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锦苦战
辽河以西的地区，是连接辽沈与山海关内外的咽喉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清太宗在这里同明朝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争战。
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从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名城重镇，相继鼓行而下。接着，努尔哈赤乘锐向辽西进军，取广宁，锋镝直指明朝驻重兵的宁远。他的作战意图是，沿辽东湾海岸一线，扫荡明朝的军事据点，直叩山海关大门。不料，他在宁远城下遭到他兴兵以来的第一次重创，被迫解围撤退。这以后，直到他死前，他都没能发动新的进攻。宁远之役，标志着后金已从战略进攻的高潮跌落下来。太宗继承其父的未竟事业，挥兵西进，遇到明兵的顽强抵抗，被迫徘徊于大、小凌河之间，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明朝在萨尔浒战役中遭到惨败，迫使它从战略进攻转为防御，直至退却，但退到辽西地区，就不想再退了。整个辽沈地区被称为“神京左臂”(熊廷弼语)，京师、山海关、辽沈，形势完整，臂指相连。“保辽以保神京”熊廷弼：《经辽疏牍》，卷1。，而辽西又居山海关与辽沈之冲要，所谓“保河西正所以保辽东”即辽沈地区《明季辽事丛刊》，“海运摘抄”，卷7。。辽沈失掉后，辽西首当其冲，辽西不保，山海关即失。山海关是限隔关内外的门户，捍卫京师的藩篱。大门若失，京师则暴露于敌前，其危亡必在旦夕之间。对辽西的战守问题，明廷曾进行多次激烈的争论。一派意见，如王在晋、高第等人主张放弃辽西，退守山海关。另一派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坚决主张保守辽西，把它作为缓冲地带，以捍京师。这一战略终于为朝廷所接受，这才倾注兵力与粮饷力保辽西，极力遏制后金的进攻势头。这样，就形成了后金与明朝在辽西地区长期对峙的局面，开始了战略相持的阶段，双方在这一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拉锯战，激烈争夺每一个屯堡，军事要塞和城镇。
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清太宗首次率大军征明，揭开了辽西拉锯战的序幕。
太宗派遣征朝鲜的大军刚刚回到沈阳，他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屯田耕种。他马上意识到，这些位列辽西前锋的军事要地一旦修缮完整，会给他进军造成巨大的障碍。他不假思索就作出决断，命令他的兄弟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池完工之前，一举攻克。六日，他留下贝勒杜度、阿巴泰守沈阳，自率大军朝锦州进发。
明朝在辽西设有一道坚固的防线：它以山海关为根本，在关外层层布防，其中以宁远、锦州为重点，而环绕锦州左右修复大凌河(辽宁锦县东)、小凌河(锦县东南)、右屯(锦县东)诸城，派遣军队把守。这些据点护卫锦州，它们又都是宁远的前卫，控扼辽沈通向山海关的大道。除了军事上严密布置，在经济上大兴屯田，以屯田养战，招徕四方流民，复兴商旅，以固长远。这道立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措置，是宁远巡抚袁崇焕独创部署的。他认为“恢复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明史》，卷259，“袁崇焕传”。依靠当地人民守卫自己的土地，依靠这里的肥沃土地来维持人民连军队在内的生计。军事上，防御为主，出战、进攻为其次。这一方针完全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是阻挡后金的攻势，渐图恢复的有效措施。在袁崇焕之前，有熊廷弼、孙承宗这样一些优秀的军事统帅已经提出了类似的防御指导思想。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时，其战略方针是：“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明史》，卷147，“熊廷弼传”。继熊廷弼之后，有个叫王在晋的，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山海关及关外的防务。他提出，明兵应退守山海关，重新筑城，来加固山海关的防御。这一错误方针被否决以后，大学士孙承宗接替了他的职务。此时，袁崇焕在孙承宗手下任事。他坚决反对退守山海关筑城，首次倡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袁崇焕列传”。，力主坚守宁远。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遣将分据锦州，松山(锦州南十八里)、杏山(松山南十八里)、右屯、及大小凌河、塔山诸城镇，一一修缮完毕。不久，孙承宗被罢免，代之以高第。这个人胆子很小，畏敌如虎。他一口咬定关外必不能守，下令关外将士全部撤到山海关。袁崇焕坚守宁远不撤，打了交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在此城下，虽然给予后金兵以重大打击，但锦州及其周围据点均被破坏，不堪使用。努尔哈赤死后，他以和谈为掩护，积极修复关外诸城的防御体系，在离山海关四百里外的宁、锦一带构置防线，无论战，无论守，都足以使京师安宁，不受战争纷扰。为了贯彻这一作战方针，袁崇焕一则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一则又利用太宗第一次进兵朝鲜的机会，抓紧修复被废弃了的城防工事。果如袁崇焕所料，太宗一听说明兵筑城的消息，就急忙率大军赶来。
