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松锦决战
在清太宗去世前的几年，一方面，不断派遣阵容雄壮的大军入关，深入腹地，沉重地打击明朝的有生力量，动摇其根本；一方面，又在关外宁、锦一线与明朝展开激烈的争夺，终于发展成为规模巨大、震惊全国的松锦决战。这是继萨尔浒激战之后，明清兴亡史上又一次战略性的大决战，它把太宗的军事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锦州是明朝设置在辽西的军事重镇之一。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设在这里。自从明清（后金）争战以来，锦州的战略地位日益显得重要。明朝派遣重兵驻守，加固城池，力图使锦州成为阻止清（后金）兵西进的一座坚强堡垒。自努尔哈赤受阻于宁远城下，到太宗即位后的十几年间，清（后金）向辽西多次进兵一直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仅得到大凌河城（锦县），围锦州不得结果而还，因而形成明清（后金）在宁、锦长期对峙的局面。而大凌河这个屏障一经拆除，距此仅四十余里的锦州城就完全暴露在清（后金）的面前，从此它成了明朝在辽西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前哨阵地。在它的正南面十八里处是松山城，松山偏西南十八里处是杏山城，而杏山西南二十里左右便是塔山城。这三城如羽翼，如卫星一样护卫锦州，更有重镇宁远，为锦州之坚强后盾。很清楚，锦州不破，清军就不得越雷池一步。太宗“以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圣武记》，卷1，四城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锦州则首当其冲。这样，是否打破锦州，以及如何打破，就成了皇太极和他的将领们重点考虑的战略问题了。
崇德五年（1640年）正月，都察院汉官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提出一份奏章，其中讲到“进取”大计，列出三著：一攻燕京，此刺心之著也；二直抵关门，此断喉之著也；三先得宁锦门户，此剪重枝伐美树之著也《清太宗实录》，卷56，14~18页。。太宗原则上接受了这后一建议，但是，他想得更大胆，更实际，把义州（辽宁义县）选作屯兵、进取锦州的前哨基地。义州位锦州与广宁之间，大凌河畔，地势开阔，土质肥沃。虽说这里荒凉，又无险可依，但它比广宁更逼近锦州，自然条件更利于垦荒屯种。三月，任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主帅，率军往修义州城，驻扎屯田，通告明朝守将不准在宁、锦地方耕种《清太宗实录》，卷51，12页。。到四月，仅仅一个来月的时间，数万将士“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地，皆已开垦。”《清太宗实录》，卷51，20页。
以义州为屯驻基地，这是向锦州进兵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下一步，是攻城，还是围困，这两个方针就摆在太宗面前。张存仁献计说：
臣观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必须旷日持久，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截彼（明）侦探，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伏愿皇上以屯种为本，时率精锐，直抵锦城，布令于蒙古，以为间谍之计，再多擒土人兵卒，广布招抚敕谕，探祖帅（祖大寿）心事以招之，体义士性情以安之……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也。《清太宗实录》，卷51，19页。
攻城和围城，当然以前者易见成效，而后者则需要时间，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所虑者，旷日持久难免将士有懈怠之心。天聪元年（1627年），实行硬攻，没有采取围困的战术，硬攻，攻不克，又生急躁，赶紧撤兵，这不能不是个教训。张存仁没有明说，但从正面讲清了道理，要太宗鼓励士气，使之坚持下去。同时他还提出在明军内部分化瓦解，以蒙古兵作为争取对象，使其从中做内应，这样即可加速明兵的崩溃。张存仁的这个分析为战事的进程所证实。
实行围困，是对付明军的较为有效的措施。明朝对辽东的作战方略屡有变化。实践证明，袁崇焕提出的惟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守为正，战为奇，最为有效，它迫使清兵舍长取短，很少成功。袁虽冤死，但他的这一方针却继续下来，明兵就是坚守城池，不肯轻易出城与清兵较量。十几年来，清兵无可奈何。现在，太宗进兵义州屯种，目的也是为长期围困锦州提供后勤支持。所以，他得到了张存仁的献计，坚定了围城的信念，当即传令济尔哈朗、多铎不仅要继续屯田筑城，还要率军前往锦州等处围城。四月二十九日，太宗离盛京亲临义州巡视筑城屯种情况，然后离义州去锦州，率侍卫及亲军绕城一圈，察看形势，直到天色已黑才回营。
