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丹汗的兴衰
明清之际，我国蒙古族活动于长城以北，东起黑龙江、西抵阿尔泰山的辽阔土地。按其游牧区域分为三大部分：以沙漠瀚海(即戈壁大沙漠)为限隔，其南部称漠南蒙古即内蒙古；北部称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西部称漠西额鲁特蒙古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又，福格：《听雨丛谈》，卷2。。其中漠南蒙古东边与后金接壤，西边与明朝相连。三者鼎足而立，展开了错综复杂、尖锐而激烈的斗争。清太宗以他的政治家的才干和远见卓识，巧妙地施展政治和军事的斗争手段，把桀骜不羁的蒙古争取到自己一边，并使之归入后金版图。这是太宗的重大历史成就之一。
林丹汗(有的写作陵丹)是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明人称他为“虎墩兔憨”，汉语即“可汗”。他是元朝宗室的后裔，按血统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他的祖先达延车臣汗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早在明初，元顺帝被逐中原，远遁大漠之北。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从此又分裂成各不相统属的诸部落，彼此争夺不已，互为雄长，明人统以“北虏”称之。到了中叶，活动于大漠南北的达延汗诸子大都“由瀚海南徙”张穆：《蒙古游牧记》，七，“喀尔喀总叙”。，进入内蒙古，驻牧插汉儿(即察哈尔)之地，因以名部《明史》，卷372，“鞑靼传”。。诸子分处各部，便形成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等九部张穆：《蒙古游牧记》，七，“喀尔喀总叙”。。自达延汗历数世，传至达赉逊(明人称“打来孙”)，始驻牧宣府塞外，为回避蒙古俺答部的势力，又徙帐于辽东边外。由达赉逊四传至虎墩兔，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即汗位，号库图克图汗《明史》，卷372，“鞑靼传”；又，高文德等编：《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时，由于蒙古内部互相攻杀，明朝不断进兵袭击，各部多呈衰落状态。惟独林丹汗奋然有恢复祖业之志，积极进行统一蒙古各部的事业，力图重新建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在他的经营下，察哈尔一度强盛，士马精壮，没有敢与之对阵的。辽阔广大的漠南成了察哈尔的一统天下。
然而，林丹汗的种种努力终归流于徒劳。一是后金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使林丹汗不得逞志于东北，而且后金竞相发展，限制或抵消了察哈尔的影响；二是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生活游动不定，他们时聚时散，或分或离。各部蒙古在一切方面也不尽相同，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自然状况很难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蒙古各部封建主出于自身的利益都不支持林丹汗统一蒙古。因为林丹汗搞统一，必然使他们处于察哈尔的统治之下，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根本利益的丧失。特别是在武力统一过程中，林丹汗到处“兴兵攻掠”，“服从者收之，拒敌者被杀”《皇朝开国方略》，卷11。，大肆进行屠杀和掠夺，逼得一些部落到处奔逃。林丹汗对被征服的各部实行残暴的统治，更增加了蒙古各部同察哈尔的离心力。林丹汗“昏于酒色”《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3，“西人封贡”。，对各部索求无厌。科尔沁部首领土谢图额驸有一匹名马，叫“杭爱”，林丹汗只用一胄强行把马换去，土谢图敢怒不敢言。林丹汗又用一胄送到阿禄部落，向首领济农要马一千匹。济农说：“岂有一胄换一千匹马？这简直是想挑起争端来侵犯我！”为了避免战祸，济农忍气吞声白白给马五百匹。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有一只鹰，善捕飞鸟，林丹汗又派人索取。卓礼克图亲王想不给，土谢图劝他给了林丹汗《清太宗实录》，卷30，16~17页。。林丹汗“有宋康武乙之暴”《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如此贪横，人心安得而服耶？”《清太宗实录》，卷30，16~17页。因而激起各部蒙古封建主对林丹汗的极大愤恨。他们纷纷投向后金国，求得庇护。