从五月六日发兵，一路上连续行军，有时乘夜前进，于十一日兵临锦州城下，四面合围，距城一里安营。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后经成化、弘治增修，成为辽西和辽东之间一巨镇。在包围锦州的时候，太宗先令部队分成几路扫除其周围的大小凌河、右屯等城堡。这些外围地区的明兵数量很少，加之防御工事尚未修好，无坚可恃，所以一听说后金兵来了，闻风而逃。只有锦州城已修筑完工，城坚池深，驻有三万明兵，“平辽”总兵赵率教与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率军守城。他们慑于后金兵来势雄猛，先派二名将官缒城而下，到后金营谈判，借此延缓进攻，等待援兵。太宗也很想锦州不战而降，自然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他给赵率教写了信，劝他们投降，或者以礼议和，他都接受。信带去后，没见答复，太宗下令攻城。兵分两路，各抬拽车梯攻具，用步兵骑兵更番进攻城的西面和北面两角。赵率教、左辅、朱梅等主要将领都登城指挥，炮火、箭矢、滚石交下如雨。后金兵冒死冲击，城西角一度眼看被攻破，赵率教急令三面守城兵来援，好不容易地打退了后金兵的猛烈攻击。这场战斗从早晨七八时开始(辰时)，一直进行到晚上七八时(戌时)，城墙下，到处堆积了后金兵的尸体。损失相当严重。入夜，太宗把军队后撤五里安营，又派人急返沈阳调取援兵。第二天，后金骑兵环城而行，却不敢过于靠近城垣。太宗还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明兵放弃抵抗。他派遣使者三去三返，赵率教都不准进城，他站立城上，对城下的后金使者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太宗很生气，下令攻城，仍无任何进展，连攻十四天，还是没有攻下来《国榷》，卷88。。几次劝降信用箭射到城里，也没有反应；诱使出城会战，明兵凭坚城据守不出。
锦州久攻不下，太宗留下部分守兵继续围攻，自率大军转而攻宁远。名将袁崇焕坐镇于此，他已向朝廷请来各路援兵，出动水师在海上遥相控制，再派部将尤世录、祖大寿率精兵四千增援锦州，他们刚要出发，后金兵突然来到，就在城外二里安营，列枪炮，严阵以待。太宗率军来到阵前，看到明兵距城很近，难以用骑兵纵击。于是下令退军，过了山冈，再看明兵仍不离阵地。太宗打算发起攻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认为离城太近，不可攻。太宗怒冲冲地说：“当年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如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不能取胜，这还如何能张扬我国的威风？”《清太宗实录》，卷3，23页。说完，下令开战，并督阿济格率部分将领、侍卫、护军发起冲锋至城下。诸贝勒都感到惭愧，也来不及穿戴甲胄，随后疾驰而下。明兵呐喊迎战，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几员猛将同后金兵展开了大战。城上，袁崇焕指挥，放射大炮，后金兵一片片地倒下。明兵也死伤大半，满桂身中数箭。这一战役，延续到第二天，明兵发挥枪炮的威力，使后金继续遭受重大损失，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连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被创《清太宗实录》，卷3，24页；《国榷》，卷88。。太宗只得放弃攻宁远，再回师锦州，每天以万名骑兵环城巡行，断绝出入，到了夜晚，举火呐喊，扰乱城里。六月四日，太宗驻营教场，亲自督战攻城，延至傍晚，死伤越来越多。又赶上暑天，中暑得病使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战斗力都在下降。太宗决定班师。五日，六军开始从锦州撤退，整整持续了一夜，至次日黎明，路经小凌河城，把明兵已修好的城墙和工事全部毁掉，然后挥军引去。
宁锦苦战，后金“士卒损伤甚多”《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太宗无功而还。明人称这次战役为“宁锦大捷”。这次明兵取得胜利，除了顽强的抵抗，主要还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明兵不利于野战，和擅长纵横驰突骑射的后金兵是无法较量的。只有高筑城墙，深挖城壕，坚守城池，用大炮轰击，以制敌取胜。此种作战，正好限制了后金兵发挥优势。后金兵没有大炮，多次诱使明兵出城决战又没有成功，致使后金兵无所施其技，坚城之下，太宗纵兵奔驰，两头碰壁，吃了大亏。看来，他在战前对明兵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忽视了明朝统治集团内存在一个抗战派，并在一定时期保有巨大力量。这该是他在宁锦战役失败的教训。
二、巧设反间计
军事斗争，基本的和主要的是以战场作为表演舞台。但是，对于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来说，斗争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上的厮杀，他还往往运用超出常人的智慧，通过政治的和其他的辅助手段，达到在战场上不易达到的目标。这就是俗话说的“斗智不斗勇”。古人称为“设间”即反间计便是其中之一。楚汉之争时，刘邦“设间”离间项羽与谋士范增的关系，是这类“设间”的一个著名事例。清太宗用反间计，将他的顽强对手袁崇焕置于死地，其手腕之高超，使刘邦也有点黯然失色。
