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擒博穆博果尔
索伦是黑龙江上游诸部中最强大的一个部族。它精于骑射，以骁勇善战著称。后来，它加入满洲八旗，成为清朝的一支劲旅。17世纪30年代前后，黑龙江上游的索伦部落开始向后金朝贡，表示接受它的统治。随着后金不断强大，愿意归附的部落和部族络绎不绝地源源而来。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额苏里屯额苏里屯，位于今瑷珲北岸西北八十余里，见《战绩舆图》第四排之四。内俄伦扎尔固齐、克纳布鲁达尔汉率九人来到沈阳，向清太宗报告说：额苏里屯东，约六日程那么远的地方，有从未前来朝贡的三十九个屯堡，现在想来朝贡，但不懂纳贡礼仪，求我们同皇上派一名使臣到那里，他们便备齐方物特产，随使臣入贡。并报上他们贡品的数目：貂狐皮二百零六张、貂狐衣服七领《清太宗实录》，卷34，10页。。
同年十月，巴尔达齐率五十七人，贡貂皮；又有精奇里江浑秦屯扈育布禄以前没入过贡，此时也率五人来朝，贡貂皮《清太宗实录》，卷39，2页。。
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索伦部的部长博穆博果尔也在这年第一次到沈阳朝贡，他带来八人，贡的是马匹和貂皮《清太宗实录》，卷35，3页。。
年底，黑龙江中上游诸部云集沈阳：黑龙江萨哈连（巴尔达齐的弟弟）、瑚尔布尔屯的费扬古、沃呼屯武弟堪、乌鲁苏屯莽古珠等五十一人、呼什哈里氏纳木达里等十人、巴雅喇氏满弟特喀下二人、布克图孔等五人、达赖库等四人，还有博穆博果尔等九人何秋涛：《朔方备乘》，卷2，16页。，都一齐朝见太宗。这些来自黑龙江中上游各民族的使者齐聚后金都城，显示了黑龙江广大地区重新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大清皇帝清太宗面对这空前的盛况，高兴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赏赐每名使者和从人的东西很优厚，还集体宴会了一次。
可是，这一大好的统一形势由于博穆博果尔的叛变而被破坏了。博穆博果尔在崇德二年（1637年）朝贡一次，第二年十月又朝贡一次，不久就发动叛变，从此断绝了同清朝的关系。博穆博果尔这个人很有才干，精通武艺，成为索伦部部长，同时，他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护，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各村落屯堡都归附于他，接受他的统治《黑龙江志稿》，卷54，“博穆博果尔”。。因此，博穆博果尔不只是索伦人的首领，而且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当时，这里的各个部族或部落已进入父系公社的发展阶段。各村落屯堡、不同民族实行了大联合，并公推博穆博果尔为总首领，这实际上是一种部落联盟。博穆博果尔一次可以动员和率领六千名各族联军同清军作战，就可以知道这个联盟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势力的迅速发展和博穆博果尔的统治日益加强，必然与清朝的统一政策及其根本利益相冲突，这不能不引起太宗的焦虑。事实也恰是这样。博穆博果尔感到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不愿接受清朝做自己的统治者。他迟迟不去朝贡，而且只朝贡二次就清楚地表明他对清朝的轻视和不驯服。这与索伦部的达呼尔首领巴尔达齐频繁朝贡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博穆博果尔拒绝朝贡、自行其是的时候，太宗“虑其势盛不可制”《黑龙江志稿》，卷54，“博穆博果尔”。，决定先发制人。崇德四年（1639年）十一月，他发动了对博穆博果尔的征讨。这是继天聪八年（1634年）对呼尔哈部的征讨之后，又一次在黑龙江上游的大规模用兵。
太宗派遣萨穆什喀、索海、伊逊、叶克舒等诸将率军北伐。根据他的作战方略，诸将领兵至呼玛尔河分兵进攻。这时，清军在黑龙江上游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由于博穆博果尔号召并带头脱离清朝统治，几乎所有屯落部族都站到了他的一边，达呼尔、鄂伦春、奇勒尔等民族都参加反对清朝的斗争，精奇里江各处也都派兵去援助博穆博果尔。只有额驸巴尔达奇和他所在的多科屯仍然忠实于清朝，没有参与叛变，“坚壁待王师”《黑龙江志稿》，卷54，“巴尔达奇”。。他带领本屯人于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十八日与清军会合，参加了平息博穆博果尔叛乱的战斗。