后金的迅速发展，和它对投向后金的蒙古封建主实行的保护政策，引起林丹汗的恐惧与嫉恨。天命四年(1619年)十月二十二日，林丹汗向后金遣使，致书努尔哈赤，公开发出军事威胁：
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即元朝始祖成吉思汗之号)，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大明于吾两国乃仇雠(仇)也。吾闻自戊午年(天命三年，1618年)来大明始受兵于汝国，今夏我已亲往广宁，招抚其城，取其贡赋，倘汝兵往图之，吾将不利于汝。吾两人原无交恶，若吾所服之城为汝所得，吾名安在？设不从吾言，两人之是非，穹苍鉴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8页。
蒙古地方有四十万人是个传统的概念数字，泛指整个蒙古而言。林丹汗自称是“四十万众英主”，表示他是大漠南北蒙古的统治者贾敬颜、洪俊：《关于成吉思汗历史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三期。。他嘲笑只拥有“三万人”众的努尔哈赤，无所顾忌地发出军事威胁，不准他取广宁城。努尔哈赤向他的臣属公布了这封信，引起群情激愤，有的请求杀掉来使，有的请求割掉来使的鼻子放回去。努尔哈赤说：“你们发怒诚然是对的，我也很生气。但此事与来使无关，是派他来的那个人的罪过。”他决定扣留使者，过一段时间放他回去，再答复林丹汗的挑衅。
天命五年(1621年)正月十七日，努尔哈赤致书林丹汗，书曰：
阅来书，汝为四十万蒙古主，吾为水滨三万人主。何故恃其众以骄吾国乎？闻昔大明洪武取大都(北京)时，四十万蒙古摧折几尽，奔逃者仅有六万，不尽属汝，俄里都施一万，专拙土默特一万，阿孙特雍寿布胯喇沁一万，此三万之众据汝之右，任意纵横，于汝无与。即左三万之众果尽属于汝耶？三万且不足，乃以昔日之陈言自哆为四十万，而鄙吾国止三万人乎？天地岂不知之？然吾国虽小，不似汝之众；吾力虽绵，不似汝之强，但得天地垂佑，哈达、辉发、兀喇、夜黑、暨大明国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八处俱为我有。……想大明未受吾兵时，汝初与搆兵，弃盔甲、驼马，空身败北；再与搆兵，革根歹青之蝦并十余人被斩于阵中，一无所获而回，不知二次所得者何处人畜？所尅者何处名城？所败者何处大兵？独不思大明赏汝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威势逼临，杀其男子，遗其妇女，大明畏我，故以利诱汝非与？大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因衣冠相类，二国遂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汝果有知识者，来书当云：皇兄征吾旧日之仇国，蒙天垂佑，破其城，败其众，同心协力，共图有隙之大明。如此不亦善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9~10页。
努尔哈赤毫不留情地狠狠奚落了林丹汗一顿，大揭其短处，从其祖宗被赶出北京，直到他几次失败，嘲笑他吹牛吓唬人，讽刺他忘记祖宗被逐的耻辱，贪财好货，受明朝利用。当时，明朝为了对抗后金，“思用东部插汗小王子(即林丹汗)欲以敌大清”魏源：《圣武记》，卷3，“绥服蒙古记一”。，每年送给赏金八万一千两，企图收买他为明朝效力。林丹汗则利用明朝这一政策，每每“扬言助中国，邀索无厌”《明史》，卷327，“鞑靼传”。，达不到目的，就动干戈，不断侵袭内地，明朝拿他也没有办法。努尔哈赤讲的是实际情况，摆清利害关系，还是希望林丹汗和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们的仇国——明朝。
努尔哈赤这一揭露，使林丹汗恼羞成怒，他马上报复后金，逮捕使者，囚禁起来。努尔哈赤不惧怕林丹汗的威胁，于天命七年发兵攻克广宁，而林丹汗慑于后金的强大，不敢与之争锋。是时，努尔哈赤正全力巩固和经营所占领的辽东地区，避免同林丹汗交战。他采取笼络蒙古的政策，来分化瓦解林丹汗的势力。他先后同科尔沁、扎鲁特、喀尔喀等建立了友好关系，“刑白马乌牛”，举行盟誓，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这使林丹汗的势力在蒙古中受到了孤立。天命十年，他攻打科尔沁部，后金兵赶来援助，还没交战，林丹汗就连夜拔营而逃。这表明林丹汗已经由盛转衰，无力与后金抗衡。太宗即位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先后三次用兵察哈尔，终使林丹汗败亡。