来自江南日暖的袁崇焕，在烽火连天的北国边疆，先后于宁远、锦州等地两次击败了后金兵的强大攻势，挽回了明在关外的危局。这些神话般的奇迹，使他在明与后金双方都成为瞩目的人物。明朝统治集团中一些人把他看作是顶梁柱，希望依靠他挽狂澜于既倒，后金则视他为劲敌，眼中钉，肉中刺。明熹宗时因大宦官魏忠贤，嫉功妒贤，袁崇焕一度受魏忠贤排挤，被迫解任乞休。崇祯即位后，魏忠贤伏法，袁崇焕再次起用，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7年)四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召见于平台。崇祯说：“女直(即真)跳梁十载，封疆沦陷。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崇焕答：“如果皇上给臣方便，五年之内，东患可平，全辽可复。”崇祯高兴地说：“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惜封侯之赏，卿当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中间，崇祯退，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问崇焕五年复辽的具体设想。崇焕很不以为然地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说：“皇上英明，怎么可以随意许下诺言？将来按期验效，怎么办？”崇焕顿时感到一时失言。过了一会儿，崇祯回来，崇焕赶紧奏道：“东事本不易解决。臣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相应，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都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崇祯用眼看了看两部尚书，王家祯、张维枢忙奏：“敢不承命！”崇焕又奏：“还要吏、兵两部都应臣手才行，所用与罢斥之人，都听臣便。”崇祯又看了看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马上表态：“敢不承命！”……崇祯对袁崇焕非常满意，凡有所请，都慨然应允。阁臣们一致请求撤回王之臣、满桂尚方剑，单赐崇焕，以事权专一，统筹全局。崇祯立即批准以上见《明史》，“袁崇焕传”；又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1。。崇祯刚即位，很想作为一番，因此特别器重袁崇焕，把关外的局势悉交由他掌握处理，给予他极高的礼遇，以示笼络。
袁崇焕于宁远大捷后，几次派使者去沈阳谈判。正进行中，他被免职，此事便搁置起来。这次复镇蓟、辽，他深“知兵力不敌”，所谓“五年复辽”，不过是为安慰崇祯而许下的不能实现的诺言，“思以捭阖纵横之计”《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宁锦战守”。，幻想以和议诱使后金让出已占领的辽东，归还被俘获的辽民。为此目的，他不顾廷臣和崇祯的反对，公开或秘密地同后金举行和谈。
太宗出于麻痹明朝、暗中积蓄力量的战略目的，积极主张和谈。在和谈毫无成效的情况下，他又举行了军事进攻。宁锦战役失败后，太宗看到这条防线坚固，一时无法突破。他遇到的对手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他既叹服，又顾忌莫深。在他身后还有毛文龙扼其背。第一次进兵朝鲜，他以为后顾之忧已解除。然而毛文龙仍据守皮岛及辽东沿海各岛屿，驻军数万人，“牵制金、复、海、盖四卫，时时袭击建虏(后金)，有所斩获。”《国榷》，卷90。毛文龙原是李成梁的部下，后投到广宁巡抚王化贞，任游击之职。后金攻占辽东，他逃到沿海岛屿，招收逃散的辽民数十万，选精壮为兵，骚扰后金，牵制它不得西进，为明朝建立了功劳，屡受封赏，授总兵，提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在皮岛设军镇，规制如内地。毛文龙所部散居各海岛，势力虽不算大，却如人身上的蚤虱，捕捉它无处下手，听任它吮咬皮肤则使人不得安宁《国榷》，卷90。。后金兵因不习海战，又缺乏船只，对他无可奈何。因此，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使太宗不敢大规模地进兵辽西。他决计除掉这两个人，否则，他的大事不可图。他利用袁崇焕急于求和的心理，假袁之手先除毛文龙。事情的经过是：“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太宗)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4。据毛文龙说，李永芳曾给他写信，劝他投降，他没干，将此事报告了朝廷。李永芳劝降无效，转而献计假手他人杀文龙《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此次袁崇焕一上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4。
谈迁《国榷》，卷九十载：后金“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载：“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复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