为了把对锦州的围困坚持下去，太宗采取相应措施：将城东、城北、城西的庄稼全部抢割完毕；扫荡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哨，彻底孤立城里的明军；包围由远及近，断绝明军的一切出入，实行轮班更戍，以三个月为一期，避免将士疲劳，防止滋生懈怠之心。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太宗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锦州城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圈深壕，沿壕筑垛口，在两旗之间，再挖长壕，近城一侧设置逻卒哨探。经太宗这一番布置，锦州已经处于清军严密包围之中《清太宗实录》，卷52，卷55。。
锦州城里，辽东明将祖大寿指挥守城。他本来在天聪五年（1631年）已投降后金，当时他诡称妻子在锦州，要求搬取妻小，愿作内应，智取锦州。太宗放他回去，结果他一去不返，至今十余年过去了，他仍受命于明朝，坚守锦州。他部下将士，一部分是辽人，相当一部分是蒙古人。他们凭借坚城，充足的粮草积蓄，与清军对抗。但蒙古将士首先动摇，他们驻守外城，看到清军阵营严整，都很吃惊。有的向清军逻卒喊道：“你们围困有何用处？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即使围困，岂可得锦州？”逻卒回答说：“不管二三年，你们即使有四年之粮，那么到五年后，你们还吃什么？”蒙古士兵听了这番话，知道清军志在必得，甚为惊慌。于是，蒙古将领诺木齐、吴巴什等密谋降清。他们秘密派人与济尔哈朗取得了联系，约定三月二十七日夜行动。此事被祖大寿侦知，二十四日，他准备以计逮捕吴巴什等人。还没等祖大寿动手，已被吴巴什等发觉。他迅速采取行动，率众向明兵展开进攻，激战声震扬城外。济尔哈朗、多铎闻讯，立即赶到城下策应。蒙古兵从城上放下绳子，距此最近的两白旗清军率先援绳而上，与蒙古兵夹击，明兵败退内城，而外城为清军占领。蒙古将士自都司、守备以下官员八十六人、男女家小共六千二百一十一人全部投降，他们携带所有器械出城，暂到义州安置。捷报飞马送到盛京，太宗兴奋异常，命八面击鼓，霎时，鼓声大作，如雷声滚滚，诸贝勒群臣急趋笃政殿，太宗登临御座，当众宣布来自锦州的胜利喜讯《清太宗实录》，卷55，15~18页。……
锦州外城一破，明兵形势更为危机。明朝深知锦州安危关系重大，不断派遣援军，自宁远，沿海岸进兵，经杏山至松山，逼近锦州，增援祖大寿。太宗也在调兵遣将，四月和七月，他两次将孔有德、尚可喜所部汉军，后又调耿仲明部汉军投入锦州围城。一场决战的阵势正在急速地形成。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向太宗进破锦州及其援兵之策：
（一）锦州系辽左首镇也，蜂屯蚁聚，与我国相持，皇上发兵围困，凿重壕，筑高垒，轮流更换，防御严密，誓灭此叛贼（指祖大寿），乃可席卷中原，诚皇上之神机妙算也。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保障，遭此围困之急，日夜发兵救援，近值八九月间，天气爽凉，度彼必与我国并力一战。乘此时现在围城者不必更换掣回，仍将应援之兵，挑选精壮，分值各旗屯田之处，秣马驻防，一旦有警，乘夜潜进。各营侦探虚实，如敌人驻定营寨，我兵四面环列，用红衣炮攻击，彼纵有百万之众，安能当我四十炮位之威也。敌营稍动，我军奋力突入，绕过锦州城，直抵松山、杏山等处，敌兵谅不能当，况松、杏环城有壕，彼兵一败，岂能遽入其城？即城上安设火器，彼此混杂，恐其误伤己兵，必不敢施放，我军纵横驰击，彼必零落逃窜，如此大创一番，敌兵寒心丧胆，锦州从此失恃，不能固守矣。倘蒙上天垂念，锦州一破，则关外八城闻风震动，安知我当年沈阳得而辽沈随破、沙岭捷而广宁随之一大机会也哉！我国兵马大败锦州援兵一阵，则各处缓辽之局破矣。局一破，一二年难以再举，我皇上无西顾之忧矣……
（二）明援兵从宁远至松山，带来行粮不过六七日，若少挫其锋，势必速退，或犹豫数日，亦必托言讨行粮而去，我军伺其回时，添兵暗伏高桥，择狭隘之处，凿壕截击，仍拨锦州劲兵尾其后，如此前后夹攻，糗粮不给，进退无路，安知彼之援兵，不为我之降众也。
……
明国气运渐衰，旱潦虫灾，种种迭见，“流贼”叛民，处处啸聚。我皇上乘运奋兴，王贝勒同心协助，定鼎之谟，在此一举，时不容缓，机不可失《清太宗实录》，卷56，23~26页。。
汉官石廷柱的分析十分深刻透彻，他把这场战役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对它的重大意义及其具体作战方略阐述得一清二楚。战争的进程证实了他的分析的正确性。太宗很重视石廷柱的意见，因为这篇奏疏不仅完全道出了太宗的基本战略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但太宗仍不动声色，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八月，当明朝派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兵马援锦州时，清兵并不完全掌握主动权，前线传来的求援战报反映出情况的紧急。太宗意识到形势的严重，当机立断，决定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他亲临前线指挥。他“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原定十一日由沈阳动身，因患鼻衄，将起程日期延到十四日。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共议攻围之策，笑着说：“朕但恐敌人闻朕亲至，将潜遁耳。倘蒙天眷佑，敌兵不逃，朕必令尔等破此敌，如纵犬逐兽，易如拾取，不致劳苦也。朕所定攻战机宜，尔等慎无违误，勉力识之。”《清太宗实录》，卷57，18页。