二、三征林丹汗
清太宗清楚地看到，察哈尔林丹汗是他在蒙古方面遇到的一个主要劲敌，只有把林丹汗打下去，整个漠南蒙古才能俯首听命。因此他继续推行分化瓦解察哈尔的政策，利用蒙古各部封建主对林丹汗的强烈不满情绪，逐个地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结成针对察哈尔的军事同盟，而在军事上则采取比他父亲更大胆更果断的步骤，予以狠狠地打击。
天聪元年正月，清太宗即位才几个月，他一听到林丹汗兴兵攻打喀尔喀诸部的消息，马上抓住这个时机，向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敖汉部琐诺木杜棱、塞臣卓礼克图等首领发出信件，要求建立友好关系，还要他们把他的信件传给克什克腾诸部，以扩大影响《皇朝开国方略》，卷11。。奈曼、敖汉终“因察哈尔不道，来求圣主福庇”《皇朝开国方略》，卷11。，于七月间，率众归附后金，太宗给予热烈欢迎，隆重接待。随着形势的发展，归附者日见增多，连林丹汗属下的重要人物也不断投向后金。这使林丹汗进一步陷入孤立。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各部封建主为反抗林丹汗的统治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趋势也进一步发展了。天聪元年底到二年初，喀喇沁部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掠夺，联合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以及喀尔喀诸部，组成一支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落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同察哈尔兵展开了激战。林丹汗派驻这里的四万兵全部被歼，随后，他派去张家口请赏的三千兵往回返时，同喀喇沁等部的联军遭遇，也被歼灭了《清太宗实录》，卷4，4页。。联军方面，损失也相当严重。在双方的力量都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喀喇沁部致书清太宗，请求发兵攻打林丹汗。他们告诉太宗：“察哈尔汗根本动摇，可乘此机，秣马肥壮，及草青时”兴师攻取。要求参加联合攻打林丹汗的，还有喀尔喀，阿巴亥、土默特等部《清太宗实录》，卷4，4~5页。。太宗同意出兵，但坚持先“会盟”经过谈判，达成必要的协议，使他取得政治上的支配权。所以他要喀喇沁等部派人来“面议一切”《清太宗实录》，卷4，8页。。到了七月，喀喇沁部派遣喇嘛四人，率五百三十人的代表团来沈阳“乞盟”。谈判成功，双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取得了共同攻取林丹汗的一致意见《清太宗实录》，卷4，16~17页。。以清太宗为盟主、针对林丹汗的军事联盟正式形成。
在取得蒙古诸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后，太宗才放心大胆地向察哈尔进兵。还在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中旬，太宗率精骑在敖木伦地方大凌河上游，蒙语称为“傲木伦”；见张穆《蒙古游牧记》。，闪击了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余人《清太宗实录》，卷4，7页。，先挫察哈尔锐气。九月，太宗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征调归附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会于所约之地”，他亲自率领满、蒙军队西征察哈尔。十九日，在接近敌人目标时，连夜进军，次日黎明，骑兵飞驰袭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诸地，派精骑追逐察哈尔败军，一直追到兴安岭，取得了初步胜利。十月中旬，太宗返回沈阳《东华录》，天聪六年四月。。
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太宗下令征集各部蒙古兵，再次率师远征林丹汗。四月一日，大军出发，西渡辽河，正赶上涨水，太宗与诸贝勒乘舟，人马涉水而过，历二昼夜。经都尔鼻、西拉木轮河、昭乌达等地，沿路各部蒙古纷纷率兵来会，计总兵力十万人左右。在昭乌达(今昭乌达盟)会齐各部蒙古，太宗举行盛大宴会。对他们“率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分别给予批评或嘉奖，众蒙古首领“皆叩首受命”《东华录》，天聪六年四月。，充分显示了太宗无可争辩的无上权威。