又据《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很清楚，毛文龙后来被杀，与太宗插手直接有关，也与明朝党争有关。毛文龙镇皮岛，深得魏忠贤扶持，文龙对他也极力奉承。故魏一倒台，文龙被视为其党羽。更主要的是，他久悬海外，“所上事多浮，索饷又过多”，他自报驻军二十万，每年饷银一百二十万，“朝议多疑而厌之”。崇祯即位后，“诸文臣视东江为赘旒，饷道屡绝”，“时朝议忧皮岛毛文龙难驭”《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大学士钱龙锡主张除掉毛文龙。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应召赴京，钱龙锡到他的寓所商议定计诛文龙，袁崇焕表示：文龙“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1，7页。袁对毛早就动了杀机。他在巡抚任上，就与毛文龙不和。他这次上任后，继续与后金搞和谈，“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明崇祯实录》，卷2，5页。袁崇焕曾给兵部尚书王洽的信中说：“建虏屡欲求款，庙堂之上，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国榷》，卷90。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初，袁崇焕以犒赏吏卒的名义，来到双岛发饷。六日这天，阅兵较射，将毛文龙骗到山上，历数“十二斩”罪，命水营都司赵可怀执崇祯的尚方剑斩于帐前《明崇祯实录》，卷2，5页。。将东江善后事处理完，袁崇焕自旅顺返回宁远，给朝廷上奏，报告斩毛文龙情形，并自劾，等候处分。崇祯一听到这个消息，“意殊骇”《明史》，卷259，“袁崇焕传”。，感到十分惊讶，但考虑到毛文龙既然死了，现正倚赖袁崇焕，非但没有责备，还持赞同态度，命他“安心任事”《明崇祯实录》，卷2，5页。这不过是表面安抚，而内心深处从此对袁产生了疑忌。
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为清太宗消灭了一个劲敌，对明朝是一个损失。岛上失去主帅，人心立时涣散，不少将领如孔有德、尚可喜等和士兵逃归后金，有的投到山东登、莱去了。从此，坚持多年的一个抗金根据地便不复存在了。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极端错误的，“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国榷》，卷90。人们不能理解此举的意图。明末史学家谈迁评论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国榷》，卷90。这是很中肯的。
毛文龙被杀后，清太宗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冒险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将其除掉。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距毛文龙被杀后三个多月，太宗亲率十万大军绕道进关。由喀喇沁部台吉布尔葛都做向导，出沈阳，西北行，经都尔鼻(辽宁彰武)，进入今内蒙古科尔沁地，至青城扎营。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不同意深入明境，认为“劳师袭远”，处境危险，要太宗班师。争论到半夜，还没有定下来。太宗很不高兴，对诸贝勒说：“我谋既隳，又何待为？”《清太宗实录》，卷5，25页。“密谕之曰：‘我已定策……’”《清太宗实录》，卷5，25页。。太宗说的“定策”，就是利用这一迂回进攻，除掉袁崇焕魏源：《圣武记》，卷1。。后来进兵北京，施反间计都证明了这一点。
十月二十日，在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之后，大军于深夜开拔，二十四日达老河(即老哈河)，太宗“各授以计，分兵前进”《清太宗实录》，卷5，26页。，从喜峰口突入塞内。明在宁、锦布防重兵，而山海关以西的城垣颓落，军武废弛，对后金兵毫无设防。所以太宗率大军一到，连下马兰峪、汉儿庄、潘家口、洪山口诸边城，合军围重镇遵化。山海关总兵、著名将领赵率教闻警，急驰入援，与阿济格对阵，被斩于马下，明兵大败。遵化城陷，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太宗留下参将英额尔岱、游击李恩忠、文馆范文程统八百兵守遵化，自率大军趋北京。京师得报，立即戒严。袁崇焕自宁远急驰山海关，调集所部扼守各处要地，率军进关应援。他昼夜兼程，于十一月九日抢先进驻蓟州，而太宗率大军迟至十二日才抵此城。太宗对袁军如此神速不胜惊讶。但他早有成算，回避交锋，趁袁军不注意，迅速离蓟城西进。袁崇焕侦知后金兵西去，急率军尾后追赶。后金兵一路连下玉田、三河、香河诸城。太宗于十五日驻营通州，袁军已抵河西务(今香河南、运河西岸)。距通州城不到半日程。袁崇焕打算直接进京师。他还在蓟州时，朝廷已听到说他导金兵入内地的流言，就下令袁不得过蓟州一步。他却不明白这里边的真意。副总兵周文郁建议：不宜入京，后金兵在通州，明兵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寻机进兵，易攻则战，如敌人防守严密，则乘隙进攻，这是万全之策《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袁崇焕不听。在这里，袁崇焕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该让后金兵毫无阻挡地直入北京。如果他调集大量兵力在通州与北京间，筑一道防线，至少可延缓后金兵进军的时间。但他从蓟州尾随其后，到通州不与敌战，眼看着让后金兵直趋京师，以至惊扰都人，怨言四起，使太宗得以乘机设反间计，招致杀身之祸。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抵左安门，后金兵前哨也抵城下，引起舆论大哗，都说“崇焕召(招)敌”，崇祯不能不有所动心《国榷》，卷90。。二十日，后金兵蜂拥而至，在德胜门外，太宗亲自指挥，与明援兵展开了激战，互有杀伤。袁崇焕与其部将祖大寿等屯兵广渠门，后金兵来攻，袁军力战，后金兵稍却。二十二日，后金兵徙营，屯南海子。