太宗向来不崇尚说大话、空话，此时他把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说得易如反掌，表明他早就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他的弟弟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铎见他身体不好，劝他不必急于动身，他们愿先走一步。太宗说：“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如有翼可飞，当即飞去，何可徐行也！”《清太宗实录》，卷57，18页。到十四日，他顾不得鼻衄未愈，下令起行，一出盛京，便纵马昼夜疾驰。近二三年，他一再尝试打破锦州，但一直没有成功。这次他以“必克”的决心，倾全力围困锦州，轮番进兵，又遭到明军顽强抵抗，多有失利。眼下，洪承畴率大军增援松山、锦州，清军又遭失利，直急得太宗“忧愤呕血”《李朝实录》，仁祖，卷42，376页。，正像他说的，恨不能一下飞到锦州！因为时间紧迫，他率三千精锐骑兵先行。行军太急，引起鼻子流血不止，到第三天才止住。从盛京到锦州数百里，太宗与三千精骑昼夜驰行六天，于十九日抵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朝援锦大军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已于七月二十九日达松山。洪承畴，福建南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总督三秦，因镇压陕西等地农民起义军有功，深受朝廷重用。去年（崇德五年）冬，锦州告急，崇祯命他率军出关解救锦州之围，共征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八镇大军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待命。洪承畴准备采取且战且守、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步步立营，坚守对峙《国榷》，卷97。。但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拖延进兵，旷日持久，耗费粮饷，主张速战速决。他派遣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赴军中，一再督促进兵，还密奏崇祯下令催战。洪承畴无法，将兵马粮草留于宁远、杏山及锦州七十里外的海岛笔架山，先发六万兵马，诸军后继，在松山城北乳峰山冈（此一带群山统称吕翁山或吕洪山、里红山）结营，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城之间掘壕，立七座大营；其骑兵驻于山东西北三面。
松山城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处于锦、杏之间，为“宁（远）、锦（州）咽喉”，“关系最要”。如果松山城一破，“全局动摇”《明军守卫松山等城堡的六件战报》，载《历史档案》1981年2期。。因此松山成为双方会战争夺的焦点。太宗抵达松山后，将大军安置在松山、杏山之间，自乌欣河南山至海边，横截大路。绵亘扎营。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清军自锦州至南海角掘三道大壕，各深八尺，宽丈余，把松山明军统统置于包围之中，并断绝了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从而切断了明军的粮饷供应。同时，太宗派阿济格率军攻击塔山，夺取了明军在笔架山储备的粮食十二堆。二十一日，明兵向清军镶红旗营地发起攻击，太宗率数人，张开黄盖，往来指挥、布阵，明军望见，仓皇败退。太宗指示诸将回营，说：今夜敌军必逃。于是他一一布置兵力准备截杀。
果不出太宗所料，清军掘壕筑垣，断粮道，引起明军将士一片恐慌，人人都有逃跑之心。他们携带的军粮不足三天食用，眼看就要陷入绝境。在这危险的时刻，洪承畴于当日晚，要求诸将拼力一战。“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明日战，有的说今晚战，有的认为应缓战。严重的问题是缺粮，都想回到宁远得到给养后再战。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也同意回宁远支粮。洪承畴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洪谦称）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君悉力。”《国榷》，卷97。谁知会议刚开完，胆小如鼠的王朴乘天黑先自逃遁，而各将帅也跟着争相驰逃，沿海岸奔杏山，马步兵大乱，自相蹂践，弓甲遍野。
早已严阵以待的清军从后面追击掩杀，事先埋伏在塔山、杏山等地的清军又在前面迎头痛击；太宗还派出数支清军分别到小凌河口西直抵海，绝其归路。到第二天黎明，只见“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清太宗实录》，卷57，25页。以上参见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等及六镇残兵都溃入杏山城，张若麒从小凌河口乘船由海上逃走宁远。剩下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和辽东巡抚丘民仰没有逃，撤入松山城，与洪承畴同守孤城。