博穆博果尔和他的兵力主要集结于雅克萨、铎陈、乌库尔、阿萨津、多金诸城堡联成一线的地带雅克萨、阿萨津、铎陈均在黑龙江北岸：乌库尔、多金两城在黑龙江南岸中国一侧。，当清军从呼玛尔河分兵，疾驰四十日抵达这些城堡时，他们抗拒不降。清军首战雅克萨，举火攻城，力战攻克。接着，清军攻击居雅克萨下方的乌库尔城。从早晨到晚上，清军猛攻一天，终于占领该城。然后，清军转攻铎陈诚，奋战一天未克。第二天，正要发动攻击，博穆博果尔率上游地区各村堡有各民族参加的六千大军前来增援，兵锋甚锐。清军主将萨穆什喀、索海等深恐清军吃亏，下令后退，并在阿里阐至铎陈之间设下伏兵。博穆博果尔不知是计，率军深入，果然中了埋伏，被清军击败，除了死伤，有四百人被俘，而清军在骁勇的索伦兵的顽强抵抗下也遭到较大的损失。这一战役后，博穆博果尔又组织铎陈与阿萨津两处的兵力四百人横击清军，镶白旗章京雅布喀与穆佑、和托等将领及部分清军战死于阵中。但由于兵力众寡悬殊，铎陈、阿萨津、多金诸城接连被攻占，果博尔、博和哩、噶勒达逊、木丹、都孙、兀喇噶、德笃勒等七屯也落入清军手中，归入巴尔达奇的统治之下，博穆博果尔率余众逃跑《清太宗实录》，卷51。果博尔（郭博勒）、博和哩、噶勒达逊、木丹、都孙、兀喇噶、德笃勒七屯均在今瑗珲北部，大致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
崇德五年（1640年）四月，萨穆什喀、索海率大军凯旋，太宗命礼部承政满达尔汉迎至十八里台，设宴慰劳；又命他的侄儿杜度和阿巴泰迎到平鲁台，设宴款待。太宗本人也率诸贝勒大臣来到城西实胜寺北迎接。这次战役俘获壮丁二千七百零九人、妇女小孩二千九百六十四人，总共为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太宗把他们都编入八旗各牛录《清太宗实录》，卷52，12页。，赏给每人衣服布匹，还让青壮年男丁比赛射箭，选拔优胜者为牛录章京等官《清太宗实录》，卷53，13页。。不久，又有索伦部三百三十七户共壮丁四百八十一人前来投顺。太宗命理藩院官员率八旗护军将士携带大批蟒缎、素缎、布匹前去迎接，指示将他们安置在郭尔罗斯乌库玛勒等地耕种，任其选择方便之处居住《清太宗实录》，卷51，32页。。
但是，这场战役并没有最后结束。因为博穆博果尔还没有被捉到，太宗不想就此罢兵。当众贝勒大臣欢庆胜利的时候，他胸有成竹，独自定计捉拿博穆博果尔。七月，太宗命内大臣巴图鲁詹、理藩院参政尼堪等传谕科尔沁诸部，从蒙古兵中挑选身体强健、果敢、箭法精明的蒙古骑兵，经过实地较射，从中选了二百四十名，另选八旗护军四十名，组成一支精锐的轻骑兵，配备了精良的战马、骆驼、器械和充足的行粮，另派益尔公固、图哈纳、绰隆三人担任向导，以梅勒章京席特库、济席哈为将，率领他们出征。一切准备就绪，太宗向他俩面授机宜后，这支小部队就向着不为人们所知的方向飞驰而去《清太宗实录》，卷52，22页。。
同时，这位清太宗公开扬言将发大军牧马黑龙江畔，一定擒获博穆博果尔。众贝勒大臣都不解其意，他也不说明。十二月中旬，席特库派人从遥远的黑龙江送来捷报：博穆博果尔和他的家属，还有他的弟弟一家都束手就擒，俘获其部众九百五十六人，牛马八百四十头。诸贝勒大臣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惊异。太宗这才说破他的计谋：“博穆博果尔自叛后抗拒我军，这时朕已定计，欲驱使他向北逃，以便擒获。所以朕明面扬言我军将到黑龙江畔牧马，一定捉到博穆博果尔，而暗中派席特库、济席哈率外藩蒙古兵从蒙古北边追击。博穆博果尔果然中计北逃，终于被席特库追获。”《清太宗实录》，卷53，20~21页。太宗用的是声东击西的策略，在黑龙江虚张声势，放开北路，诱使博穆博果尔逃去，正好与席特库等遭遇。这支精锐的轻骑兵按照太宗的部署，穿越蒙古，疾驰两个月零十三天，先在甘地捉获了博穆博果尔的弟弟和家属。十四天后，追到齐洛台齐洛台，今俄罗斯赤塔。地方，博穆博果尔和他的妻子猝不及防，乖乖就擒。崇德六年（1641年）正月十六日，席特库、济席哈率部队并押解博穆博果尔等凯旋回到沈阳。第二天，太宗举行召见仪式，分别给席特库以下各立功人员晋级、赏赐，宴会《清太宗实录》，卷54，9页。。到五月间，索伦部蒙塞尔尾代的儿子巴尔达齐率所属二百零四人来归，又有该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投顺。整个索伦部即黑龙江上游地区重新回到清政权的统治之下。
二、三进黑龙江
天聪八年（1634年），清太宗下令进兵黑龙江上游的呼尔哈部，可称为一进黑龙江；崇德四年（1639年）平息博穆博果尔叛乱，可称为二进黑龙江；崇德八年（1643年）三月，太宗再征黑龙江上游的呼尔哈部，是第三次进兵黑龙江。第三次是他去世前不久，为进一步统一黑龙江地区，对这里进行的最后一次用兵。
在此之前，太宗对松花江呼尔哈部曾用兵。那是崇德七年（1642年）的事。那年九月，任命沙尔虎达为将，率兵征松花江呼尔哈部。该部居于呼儿哈河（牡丹江）和松花江两岸，有三大“喀喇”“喀喇”，姓氏的意思。即三大氏族：一是诺雷（又写作闹雷、拏耶勒），天聪五年（1631年）向后金朝贡；二是克宜克勒（又写作革依克勒），于崇德二年（1637年）朝贡；三是祐什哈里（又写作虎习哈礼、祐什喀里），于崇德三年（1638年）朝贡。这说明松花江呼尔哈部已经归顺清政权。那么，太宗为什么还要征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满族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太宗用兵的基本目的，是要进一步巩固清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同时，从该地区征集大批人口特别是青壮年“披甲”当兵，以保证兵源不断。然而，让一个民族从世代居住的故乡迁到千数里外陌生的地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往往靠军事暴力来实行武装逼迁。当然也不是全部迁走，总是留下来一部分。迁走的加入了满洲八旗，成为满族的成员。留下的则成为土著民族，上列三个氏族就变成赫哲族的一部分。这次沙尔虎达率军进入松花江两岸，“招降”男妇幼小一千四百余人。这里用“招降”，可以断定基本没有战斗，而是“和平”地达到了目的。