袁崇焕到京后，崇祯几次召见他，赏赐甚厚。他再三要求允许他的部队进城休息，崇祯就是不同意，相反，满桂的兵却获准进城。可以看出，崇祯对他起了疑心。袁崇焕无法，只好驻营城外，陈兵城东南隅。太宗令部队列阵，接近明兵结营，他亲自察看一番，回营部署密计。后金兵抵京时，俘获明朝二名太监，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达海等监守。太宗授意高、鲍两人按计行事。他俩夜里回营，坐近两个太监睡觉的地方，故作耳语，说：“今天撤兵是汗的大计。刚才看见汗单独一人，面向敌营，营中走出两人来见汗，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才走，大意是，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以马上成功。”有个姓杨的太监假装入睡，把高、鲍两人的耳语全都记在心里。二十九日，高、鲍故意放跑杨太监，他以重大军情进见崇祯，向他报告袁崇焕通敌的绝密情报。崇祯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清太宗实录》，卷5，43~44页。。十二月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入见，质问袁杀毛文龙及进京逗留不战两事。本来，崇祯此人疑心大，对袁擅杀大将毛文龙早就深怀疑忌，现在，他把杀毛文龙与通敌联系起来，再加上袁崇焕一向力主和议，就断定他纵敌进京，迫朝廷订城下之盟，于是便问成了叛国的大罪。袁崇焕一时无法分辩，崇祯立即命锦衣卫将袁逮捕，投入监狱《国榷》，卷90。。魏忠贤的余党王永光、高捷等人乘机谋兴大狱，交章上疏，必欲将袁崇焕处死。官民百姓都误认为他通敌，没有一个人替他说情的。至次年八月，崇祯将袁崇焕判处最残酷的磔刑，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死得极惨。据说处刑后，许多人都争食其肉，以泄心中之愤。袁死后，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袁崇焕被捕后，部将祖大寿惊惧异常，率军东走山海关。袁军听说主帅被拿问，立时走散了一万五千余人。崇祯急令满桂总督入卫京师的各路援军。满桂是蒙古人，十分骁勇敢战。他率步骑五千，于十七日大战永定门外，寡不敌众，被后金兵击溃，战死于阵中，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明史》，卷271，“满桂传”。。这时，后金诸将争请攻城。太宗笑着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昭梿：《啸亭杂录》，卷1。十二月末，太宗留下一封致崇祯的请和的信后，率军离京东归，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留兵据守，其余众军都随太宗返回沈阳。
清太宗率军进围北京，是后金兵进关的第一次大演习。它不仅使这支铁骑得到长途行军作战的训练，而且也获得了与明朝主力会战的经验，因而增强了夺取全中国的雄心。太宗利用这次进兵，巧妙地施展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死他最嫉恨的袁崇焕，为后金铲除了一个劲敌。在当时和其后很长时间，人们一直认定袁崇焕资敌通敌，死有余辜。直到清入关后修清太宗实录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袁崇焕冤死才得以昭雪。太宗设间杀袁崇焕，再联系到袁崇焕妄杀毛文龙，这一套纵横捭阖可称为“连环计”，适足以显出太宗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军事和政治本领。
三、大凌河围城战
清太宗率大军东归不久，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重新组织力量，只用十几天工夫，就收复了后金兵占领的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拔除插在京师脊背上的四颗钉子。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以后，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东出巡关，准备重新整备关外的防务。辽东巡抚丘禾嘉提出应修复广宁、义州、右屯。孙承宗认为，广宁离海一百八十里，距辽河一百六十里，陆上运输很难。义州地方偏居一隅，离广宁远，一定得先占有右屯，聚兵积粟，才能渐渐逼广宁。但右屯城已被摧毁，修筑后才能守。筑此城，敌兵一定会来攻，所以又必须恢复大、小凌河两城，以接连松山、杏山、锦州等城《明史》，卷261，“丘禾嘉传”。。经崇祯批准，决定先把大凌河城修复起来。该城全称叫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位于锦州东三十多里，属锦州守备管辖，建于宣德年间，周长三里，嘉靖时又有所增修李辅：《全辽志》，卷1。。在明清战争中，它是锦州的前哨阵地，几经战争破坏。这次经孙承宗提议，决定再次修复。这年七月，总兵祖大寿、何可刚及十余员副将率兵正式动工重建。
丢失永平四城的阿敏率败军刚回到沈阳，太宗就得知明兵在大凌河筑城的消息。他毫不迟疑地昼夜催调各军包括蒙古兵，由他率领前往攻城，不给明修筑和加固防线的任何机会。据他所知，明朝“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攻下此城，也便消灭了明朝的有生力量。他说，如果“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满文老档》，太宗天聪39，525页。七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沈阳西行，第二天，渡过辽河，召集众将领，宣布军纪：凡俘虏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裸取其衣服，当加意抚恤。他嘱咐诸将：为将帅之道，在于申明法令，抚驭得宜，就会使人人奋进，争立功业。