清太宗这次进攻察哈尔，目标直取林丹汗的巢穴，一举荡平察哈尔，统一内蒙古。大军日夜兼程，准备给林丹汗以“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一”。。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驻营于大儿湖附近的公古里河。至此，行军已达一千二百里(从沈阳算起)，可是，连察哈尔部的一个人影儿也没见到。原来大军内有二个蒙古人中途逃跑，向林丹汗报告了清太宗的军事行动。经上一次征讨，林丹汗已成惊弓之鸟，一听说后金发大军征讨，“大惧，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渡黄河，国人仓促逃遁，尽委辎重而去。”《东华录》，天聪六年四月。太宗下令加速追击。第二天，从察哈尔部逃来一个人。报告说：林丹汗携部众奔库黑得勒酥，距此约有一月程。为解决粮饷，避免马疲，太宗挥军赴归化。行军途中，多是荒无人烟之地，军中粮食接济不上，就靠打猎捕食兽肉充饥。在朱儿格地方，只见黄羊遍野，多得不可数计。太宗令全军分作两翼围猎，不到一天工夫，就捕获了数万只。太宗也参加这项活动，他拉开强弓，每发必中，一矢竟贯穿两只黄羊，他一人就射杀了五十八只！已经是盛夏季节，骄阳似火，天气酷热，又找不到水喝，士兵们干渴难耐，很多都昏倒在道上。因为是夜里行军，这些人掉队也没人知道。走了一夜。第二天好不容易才见到人家，士兵们用一只黄羊换一碗水喝。太宗发现不少士兵掉队，令各牛录带着水去寻找他们。
五月二十三日，大军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前进：左翼由阿济格率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等部兵一万，进攻大同、宣府边外察哈尔属地。右翼由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率兵二万进归化城、黄河一带。太宗与代善、莽古尔泰统兵继进。三路军日驰七百里，于二十七日分别到达目的地。太宗也在这天中午进入归化城归化，今呼和浩特。明时，为蒙古格根汗居地，后通好于明，受“顺义王”印，因名所居城曰归化。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2，“土默特”下注。。从昭乌达会齐各部蒙古兵，到达归化，穷追四十余日，前锋直达黄河木纳汉山。林丹汗闻讯，惊慌失措，“星夜遁去”《东华录》，天聪六年六月。，已先于后金兵抢渡黄河向西逃去。太宗勒兵停止追击，离归化，回师宣府，张家口边外，与明朝地方官员举行议和谈判。他们慑于后金兵威，不敢拒绝，就派官送去不少礼物，太宗也回赠他们，双方定了和议，还进行了贸易。太宗认为此次远征基本达到目的，下令回师东返。七月二十四日，顺利回到沈阳。
此行往返万余里，历三个月又二十六天。虽然没有捉到林丹汗，但逼使他丢弃本土远逃，一度强大的察哈尔陷入崩溃瓦解之中，太宗于途中收拢林丹汗部众数以千万，计人畜十余万，是太宗的一次收获颇大的胜利。
经过这次长途追击，林丹汗被撵得几无立足之地，他率残部昼夜地向图白忒部(西藏)逃去。“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往。”原有十余万部众，途中离散而去的有十之七八，加上病死的，所剩部众就更少了。牲畜无饲料，成批成批地倒毙，人没有吃的，“杀人以食，自相攻夺”，四处溃散《东华录》，天聪八年六月；又《皇朝开国方略》，卷19。。当天聪八年太宗西征宣、大时，林丹汗已逃到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失去了首领林丹汗，跟随他逃跑的部众几乎一哄而散，连他的许多大臣也都各率所部自谋生路。他们看到向西逃没有尽头，莫如投靠后金。因此，陆续循旧路往回返。正巧太宗率大军来到，把他们一一招抚。太宗急于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和他的余众。此时，额哲和他的母亲去从未定，尚徘徊于青海境内。终因路途遥远，既无法探得准确消息，又一时找不到，太宗就在九月间，回到沈阳，从而结束了这次远征。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末，太宗任命他的弟弟二十三岁的多尔衮和侄儿岳托，萨哈廉、长子豪格为统兵大将，率精骑一万，专程往黄河以西寻找额哲。三月末，行至西喇珠尔格地方，遇到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她率一千五百户来降，从她口中得知额哲的驻所。多尔衮派温泰等护送他们先行回沈阳，他和侄儿率兵继续前进。