太宗料杏山明兵必奔宁远，又遣精兵分别埋伏在高桥大路和桑噶尔寨堡，这是必经之地，所以在这里杀伤了大量逃离杏山的明兵。太宗又亲自来到高桥，指示多罗贝勒多铎率军继续设伏兵。二十六日，吴三桂、王朴等率残军出杏山，逃向宁远，遭清伏兵掩杀，两人仅以身免，短短几天工夫，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卷57，29页。
但是，这场战役还没有最后结束。明兵主帅洪承畴还有万余人同他坚守松山城。太宗已移营松山近前，缩小包围，再掘壕以困之。松山城地形是四周缘高，中间偏低，其状如一个大锅，城就建在锅底部的一块台地上，据说因北面有一松山，故取城名松山。从现存的遗址看，它是宽长各约三百多米的一座方城，城墙也不算高厚。太宗仍然围而不攻，静待城内粮尽援绝。九月，因宸妃病重，太宗离松山，返回盛京，从此他就再没有回前线。围松、锦的军务全委给杜度、多铎、阿济格、阿巴泰等诸王贝勒。到第二年（崇德七年）二月，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做内应，于十八日夜引清兵登城，第二天擒获总督洪承畴。至今，据当地百姓传说，在南城冈有洪乘马逃跑时“马失前蹄处”，洪因马绊倒而被捉，其余诸将官曹变蛟、丘民仰、王廷臣等都被俘，不屈而死。后根据太宗的命令，“萨穆什喀率领步兵将松山城毁如平地”。《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松山一破，锦州军心瓦解，“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东华录》，崇德七年三月。朝廷无力救援，三月八日，迫于无计可施，献城投降。围锦州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不战而克。清兵进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各家财物被清兵“收取一空”《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接着，四月九日，清军用红衣炮轰开塔山，歼城内明兵七千。二十一日，炮轰杏山城，明将开门请降，收降人口六千八百余。从此，关外四座重要城堡已全部落入清军掌握之中。
太宗指令将祖大寿、洪承畴带到盛京。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许多大臣将领要求处死他，但太宗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了他十余年，使祖大寿深为感动，诚心诚意投降了清朝。而说降洪承畴却是费了不少口舌。起初，他坚决不降，还骂不绝口。太宗派范文程劝降，他还是骂，文程仍善言安抚，并与他谈论古今事，恰巧房梁有积尘落到洪的襟袖上，他几次轻轻将尘拂去。文程回来报告说：承畴不会死的，他如此爱惜衣服，更何况对自己的生命呢！后轮番派文臣去劝说，洪也不答一句话。于是，太宗亲自到洪住的地方去看望，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给他穿，慢慢说道：“先生不会感到冷吧？”洪茫然望着太宗，看了许久，叹了一声：“真命世之主也！”这才叩头请降。太宗高兴得不得了，当天就赏赐他很多东西，在宫中陈百戏以示庆贺。诸将很不高兴，都觉得优待过分，说：“洪承畴是被捉的一名囚犯，皇上为何待他这样优厚？”太宗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究竟为了什么？”大家说：“想得中原呵！”太宗笑了，说：“比如行人，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一个引路的，我怎么不快乐呢！”众将听到这里，都心悦诚服《啸亭杂录》，卷1、卷8。。
松锦战略决战，是清取得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是清政权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相持阶段的结束，清军转向了战略进攻，为不久的将来进关开拓了胜利之路。这次战役，无论是规模、激烈程度以及对明朝的打击，都可以同萨尔浒战役相比拟。两次大战，明兵均遭惨败，前次以分兵四路败，这次以合兵松山而败。军事上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统全军而注之孤危之地（指松山），首尾全无顾应”《国榷》，卷97。，太宗致胜，其根本一条，即断粮道，掘壕筑垣，坚持围困。经此次战役，明朝精兵已尽，山海与宁远更加孤立，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了。
二、最后的喜悦
在松、锦决战胜利进行的时候，每次传来捷报，照例沈阳城八门击鼓，向人们报告清军在前方打了胜仗的喜讯《李朝实录》，仁祖，卷43，386页。。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鼓声，原先“沈中人颇有忧色”的不安心情一扫而光《沈阳日记》，412页；《李朝实录》，仁祖，卷42，373页。，代之以兴奋和欢欣鼓舞，外藩诸蒙古、朝鲜，纷纷上表称贺，尤其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更是欣喜若狂，以为大业成功就在眼前。因为不只是他们，就连一般稍有点头脑的人，也从这次决战看清了明清交替的必然趋势。如果说，他们以前还对明朝实力多少存有某种迷信，那么，经此一战，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心理已彻底破除了。一向密切注视明清斗争前途的朝鲜，此时也看透了“中朝（指明朝）之运，亦已衰矣”《李朝实录》，仁祖，卷43，386页。。由于受到巨大胜利的鼓舞，清朝“诸王将帅，争请直取燕京”《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而汉官们的心情尤为迫切。大概他们还是思念故土，盼望早日打回老家去吧。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松、锦决战刚结束，固山额真墨尔根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梅勒章京祖可法、张存仁等一齐向太宗奏言：
