才作为他治国的根本，群臣以荐贤举能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的这一思想，比他的父亲太祖显得高明。太祖也是惜才如命的人，历史上流传不少有关他爱才的佳话。但狭隘的民族观念限制了他的胸怀，不能正确对待除满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知识分子。进入辽东后，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他下令搜查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尽行处死”，说“种种可恶”都是他们干的《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完全抹杀了他们的作用。太宗与此相反。他求人才的心情远比太祖迫切，在具体对待上，也打破了民族的偏见，主张无论满族、蒙族、汉族，只要有一技之长，他都录用。这个思想是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如何发现和使用人才，主要途径是推荐。太宗多次下达谕旨，要求群臣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推荐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他对大臣们说：满、汉、蒙古族中有“谋略”，可胜任军、政职事的，都要以自己所见向他报告，从中选择任用《清太宗实录》，卷5，16页。。天聪九年（1635年），他召集众臣说：天下才全德备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你们满族、汉族、蒙古族各官中真有“深知灼见，公忠任事”的人，当速行推荐，不分新旧归附；不分已在官府，还是未在职的人，只要“居心公正，足备任使”的，即呈送吏部，其中有“居心公正，通晓文义”的人才，要呈送到礼部，主管该部的贝勒要随时报告，我量才酌用《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
太宗对人才很有迫切感，要求很严，引起了群臣高度重视，纷纷荐举人才。大学士范文程对太宗重人才的思想理解极深，贯彻他的谕旨特别严肃认真。他曾说：“治安之本，首在得人。惟培养人才，保护善类为第一义，得一贤远胜理百度也。”《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范文程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他荐举的人都很“称职”。但是他发现有些大臣不出于“公”心，而是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一些不称职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识的人也“荐举”到各官衙任职。针对这一弊病，他在太宗发表上述指示后不久，与宁完我合疏上奏：“荐举不实，请定功罪连坐法。”《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他们写道：圣谕要求荐举人才，上下内外臣民无不感到欢欣。“圣意”以为，了解汉人的，莫如汉人，所以叫汉人各自推举所了解的人，为国家效力。但有些营私的人竟借此大搞宗派，把“荐贤”当成一个门路，引进一些品质坏，作风不好的人。他们彼此“互相标榜”，自我吹嘘。有的出于“亲故”关系，有的受人“嘱托”，明知其人不贤，却过分夸诩、吹捧。这种状况如继续下去，即使有“公直”大臣想推荐贤人怕也不肯举了；被举的有“一二忠正之士”一看到邪风盛行，也会感到灰心，自己取消“应举”的。这样就会把皇上寻访贤才的美政变成群小“幸进之阶梯”。范文程与宁完我要求太宗对已荐举上来的人要进行严格的“核查”，同时还要对推举的人进行考核。荐举的人如果很公正，那么经他推荐的人定可信用。反过来，推举的人作风很不正，那么他推荐的人“安得廉能耶？”为杜绝此类弊病发生，他们要求实行功罪连坐法，简单说，就是对“欺君”，荐举不好的人，要给以处罚；如果被荐的人很称职，任事也颇有成效，应当给推荐的人记录功劳，以示鼓励《碑传集》，第3册，“开国宰辅”。。太宗接受了范文程和宁完我的建议，批准实行。这等于给荐贤用才的问题立了大法，虽不能说完全避免各种弊病的发生，但总可以说大有好转，有些想投机取巧，奔竞“私门”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
选拔人才，除了推荐，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考试来发现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说：我想到从古至今，从来都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我现在打算兴文教考取生员《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九月一日，正式举行考试，为建国以来第一次，具有首创的意义。参加这次考试的，有满、蒙、汉各族的知识分子，他们踊跃赴考。天命十年十月太祖大杀汉族知识分子，当时隐匿起来的有三百人，现在都出来考试，有二百人被录取。为了选拔人才，太宗还特别允许在他跟前及诸贝勒手下的奴隶，还有在满洲、蒙古家为奴的人，只要有些文化，都允许考试。凡考中的，都得从他们的“主人”家拔出，赏赐缎、布等，然后等待正式录用《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太宗指示举行第二次考试，这次只考“汉生员”，在汉族中选拔人才。考试结果，一等的十六人，二等的三十一人，三等的一百八十一人《清太宗实录》，卷18，10页。，总计录取二百二十八人，据此可约略知道，参加考试的总得在四百人上下。这也算规模可观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大学士范文程等建议：在满、汉、蒙古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太宗同意，指示他们要“从公考校”《东华录》，崇德六年七月。，七月揭晓，满洲有二人，蒙古族有一人，汉族四人中举人，其余诸生分得一、二、三等，各得到赏赐物品若干。