四月二十日，渡过黄河，星夜疾驰，至托里图，终于找到了额哲，没有交战，这个林丹汗的继承人率部民一千户归降，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这可是一件国宝，据说此宝自汉代传到元朝，一直藏在深宫内院，元顺帝逃跑时携带在身，他死后，玉玺失落，不知去向。过了二百余年，有一个牧羊人在山冈下牧羊，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只用蹄子刨地，牧羊人觉得很奇怪，就刨开这块地，发现了这块玉玺，复归元裔博硕克图汗，后又被林丹汗攻破，玉玺也就转到了林丹汗之手。这次又被多尔衮得到，他万分惊喜，只见玉玺上刻汉篆“制诰之宝”四个字，两边各有一条飞龙，光气焕烂。多尔衮急遣人驰奏太宗，报告这一喜讯。
太宗看了奏报，十分兴奋。为此，他带诸贝勒大臣出沈阳城远迎凯旋大军。九月五日，他渡过辽河，当晚抵阳石木河岸驻营，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欢迎仪式：太宗领诸贝勒大臣与凯旋归来的多尔衮等将领，在新筑的坛上设黄案，焚香拜天，然后回到御座，多尔衮等举案献传国玉玺，由正黄旗大臣纳穆泰、镶黄旗大臣图尔格接过，群臣一齐跪下。太宗的帐篷前黄案上摆着香炉，数支香放出缕缕青烟，轻盈盈地飘向天空。太宗从两大臣手捧的几案上接过玉玺，双手捧着，率众再向“天”跪拜行礼。这一套神乎其神的仪式举行完毕，出征将领依次与太宗行见面礼。继之是额哲率察哈尔诸大臣远远跪拜，稍前再拜一次，再到太宗面前跪拜，行满族的抱见礼。最后是宴会，气氛由庄严、肃穆转为轻松、欢快。宴后，太宗赏赐额哲极为丰厚，还把自己的女儿固伦公主许配他为妻。第二年，额哲被首批封为外藩亲王，“位冠四十五旗贝勒之上”福格：《听雨丛谈》，卷2，“蒙古”。。跟额哲一块归附的大小首领数百人，也给予数量繁多的各种赏赐。
太宗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实则是接受察哈尔部归服的受降仪式。昔日为敌近二十年的察哈尔举国归降，实为重大历史事件。太宗庄严接受历代传国玉玺，不仅象征着他已成为蒙古的合法统治者，而且是“一统万年之端也”《皇朝开国方略》，卷20。。从此，更加坚信“天命”已归后金，这种信念无疑增强了他们的进取精神，去夺取新的胜利。
三、漠南蒙古归一统
清太宗三次用兵察哈尔，实际上是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战争。彻底孤立、众叛亲离的林丹汗不敢交锋，闻风就逃，直至败殁于万里他乡。强大的察哈尔部灭亡，统一的障碍顿时消除，在广阔的漠南蒙古不再存有与后金为敌的对手了。于是，分裂的漠南蒙古重新获得统一，归服于后金政权的管辖之下。
历史证明，单靠军事征服和镇压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太宗从一开始就避免单纯使用武力，他也不满足于以前仅仅依靠的会盟仪式和誓言，而是用法律、制度来约束蒙古诸部，行使他的中央集权。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太宗敕谕归顺的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悉遵我国制”《东华录》，天聪三年正月。。把后金的政治制度陆续向归服的蒙古各部推行，使之政治上整齐划一，这是实现政治上统一的一项重要内容。天聪八年，太宗利用外藩蒙古来沈阳朝贺元旦的机会，进一步提出：“不遵我国制度者俱罪之。”《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他深知“蒙古诸部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因此，他具体地帮助他们制定法律条文，不断充实法律的内容。例如，他规定：凡蒙古王公贵族夺有夫之妇，配予他人的，罚五十匹马、五十峰骆驼；娶纳此妇者，罚七九之数给原夫；凡奸拐有夫之妇逃离本主者，男女俱论死，家产给原夫。各贝勒王公不查处，罚马五十匹、骆驼五峰《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军事上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条文。天聪三年三月，太宗遣阿什达尔汉出使各归顺的蒙古部落，申定军令：“尔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力从心……我兵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事务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百、驼十，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百、驼十。