继这次征讨之后，紧接着第二年二月，太宗命护军统领阿尔津、哈宁噶等率将士往征黑龙江呼尔哈部落《清太宗实录》，卷64，16页。。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参加此次远征的人数，但凯旋归来时，从皇帝大赏从征将士，因而提供了一个受赏的人数，计兵士二千七百十一人，将领自阿尔津以下，包括随征的科尔沁、托尔伯特、郭尔罗斯、扎鲁特蒙古诸部将领五十五员，总计二千七百六十六人《清太宗实录》，卷65，15~17页。，据此可以推知，此次用兵约在三千上下。阿尔津、哈尔噶率军越过黑龙江北岸，攻克波和哩（又作博和哩）、诺尔噶尔、都里三屯，招降小噶尔达苏、大噶尔达苏、绰库禅、能吉尔四屯《清太宗实录》，卷64，25页。波和哩等七屯当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见阿南惟敬；《清の太宗の黑龙江征讨にっぃて》。。这里是索伦部聚居的地方，因“呼尔哈”与各地部族称呼混同，所以当时索伦部就被概括在“黑龙江呼尔哈”名称之内王钟翰：《清史杂考》，“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
阿尔津等三月出征，到五月二十五日，就把捷报送到了盛京，显见进军十分顺利，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虽然波和哩三屯抗拒不降，但是也禁不住占优势的清军的攻打。凯旋后，太宗曾拿出二千五百六十两银子抚恤伤亡将士。说明清军在攻击波和哩三屯时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这次征讨的地方，业经上一次用兵，毕竟还有少数部落没有归降清朝，还有个别的部落则时顺时叛，不能按规定朝贡。这也是太宗不断劳师远征黑龙江的原因之一。
七月初，护军统领阿尔津、哈宁噶等率军回到盛京。俘获利归服的男女小孩共二千五百六十八人，马牛驴四百五十余头，各种珍贵毛皮二千余张，这些都作为战利品献给了清太宗。他指示凡男人按丁披甲，编补各旗缺额不足的各级组织。为了表彰广大将士的功劳，他大加赏赐，光是赏给的白银达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两《清太宗实录》，卷65，15~17页。。
一个月后，清太宗突然去世，这次远征呼尔哈也就作为他生前统一黑龙江的最后一次活动而载入史册。
三、故土入版图
努尔哈赤从建国前就开始着手统一东海诸部及黑龙江下游直至乌苏里江流域，到太宗在位十七年，多次招抚与用兵黑龙江流域，把原属明朝的奴儿干都司的管辖区域，全部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这是整整经历了两代人的努力，花去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取得的历史性的业绩。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以自豪的口吻总结他所取得的业绩，说：
予缆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清太宗实录》，卷61，30页。
这段话固然是他执政十五年来的很好总结，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辽阔广大的东北疆域已经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当太宗正在胜利地收复他的祖先的故土时，沙皇俄国也正冒险探索着通向中国的道路，步步逼近我国的黑龙江。而在这危险的局势到来之前，太宗已经完成了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把分散的各不相统属的边疆诸民族集合在清朝的旗帜之下，凝集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为后来东北各族人民抗击沙俄的野蛮侵略准备了政治和物资的条件。当然，太宗在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暴力，掠夺了各民族的大量财产，造成了他们的流血牺牲，逼使他们离开故土，大批迁入盛京地区，这不能不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灾难。但这些都是中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问题是局部的、暂时的，比起统一黑龙江的巨大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统一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它只能密切边疆各民族与内地的广大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因而也促进了本民族的新发展。