还有一种情况，本人自荐，也须考试。汉族生员刘其遇、刘宏遇久未得官，上书自陈。太宗命大学士范文程等亲自考核，决定录用刘宏遇，任命为内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去他和其兄徭役各三丁《东华录》，崇德元年六月。。
人才的选用，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外部，即招降和俘获明朝的人。太宗说：“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得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 《清太宗实录》，卷6，33页。这就是说，从千万俘获和归顺的人中去发现和挑选人才，对国家有着无穷尽的利益。
从太祖到太宗时期是武功创业的时代。太祖在位时，“文治”和文人即知识分子问题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太宗已感到“文治”的必要，所以才正式开科取士，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各级官吏，并从各种渠道为国家搜求人才，从而适应了事业发展的日益紧迫的需要，为入主中原储备了最可贵的力量。
太宗很器重人才，但并不一概尊崇到盲目迷信的程度。至少他已指出脱离实际的“文人”不能一味轻信。他从清与朝鲜关系破裂的事件中，认为主要是因朝鲜方面一些“文人”、“书生”挑拨的结果。崇德二年（1637年），他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着重说明这一教训：“朕之所虑者，恐王复似当年听书生愚见，以空言掩饰，巧计朦胧为尚耳。夫文人固不可不用，而书生之谈，亦未可尽信。盖书生但知摘句寻章，拘泥成说，不知达变通权，虽有文章词藻，竟何益哉！”《清太宗实录》，卷39，25页。这里所说的“书生”虽不是一般读书人，而是朝鲜国事决策者，但太宗却看出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不善于从实际出发，以本本或古人的结论来处理现实复杂的事务，说话、写文章总喜欢夸大其词，寻章句于古人，工于词藻、气势，对解决现实问题一窍不通。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其一，有一次，内院诸臣代太宗草拟一份给朝鲜王李倧的敕书，他看了很不满意，批评他们说：“你们撰文，能做到顺理措辞就行，不得过为夸张。我素来就不喜欢夸大之言。他们明国之君，自比于天，轻视他人实甚，身无德义，却自我夸耀，这有什么益处呢？自今以后，撰拟文件切应详慎，不可草率。”《东华录》，崇德二年五月。其二，有一次，太宗召集文馆满汉儒臣、六部满汉启心郎，当众批评汉启心郎、生员等一班知识分子明明不懂用兵打仗，偏偏谈论不休，不管时机是否成熟，一再敦促进兵关内。太宗说：“你们动不动张口就说航海山东、攻取山海关。上天给予我的兵力很有限，如按你们意见进兵，即使稍有损失，我如何能受得了？你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帮了敌人而损害了我的将士，是用空话沽名钓誉。你们上奏这样的意见，有何用呢？我为一国之主，用兵打仗岂不明白？这是不待你们陈说的。如果我与诸贝勒不理国政，贪货财，沉湎酒色，你们就该直说，我若不听，这就是我的过错。”《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太宗在重视人才问题上，反对空话，不追求形式，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影响和改变一些“文人”的弱点。
二、重才胜于资历
清太宗珍视人才的另一个思想表现，就是重才胜于资历，无论尊卑贵贱，无论年龄壮老，惟才是用。资历只表明人的经历的一般自然情况，它只是一个时间指数的笼统概念。正常的情况是，经历越长的，人生的经验越丰富，才能也就越能得到发挥。但归根到底，资历本身不是才能与贡献的象征，当然，它也就不能成为衡量才能大小、智慧高低的惟一标尺。俗语说，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活百岁。太宗是深通此中道理的。他在用人上，总是把才能和“公忠”为国两方面的条件放在首位，从不把资历和社会地位、身份这些因素放得高于一切。
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准许诸贝勒和满蒙汉贵族家中的奴仆甚至连太宗的奴隶，有“少通文义者”都可参加考试。如考中，立即“拔为儒生”，同时拨给人丁代替他们给原主为仅。这在选拔人才上是一个大胆的措施，在大批有才能的人被掠为奴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也是绝大的好事，可惜太宗没有坚持下去。在考试两次以后就停止执行这项制度。崇德三年（1638年）初，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要求，应继续准许各家奴仆参加考试。太宗不同意，却讲了一席道理，他说：从前得到辽东时，有许多“良民为奴仆”。我曾下令从诸王以下到各官员及民人家庭中查出，都编为民户，又两三次考试，将稍有点文化的人选拔出来为儒生。现今满洲人不像以前那样滥行占取良民为奴，偶有一二生员都是经攻城破敌之际，或者经过血战而获得的，或者是因功赏给的，如把他们拔出，怎能酬劳这些将士的死战功勋？再说将他们拔出后另补给新丁，难道这些新丁就不是人了吗？无罪之人强令为奴，这是很值得怜悯的。你们只知道爱惜汉人，不知爱惜满洲有功之人和补给为奴的人。张存仁、祖可法一听，觉得有道理，就说：臣等见解还没看到这些。于是“叩首谢罪”《东华录》，崇德三年正月。。
太宗没有坚持通过考试从奴仆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是涉及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惟恐引起他们对自己的不满，才中道停止。但他能打破常规，破除旧俗，不问社会地位多么卑贱，只问有无才能，这一思想是值得称道的。经过考试或推举，确实发现并起用了一批出身微贱的人。宁完我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代善的儿子萨哈廉收为奴仆。因为通文史，太宗当面“召对”，马上提拔到文馆为儒生，参与机要。不久，又授给参将的职务，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入塞远征，在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等战役中，立下了功劳。宁完我有才能、敢说话。这里，且引述他于天聪五年（1631年）给太宗的一份奏疏，即可反映他的作风和政治才干：