若往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壮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者，罚马十；我军入敌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罚马千、驼百。于相约之地，则行掳掠者，罚马百、驼十。”《清太宗实录》，卷5，11页。最重的处罚，是处以死刑。只有对叛变者才实行这种惩处。天聪八年五月，科尔沁部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等几个头目诡称往索伦部取贡赋，率本部众叛逃。太宗根据“法律所载，叛者必诛”的规定，指令土谢图济农遣兵追捕斩首。他执行了这一命令，将他们捕获后斩首《东华录》，天聪八年五月。。十月，太宗派阿什达尔汉等到外藩蒙古各部落宣布“钦定法令”《东华录》，天聪八年十月。。虽然文献没有详载这个法令的具体条文，但可以肯定，它包括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命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国舅阿什达尔汉，蒙古衙门承政、塔布囊达雅齐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会同外藩蒙古王公一起审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清太宗实录》，卷31，16页。。太宗还经常派大臣到蒙古各地视察和处理蒙古事务，监督各王公贵族执行中央政令的情况，充分行使国家主权。法律、政令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太宗以法令加以约束，从而保证了对蒙古的政治上的统一。
长期以来，漠南蒙古内乱不已，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各部蒙古贵族相互争夺牧场、居民和财富。太宗洞悉这种情况，决定严格划定各部牧地疆界，分定人口，从根本上消除纷争，维护中央的集中与统一。天聪八年十月，阿什达尔汉、达雅齐两人奉命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地方，会同各部落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划牧地”，“分给蒙古诸贝勒”。分定之后，严禁各部互相兼并、争夺，规定如有越过别人的疆界，“坐以侵犯之罪”。至于往来驻牧，必须彼此会齐，同时移动，不许零乱参差不齐。疆界划分后，又“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敖汉一千八百户、奈曼一千四百户、巴林塞特尔八百户、满珠习礼八百户、达尔汉巴图鲁、土巴二千四百五十户、内齐、土巴济农二千户、四子部落土门达尔汉二千户、塔赖达尔汉、车根塞冷三千户、杜棱济农二千户、东戴青二千户，共计二万五千二百余户。最后，会审有关出征违令或犯有其他罪过的蒙古贝勒，一一定罪处理，经太宗审核，本着“外藩从宽”的原则，都从轻处分《清太宗实录》，卷21，2~6页。。
太宗加强对蒙古的统治，另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在组织上，仿照满洲八旗制，编立蒙古八旗。努尔哈赤时期，参加后金政权的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都比较少，尚无必要单独立旗，他们分别被编为牛录，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中。太宗即位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蒙古人归附后金日见增多，蒙古牛录进一步扩大，进而编为蒙古旗。编旗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已有关于蒙古二旗的记载。这一年，太宗率大军进关伐明，除满洲八旗，还有“蒙古二旗”参加了这次军事远征《清太宗实录》，卷5，38页。。由此可知，天聪三年，或稍前，已经成立了蒙古二旗，当时称为“蒙古右营”和“蒙古左营”。天聪八年，将蒙古右营改称为“右翼兵”，左营为“左翼兵”《清太宗实录》，卷18，21页。。击败林丹汗后，天聪九年，太宗下令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规定除盲人和手足残废者，凡年在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的都正式编入蒙古八旗。