八月一日，大军驻旧辽阳河，蒙古各部落率兵来会，举行酒宴，为他们远道而来洗尘慰劳。在这里分兵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兵二万，经由义州，屯驻于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一路由太宗率领经由白土场，趋广宁大道，约定六日两军会于大凌河城。
大凌河城从七月中旬左右动工修复，到这时才只有半个多月。辽东巡抚丘禾嘉自作主张，同时修复右屯城，分散了人力和物力，结果大凌河城雉堞仅修完了一半，就仓促闭门拒战。城中原有官兵一万六千零二人，后派出买战马及守宁远的共二千二百人，实际人数是一万三千八百零二人，夫役商贾约一万多人，全城共计三万余人《明兵部呈为王道直报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六日夜，后金兵两路汇合后，开始围城。太宗总结以往的教训，认识到，至少在目前，攻坚不是后金的长处，这次改为围而不攻，迫使城内粮尽援绝而投降。他指示作战方略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兵力部署如下：
正黄旗固山额真冷格里围北面之西侧；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围北面之东侧；阿巴泰居后策应。
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塞勒围正南面，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围南面之西，济尔哈朗在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内格围南面之东侧。
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围东面之北侧，多铎在后策应；镇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围东面之东侧，多尔衮居后策应。
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围西之北侧，代善居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围正南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围西面立南侧，岳托居后策应。
蒙古各贝勒自率本部兵围其隙缝处《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城四周布署主攻与策应，实际上等于安置两重兵力，而蒙古兵为机动，居间进围。这次用兵与往次不同，不仅战术有了变化，而且还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大炮，这就大大提高了后金兵的战斗力，初步改变了过去挨轰挨打的局面。从这年开始，后金已经能独立制造大炮，还有从明兵手中夺取来的，投降带过来的，大炮的数量也不算少了。为此，太宗在各旗成立一个炮兵营，各配备红衣炮和大将军炮计四十门。这次围大凌河城，太宗首次携带大炮，命令额驸佟养性率领汉兵，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朝援兵。
以上各旗绕城及侧重西面防明锦州援兵，共托营盘四十五座，周围绵延五十里，他们各在自己防区环城挖掘大小四道壕堑：一道深宽各丈许，一道环前道壕再挖一条宽五尺、深七尺五寸的壕，铺上秫秸，覆盖上土。据此壕五丈远的地方筑墙，高丈余，墙上加垛口，远看如一道城墙。各旗还在自己营地周围挖掘一道拦马小壕，深宽各五尺《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又《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太宗发布命令：各旗将士严守阵地，不许放一人出城。他自己则整天高坐城南山冈，时刻注视城内动静。
这一套严密的围困工事，称得上水泄不通，风雨不透，表明太宗此次用兵志在必胜的决心。连明人也惊叹不已：“逆奴围凌，连控四壕，湾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此围“封豕长蛇，其毒螫乃至于此。”《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困守在城里的明将祖大寿等起初还不时地出动数十人、几百人的小股部队，或企图出城收割庄稼，或为骚扰，或作试探性的突围，都被后金兵给打了回去。有一次，太宗用计，把后金兵伪装成明援兵，引诱他们出城。祖大寿不知是计，果然率兵出城，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祖大寿吃了多次亏，从九月下旬以后，再也不敢出战，总是城门紧闭。祖大寿惟一的希望是，朝廷能派大军来解救他们。的确，朝廷也作了颇大的努力。八月十六日，太宗围城才十天，松山城出动明兵两千前来支援。二十六日，辽东巡抚丘禾嘉与总兵吴襄、宋伟合兵六千赴援，与清兵大战长山(大凌河城东南)、小凌河间，被逐回锦州。九月十六日，太宗率军出击锦州，断绝对大凌河城的增援。至中途，他令众军暂停前进，带二百名亲兵到前边侦察。他沿着山脚，悄悄前行，等行至小凌河岸，突然与刚出城的锦州六千明兵遭遇。太宗刚穿戴铠甲，率二百名亲兵飞马过河，直冲明兵。明兵阵营大乱，纷纷掉头逃窜。太宗分军五队，直追到锦州城下。吴襄、宋伟出战不胜，退回城里《明史》，卷261，“丘禾嘉传”；《东华录》，天聪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朝廷终于派监军张春会同吴襄、宋伟率战将百余员，马步兵四万余来解大凌河之围。