因此从根本和长远的利益考虑，他们完全承认清朝的合法统治，接受清朝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这一事实不仅在当时，而在数年后抗俄斗争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验证。在沙俄强盗首次侵入雅克萨地区时，当地达呼尔人民断然拒绝向沙俄缴纳实物税，表示一切听从“博格德汗”（清朝的皇帝）的指令（苏）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列宁格勒，1925年版。。接踵而来的一批批侵略者不管走到哪里，都得到了同样的回答。这表明清朝对此地的管辖卓有成效，统一深入人心，他们奉清朝为中央统一政权，把自己看成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谈到清太宗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及清朝对该地区的管辖时，俄罗斯学者所持的见解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格·瓦·麦利霍夫在其所著的《满洲人在东北》一书中，竭尽全力否认黑龙江地区和滨海地区“并入满洲国领土”，说该地区各部落“既不是满洲国的藩属，也不是它的臣民”，《满洲人在东北》，77页，莫斯科，1974年版。根据就是清朝既没有留驻防军，也没有设置军政和民政管理机构《满洲人在东北》，62、81页。。我们曾明确指出，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清太宗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明朝手中接管了它对东北的统治，而且他们还继承了明朝在该地区的统治方式，一不设州县，二不派驻军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广大地区与清朝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恰恰相反，表明这种隶属关系的标志之一，就是定期向后金（清）缴纳贡赋。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各部族如索伦部、萨哈尔察部、呼尔哈部、使鹿部、使犬部等，都要定期缴纳貂、狐、猞猁狲、海豹、水獭等毛皮。每年春夏之交，在通往盛京的大道上，来自黑龙江、乌苏里江、东海诸部穿戴各异的“朝贡”者，川流不息奔向后金（清）。在一个既不事农耕、又无货币的少数民族地区，向中央政权缴纳实物，也就履行了他们纳赋的义务。这几乎是中国千百年来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通行立法。麦利霍夫应该懂得这一点。后金（清）给“纳贡”的人们规定了献纳的时间、地点、数量，对献纳者按例给予大量赏赐，名曰：赏乌林赏乌林，满语，为财帛之意。，有效地行使了国家的主权。例如，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的赫哲、费雅喀，规定他们每年到宁古塔副都统处献纳貂皮等物；乌苏里江以东的恰喀拉族人每隔一年要到尼满河地方交纳貂皮；库页岛居民每年六月则到黑龙江下游的普录乡交纳貂皮《满洲源流考》，卷8，4页。。这种交纳实物的捐税形式，正体现了清朝的国家主权的客观存在。
太宗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曾征集各族大批人员迁入盛京，编入旗籍，其壮勇的男丁则披甲当兵。没有迁走的零散户口，统称之为新满洲。崇德以后，对于归服的各部不再称“满洲”，而保留原称，编为户籍，在有的地区如库页岛及沿海等地不编佐领（牛录），以村屯或氏族为单位，“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清朝文献通考》，卷271，“舆地”3，参见《圣武记》，卷1，12页。。八旗制度和姓长、乡长制度的建立，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已有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1卷。，它同样起到了军政和民政机构的管理作用。后金（清）虽然没有在这一地区设州县，但从努尔哈赤时代，就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设官镇守。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清太宗命梅勒章京吴巴海“移镇宁古塔”《清史稿》，卷230，“吴巴海传”。，负责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事务，宁古塔从此成为该地区的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