……今天意归于皇上，大统攸属，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一时俱为我有，明国人心摇动，燕京震骇。惟当因天时，顺人事，大兵前行，炮火继后，直抵燕京而攻破之，是皇上万世鸿基，自此而定；四方贡篚，自此而输，上下无不同享其利矣。倘迁延时日，窃虑天时不可长待，机会不可坐失。况山东之行，燕京一带空虚，我兵所行，无不收服。若再缓行，其地已为“流贼”劫掠殆尽，地方残毁，所关岂浅鲜哉！臣等以为不如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而我兵之饶裕，不待言矣《清太宗实录》，卷62，13~14页。。
太宗看了奏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
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
太宗把明朝比作一棵大树，谁都明白，无论有多大力气，决不会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惟一的办法，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砍到一定程度，这棵大树就会自己倒下。太宗用这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深刻地阐明了他的战略思想，这就是要徐图渐进，从加强自己和削弱敌人实力这两个方面来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决不能图省力气，更不能图侥幸。他正确地认识到，明朝这棵大树不能很快倒下，“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其根本原因是“明初规模详备”，基础牢固《清太宗实录》，卷37，10页。，因此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是为建造一座坚固耐久的统治大厦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急躁，不轻进，始终把自己的脚步放得牢靠。他能经受困难的考验，也能在松锦战役的伟大胜利面前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不被那些举国的欢呼或来自各个方面的高声赞颂，模糊了自己的根本目的。
根据太宗的这一战略思想，他几次派大军进关就容易理解了。清军进关，大量掠夺财物和人口，有经济的原因，但不能忽略政治方面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对明朝这棵“大树”反复砍伐。天聪三年，太宗率大军围北京而不取；天聪八年，掠宣大，不攻北京；崇德元年，大军紧紧贴近北京，不放一炮，只在四周攻掠；崇德三年，过北京而不触动，却深入腹地冀鲁攻城略地。这些行动，不都形象地勾出了“伐大树”的生动画面吗？太宗不同意马上取北京，原因就在于他意识到“大树”尚未达到“自扑”的程度。虽然取得了像松锦战役这样少有的胜利，他还是坚持伐大树“先从两旁砍削”的原则，继续对明征伐，保持对它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从根本上来动摇和瓦解明朝的根基。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太宗乘明军在松锦遭重创，其实力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决定再派大军进关。
十四日，太宗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统领八旗将士征明，还在清宁宫召见他们和出征的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护军统领，首先说明出兵伐明“非好为黩武穷兵”，只因明朝不愿“修好”，才不得已而用兵。其实，这只是个借口，作为出兵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怎么说，征明、灭明，是他既定的方针。同往次一样，太宗还把他制定的纪律当众重申，这些纪律包括“几不”：入明境，遇老弱、闲散之人，不得妄杀，不俘虏他们，不夺其衣服，不离人妻子，不焚毁财物，不糟蹋粮谷。他提到，上次兵至山东时，为抢掠财物而严刑拷逼百姓，这次出征当以为戒，传谕各旗知悉。他这么反对抢掠，但又允许士兵一定要有所获，不要空手而归。不准抢掠，又让士兵“有所俘获”，这是个矛盾，也很难掌握界限。事实上，每次都不断发生强抢及残害当地百姓的事件。这也反映了清军进关掠夺的性质。