过了小凌河，东进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兵扼守长山，明援兵不得进。二十七日黎明，明兵拔营，向大凌河城推进，在离城十五里的长山与后金兵接战。太宗亲率两翼骑兵直冲敌营，飞矢如雨；佟养性指挥汉兵发射大炮、火箭，明兵也以枪炮还击，霎时间，枪炮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声震天地。明兵挡不住飞驰而至的后金骑兵的冲击，吴襄营先乱，溃不成军。接着其他营也乱了套，纷纷溃逃。太宗预先在其归路埋伏精锐，凡逃经此路的明兵悉被歼灭。此役，张春和副将张洪谟、杨华征等三十三员将官被活捉，副将张吉甫、王之敬等死于交战，吴襄、宋伟等一小批将领侥幸逃掉。这次战役后，明朝再也没派援兵来《东华录》，天聪五年九月。。
援兵已绝，祖大寿和他的守城将士又面临着粮尽的严重危险。围困已两个月，城里储备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光，兵士宰杀战马充饥，马无草料，大批倒毙。老百姓更惨，他们很早就断了粮，成百上千的人都饿死了，勉强活着的人抢食死者身上的肉，用人骨当柴烧，所谓“炊骨析骸，古所没有。”《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有个叫张翼辅的，从城里逃出，诉说城里的惨状：粮食已经吃光了，先杀工役而食，现在又杀兵丁食之，军粮已尽，惟有大官还剩米一二升而已《满洲秘档》，“大凌河杀人而食”。
在严密封锁中，太宗不断发动“政治”攻势。围城一开始，他就写信给祖大寿，劝他投降。其时，祖大寿在辽东有一个很大的封建家族，人口众多，家业豪富，权势显赫，毫无降意。太宗责令阵获的明将二十余人给他写信劝降，他本人还写了三封，一起送到城里，但祖大寿仍不投降，对来使说：“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他之所以不降，就是担心后金随意杀人，顾虑身家性命，表示不相信太宗的话。太宗马上写信解释，说从前杀辽东人实有其事，我甚为痛悔，现在再也不妄杀一人，一律加以收养。二贝勒阿敏在永平屠戮汉官民，是他个人犯的罪行，已将其幽禁惩处。我愿与你及诸将军共事，故以肝膈之言，屡次相告。拖到十月中旬，“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大寿等力竭计穷”《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才定下了投降的决心。二十五日，祖大寿派他的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一见面，济尔哈朗、岳托都起立，扶住祖可法，不让他下拜，说：“我们前此对垒是仇敌，现在已讲和，都是兄弟，何必拜？”以满族较高的抱见礼相待。他们问祖可法：“你们死守空城是何意？”祖答：“因为你们屠杀降民，所以迟疑。”岳托说：“杀辽东民是太祖时的事，我们也不胜追悔。杀永平兵民是二贝勒阿敏干的，已受到处分。这些事与今汗毫无关系。”《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经过信使往来谈判，解去了祖氏父子和诸将的疑虑，有关投降事都已谈妥，只有副将何可纲反对投降。二十八日，祖大寿命逮捕，让两名士兵把他架出城外，当着后金诸将的面斩首，何可纲脸色不变，不说一句话，含笑而死《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然后，祖大寿派四员副将、二员游击到后金营，代表他和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名将官与太宗及诸贝勒举行盟誓。当晚，祖大寿亲自到太宗御营见面。太宗特别高兴，派诸贝勒出迎一里，他则出幄外迎接，不让祖大寿跪见，而以抱见礼优待，还让他先入幄，他不敢，谦让后，太宗和他并肩入幄，极示尊敬之意。里边已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太宗亲自捧金卮酌酒给祖大寿，把他穿用的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雕鞍、白马等一大堆珍贵物品赏给了祖大寿。他感激不尽，以妻子尚在锦州，请求允许他回去设计智取锦州。太宗当即同意。十一月一日晚，祖大寿带二十六人，渡小凌河，徒步去锦州，大凌河城方面故意炮声不绝，作交战及追赶的声势。守锦州的丘禾嘉与宋襄、中官李明臣、高起潜闻炮声，发兵支援，半路上正与祖大寿相遇。他假称突围逃还，丘禾嘉信以为真。但他一去不复返，其子侄都留质于后金，也在所不顾了。十年后，锦州战役时他才真投降。
祖大寿走后，后金兵开进大凌河城。原先全城兵民共三万多人，此时止存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只剩下三十二匹。三日，太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大凌河城归顺将官，宴后，令他们较射。
九日，太宗下令班师，他的八旗将士满载战利品，凯旋沈阳。撤军前，将大凌河城完全摧毁，只剩下城基，变成一片废墟。大军连续撤了三天，到十三日才撤完《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这次围困达三月余，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此役消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使其军事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同时，太宗耐心地招降了张存仁等数十名明将。他为得到一批人才而感到心满意足。这在他看来，是比得到一座城池重为重要的收获！