臣蒙皇上出之奴隶，登之将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许，是以初时召对，则荐五人；后臣等公奏请设六部，余留中不下。窥见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烦冗多事，诚见夫一念补葺不到，弊乱旋生……故创业帝王，虑国事无纪纲也，而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虑科臣阿党，君心宜启沃也，而置馆臣；虑下情上壅，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数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皇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另立言官？又或谓南朝多设言官何竟败坏到此？臣请为皇上明辩之。
我国自六部既立之后，曾见有一人抗颜劾罪者否？似此寂寂无言，果国中太平无事耶？大抵举国之内然“诺”成风，浮沈为俗，以狡猾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学成装就便为大僚，即有一二劲草亦自觉特立孤标之足虑耳。我皇上皇皇图治，亦何利有此景象也？况今日掌局之人，岂尽循理方正？属下既不敢是非官长，局外又谁敢轻议权贵？是弊窦从兹而开，乱皆由此而酿也。臣想国中之事，皇上亦时得闻知，然此不过犹古之告密，岂是拜奏阙下，扬言殿陛，兴利除害，堂堂伟伟之举动耶？若言官设立，人必自敛，指名弹劾人亦不怨，何也，责有所归、仇怨莫避君……
至于服制一节，是皇上陶熔满、汉之第一急事。满洲语言既同，贵贱自别，汉官不会满语，尝被骂詈辱打，至伤心堕泪者有之。皇上遇汉官每每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作践，将何以成一体，而招徕远人耶？宜急分辨服制、造设腰牌，此最简易关系最大者。皇上勿再忽之也。若定制设官，皇上难其人，何妨兼摄代理，但名目一立，各有职司不敢推诿矣！……昨年，副将高鸿忠出管甲喇额真，臣曾具疏奏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矣。若臣两三人尽入其中，岂复得慷慨激烈侃侃一言乎！《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此件作为一重要文献保留在《清太宗实录》、《东华录》和其他官方史书之中。
这本奏疏陈述二件大事：一设“言官”，以监察各官言行，揭发坏人坏事；二设服制，使其明等级，分贵贱，消除民族界限。所言所述，切中时弊，意气昂扬、直言不讳，“公忠”之心跃然纸上。太宗看了奏疏，也颇受感动，态度温和地说：“此本说的是。”当即批示诸事依次去办。他和范文程等同时奏请立“荐举连坐法”，他个人还荐五人，都受到太宗重视。在清初发展史上，宁完我作出了自己的建树。
在战场上，太宗总是十分注意发现人才，一经发现，就破格提拔。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率大军进关征明。在攻坚城遵化时，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第一个登上城，砍翻明兵的抵抗，为后继兵士登城开辟了道路，很快将遵化攻克。开庆功会时，太宗大赏立功将士，第一个手持金卮慰劳萨木哈图，说：“我军年来都怯于攻城，况且此城较以前遇到的城池更为坚固。萨木哈图第一个登上城，功劳很大，应该从优录用。”事后，授给备御世袭之职，赐予巴图鲁（勇士）的称号。不仅如此，还赏赐大量财物：骆驼一峰，马十匹、牛十头，蟒缎十九匹，布二百匹，还特许以后如有过失、概予赦免。太宗得知萨木哈图家里很穷，马上指示有关官员和部门，对他家进行周济抚恤《东华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萨木哈图只是普通一兵，根本谈不上什么资历，但太宗大胆提拔，使其从一名战士进入了将军的行列。
太宗对这样的勇士总是倍加爱护的。也是这次远征，攻永平城时，副将阿山、叶臣与勇士二十四人，冒火奋力登城，立下了功勋。太宗赞誉他们是“我国第一骁勇之人”。他规定：这些猛士与萨木哈图巴图鲁及他处先登城、骁勇出众之人，以后凡遇攻城，不要叫他们再登。如此有功之人，应让他们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对敌之时，令其同进，如他们想自己攻城，也应阻止，就是厮卒中有一二次先登城立功者，也不要再让他们攻城《东华录》，天聪四年二月。。太宗把这些立大功的将卒视为国宝，不愿让他们再冒第二、第三次风险，生怕遭到意外。因此，禁止他们登城，是为保护他们的一种办法。可见太宗对人才的爱护用心良苦，措施周到。
太宗关于人才的思想及其具体措施，为众多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使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政权的能文能武的人才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当中有的是能征惯战的勇将；有的是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从太宗中期以后，与太祖同时期的功臣宿将很快被自然淘汰，而第二代、第三代人正代之而起，他们既没有资历，也没有经验，但太宗仍给以重视，让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从各方面得到锻炼，使其迅速成长为新一代的英雄人物。像他的侄儿杜度，弟弟多尔衮、长子豪格，侄萨哈廉等等，在二十岁上下就已经是数万人乃至十万大军的统帅，清朝胜利前进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