十五日，太宗亲送出征将士，到郊外，又把昨天说的话重新叮嘱一番。他还特别提到与关内农民起义军联合的可能性，说：“你们如遇‘流寇’，要对他们说：你们都看到明朝政治紊乱，激而成变，我们来征，也正是为此。他还告诫出征将士要以和善的语言和态度对待他们，要严加管束士卒，不得误杀他们，就是一二个人也不行，避免和他们结下怨仇。如果他们愿意派使者来，你们就把他带来，或者有书信，你们要给予转达。”这是一项新策略，表明太宗要利用农民军的力量去推翻明朝的统治。毕竟宗旨目的不同，两股力量无法粘合到一起。太宗嘱咐完这些话，将一颗“奉命大将军印”授给阿巴泰，放炮三声起行。
此次出征，有满洲、蒙古、汉军共十二旗，约六万余人，加上外藩蒙古兵一半，总兵力近十万，分作左右两翼前进。左翼于十一月五日从界岭口（河北迁安与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入；右翼兵于十一月八日从雁门关的黄崖口（古北口西段）入长城。两翼进关后，趋蓟州，当地各乡百姓都逃避山中。镇守蓟州总兵白腾蛟率所部兵马与马兰峪总兵白广恩率兵马六千，同清兵遭遇，被击败，蓟州陷落。为了防备清兵再次入关，明朝在军事上曾作了较为严密的部署：并设关内外两督，在昌平、保定设二督，还设了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及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可以说，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事权不一，无统一号令。当清兵入关警报传来，急令征调援兵时，而清兵已克蓟州，经北京，分道南下。两个月来，清兵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转攻山东，下武城、临清诸城镇，直抵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国榷》，卷98；《明崇祯实录》，卷15，17页。，乐陵王朱宏治、阳信王朱宏福、东原王朱衣远、安丘王、滋阳王等众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约千人都被俘斩首。从兖州分兵：一部去山东莱州、登州，直抵宁海州和海州；一部渡黄河，于崇德八年（1643年）三月初，回到莒州（山东莒县）、沂州（山东临沂）。自去冬入边数月以来，兵不解甲，马不释鞍，已是马疲人乏。现正赶上春季来临，到处春草青青，清军就在这里解鞍纵牧，从容休息了一个月。到四月，分兵两翼：左翼沿青州府（山东益都）、德州、沧州（河北沧县）、天津卫，从北京城南过三河县，历三个月抵密云。右翼出东昌府（山东聊城），进入河北，沿太行山之东，经广平府（永年）、彰德府（河南安阳）、真定府，达北京以北，也几乎同时抵密云，与左翼会合。大军从密云出发，攻墙子岭，于五月一日，前军斩关而出，到二十二日，后军陆续出口，全部安然东归。
阿济格率军进关，来去达八个多月，共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个县、八十八座城镇，击败明军三十九处。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余头《清太宗实录》，卷64，24页。。至于兵士及王贝勒将官私带的家丁所掠取的金银财物，尚未计在内，都变成了个人的财富。掠取的这些财物，一大部分交公，一部分分赏出征的有功将士。阿济格得到了最高数额的奖赏，他一人就分得了一万两白银！
清兵进关，一次就获取如此巨量的财物，实属惊人。根本原因是明朝将吏极为腐败，不但不抵抗，还放纵清军任意掠夺。清军入关两个月时，明兵部调集了大批援军，达三十九万五千人，但“援师曾无一矢相加”。清军占领临清，明将却远远移营到威县。清军攻河间时，明援兵却旁走山西，而且沿途大肆掠抢百姓，“所过一空”。清军已到青州、兖州一带，蓟辽总督赵光忭却驻军于千里以外的良乡，按兵不动，“逍遥于无奴（指清军）之地”。清军看透明将吏“全无战意”，才放心大胆地随心所欲行动，“如在无人之境”，迟迟“迁延不去”李永茂：《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近十万清军在莒州牧马一个月，如在国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军北返时，车驼绵延三百余里，渡卢沟桥，历时几天尚未过完。时明将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劲兵猛将都集中在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本是自告奋勇督师，却不敢说一句堵击的话，每天从早到晚闭城，不出一兵一卒，还编造“捷报”送给崇祯。等到清军将出边，唐通、白广恩等人才合兵于密云螺山进攻清军，结果被杀得大败。