编八旗的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另编立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旗，共计十一旗，后三旗仍隶属满洲八旗之内《清太宗实录》，卷22，17~21页。。通过编旗，使后金中央政权直接掌握了蒙古的户口，也就增加了税收、征兵、服役的来源。接着，太宗把旗的组织推广到整个蒙古地区，把蒙古划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在内蒙古部分，陆续编为四十九旗，每旗设札萨克(即旗长)一人，总管旗务。札萨克兼有世袭贵族和受后金(清)任命为官吏的两种身份。袭爵袭职、革爵黜职的权力完全由太宗掌握，通过“内三院”之内秘书院后来是理藩院对蒙古各旗发布指令、调遣。此外，察哈尔与归化城土默特，不划归内蒙古，而称为内属蒙古，完全以八旗制划分，不设札萨克，统由中央派驻的大臣管辖。后来，又在旗的上边设盟的组织，即把邻近的若干旗组织为一盟。内蒙古地区四十九旗，共设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六盟张穆：《蒙古游牧记》。。实际上，“盟”不过是蒙古部落的原有民族形式，但它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严格受到八旗制度的约束王钟翰：《清史杂考》，12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长期斗争的基础上，清太宗在蒙古地区实行八旗制及其以后建盟，从而为有清一代建树了一套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盟旗制。它的根本目的是对蒙古实行分而治之，把广大的蒙古族人民固定在各自的区域内，受到层层监督和统治，以建立起稳定的封建秩序。但它客观上使历来肇祸致乱的北方获得了长治久安，从此蒙古族结束了长期纷乱、争战频仍的局面，创造了一个较为长久的安定环境，这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无疑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后世康熙帝在巡视蒙古地区时，曾批评秦始皇修长城是白费“土后立功”，夸耀他的祖宗建立的制度和推行的对蒙古的政策“较长城更为巩固”《清圣祖实录》，卷151，19页。。
漠南蒙古的统一，在当时，对于后金具有重大的意义。天聪八年十月，清太宗征察哈尔刚回来，就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说：
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录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西藏)，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清太宗实录》，卷20，36~38页。。
清太宗统一漠南蒙古对漠北蒙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主动争取它来归附。漠北蒙古分为三大部，即喀尔喀三部，分别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所统治。三部远居于戈壁沙漠以北。与后金基本上没有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太宗对它的联络与和平交往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太宗派使臣去喀尔喀三部，劝其遣使前来谈判“讲和事宜”。同年十一月，车臣汗遣卫征喇嘛等来沈阳朝贡《东华录》，天聪十年二月，崇德元年十一月。。崇德三年(1638年)三月，喀尔喀三部遣使来朝，太宗规定他们每年向清朝行“九白之贡”蒙古地处沙漠，罕有出产，惟有马匹骆驼可作贡品。规定每爵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峰，称为“九白之贡”。见福格：《听雨丛谈》，卷2，“九白”。，正式建立了臣属关系。这样，辽阔的外蒙古自此也归入清朝的版图。
清太宗即位九年，苦心经营，励精图治，从根本上扭转了“四境逼处”的危险处境，如今只剩下惟一敌国明朝。而漠南蒙古一经归入后金(清)政权，明朝则被置于包围和孤立之中。在这种完全有利的形势下，太宗就毫无顾忌地全力攻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