终太宗之世，十余年间，清军前后五次大规模进关伐明，给明朝军事上以沉重打击，经济上以重大破坏，同时也给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仅京郊及畿南一带就遭到清军四次袭扰，尤其是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这两次，所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就在这次清军进关不久，明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奉命到顺德府（河北邢台地区）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况，他如泣如诉地向崇祯帝报告了自戊寅（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以来，畿南残破的凄凉景象。他出京经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邢台），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这一带，都在崇德三年被清军蹂躏过，而平乡“受患极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曾经戊寅之惨，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每次一听到清军入关的警报，老百姓就四出逃难，或藏于山谷，或远走他乡，“城郭几至空虚”，清军每次攻掠，“堕我名城，残我赤子，饱掠我玉帛金珠，不可胜数。”以上所引，均见《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从清军饱掠而归的“盛况”，可知李永茂的报告都是实际情形。清太宗为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极为深重的。
太宗多次派遣大军进关，攻城略地，但都没有占领下来。他第一次率大军进关时，曾留下阿敏等据守永平等四城，很快又被明军夺了回去。这使他意识到，有山海关阻隔，在关内是站不住脚跟的，因此后几次进关不再据守已攻占的城池，得而复弃。乾隆帝一次巡狩盛京时，说得很清楚：“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四城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则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三”。尽管这样，太宗五次派大军攻掠明朝，仍然达到了“伐大树”的目的。而这次大军入山东大获全胜而归，这是他生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胜利的喜悦。
在太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还有一件大事给他带来了新的喜悦，这就是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万里迢迢，首途沈阳，向清朝通好。太宗闻讯，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把他们接到马馆，在馆前举行庄严的拜天仪式，行三跪九叩首礼。进馆后，太宗升座，准备接见藏使。为表示恭敬和虔诚，他起立，迎至门口。使者献上达赖的信时，他又起立，双手接过，与使者“携手相见”。他坐下，同时命两使者坐在他的右边。使者随从人员这才进见太宗，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命古式安布当众宣读达赖的信、喇嘛诵经、饮茶……接见结束，在崇政殿举行盛大的宴会，藏使献达赖等赠送的礼物。达赖遣使来沈，是西藏与清朝交往之始。它生动地反映了太宗的统一事业兴旺发达，影响深远，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终于看清了明朝已是气息奄奄，亡在旦夕之间，因而决意抛弃明朝，断绝同它的隶属关系，投向清朝。太宗比谁都更清楚此事对于清朝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因此以最隆重的礼节，最虔诚的态度，最丰盛的宴赏款待他们。他一反过去反对佛教的做法，一再盛赞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对佛教笃信不疑。藏使一行在沈阳住了八个月，每五天分别由八旗诸王贝勒轮番宴请。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一行离沈时，他亲自送到演武场，设大宴饯行，命多尔衮、阿济格等再送到永定桥，又设宴一次。太宗赠送达赖、班禅及使者一行极为丰厚的礼物，同时以察干格隆等为使，携带他的信，同藏使赴藏《清太宗实录》，卷63，1~2页；卷64，19~23页。又，《东华录》，崇德七年十月、崇德八年五月。。
西藏归向清朝，使明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清朝的方向转化。到这时，不仅整个东北、北部（蒙古）已纳入清朝的版图，而且地居辽远的西南也开始纳入清朝的政治势力范围。这就是说，太宗所得到的政治版图远远超过了在实际上领有的疆土，它把明朝紧紧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使它真正成了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西进，旌旗直指宁远、山海关时，突然的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与其父努尔哈赤及诸兄共创、并由他亲手加固的大业却有着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他去世还不到一年，明朝这棵“大树”一朝仆倒，清军十万铁骑奔流进关，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北京。从此，我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