四、入口之战
大凌河围城战役结束后，太宗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察哈尔，率军亲征，暂时放松对明朝的大规模征伐。过了两年，到天聪八年(1634年)，太宗又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的，所以称之为“入口之战”
这年五月十一日，太宗召集诸贝勒大臣，征求他们对征明的想法。他说：现在我打算征明，应当由哪条路进兵？贝勒大臣回答说：应从山海关入。太宗听了他们的回答，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今兴大兵宜直抵宣(府)、大(同)。察哈尔先为我败，举国骚然，贝勒大臣将来归我，必遇诸途。我一则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官民。”《东华录》，天聪八年五月。太宗不走山海关，除了要在中途收拢察哈尔余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海关明兵防守很严，不易通过。相形之下，宣、大一带的关口成了薄弱环节。宣府本是秦汉时上谷郡。明初，在此设开平卫，与辽左互为唇齿。该地形势险要，“紫荆(即紫荆关，在河北满城北)控其南，长城枕其北；居庸(关)左峙，云中右屏；内拱陵京，外制胡虏，西北一重镇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宣府镇总图说”、“大同镇总图说”。大同是秦汉时云中郡，明初设大同府，太祖封其一子为代王居此。自古这里是“用武之地”，“华夷互争疆场所必守者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宣府镇总图说”、“大同镇总图说”。这两处重镇都以防御和控制北方游牧民族而为历代兵家所重。明朝为阻止“北虏”(即蒙古)南下，筑城堡，派重兵，宣府号称“北门之势于今为壮矣”，大同“亦称金汤”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同上文。。但到了明末，这一地区边备大坏。一方面，蒙古的不断侵袭破坏；一方面，为对付后金新的威胁，明被迫抽调宣、大之兵专力经营宁、锦至山海关一线的防务，致使宣、大一带塞垣空虚，岌岌可危。太宗选择宣、大作为军事行动的突破口，从战略上说，就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大同离京师稍远，宣府与京师仅距三百余里。太宗突袭这两个重镇，不仅给京师造成直接军事威胁，而且足以产生动摇明朝统治的政治影响。诸贝勒大臣囿于陈规习见，考虑问题远不及此。他们当然都很赞成太宗深谋远虑的计划。于是，太宗第二次绕开山海关防线，长途跋涉数千里，展开对明朝的新的打击。
五月二十二日，清太宗率大军离沈阳西行，渡辽河，到达都尔鼻，蒙古诸部率军来会。为适应远程行军和奔袭的需要，骑兵占了多数。从这里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内蒙古。果如太宗所料，察哈尔余部纷纷遇于途，络绎不绝归向后金。
在行军途中，太宗把他的部队陆续分成四路前进：
六月二十日，命德格类率军一支进独石口，会大军于朔州(山西朔县)。
六月三十日，遣代善和他的儿子萨哈廉、硕托入得胜堡。
七月五日，令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入龙门口。太宗自率一军从尚方堡(或作上方堡、膳房堡)入口，经宣府趋应州(山西应县)至大同。
按太宗计划，四路军于七月八日分别破关口而入。他这次用兵，不在于得城池、土地，主要目的，是掠取明朝财富，消耗明朝经济与军事实力。一个被明兵俘获的后金侦探供认；后金“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抢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对于城镇能攻取即攻取之，一时攻不下即放弃，转而去别处。太宗入口后，奔向宣府，被明兵大炮击退，转向应州，包围后攻取成功。阿济格从龙门口一入边，就攻龙门，没攻下，转攻保安州(河北涿鹿)。西路代善父子入边后，攻怀仁县没攻下，再攻井坪(山西平鲁)也没攻下。太宗指示他们攻朔州附近的马邑。东路德格类入边，陷长安岭堡，攻赤城不下，奔保安州，赴应州见太宗。出征前，太宗做了较充分的准备，他命每牛录出铁匠一名，携带五个、镩子五个、锹五把、斧头五把、锛子二个、凿子二个；每甲喇还备云梯二架，等等。这些器具除了用于修理武器，也用于攻城。在火器大量而广泛地应用于战场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后金兵一看到城坚炮利，就远远走开，躲到大炮的射程之外。
明朝在宣、大一带的防务十分空虚。鉴于以往的教训，明朝有关“申严边备之旨，盖无日不下，亦无地不周。至宣、大单虚，尤为圣明所注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当六月上旬，太宗行经内蒙古西进时，明朝就已得到情报，先后连连发下十余次旨意，其中指示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六月中，又传下旨意：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旨意严厉，地方守官只当成耳旁风。“乃今奴(后金兵)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兵部尚书张凤翼在给崇祯帝的报告中发出一连串的责问：敌人至边墙才发觉，那么侦探者干什么去了？“任(后金)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组练无闻，祗动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虽然痛心疾首，朝廷大计却一样也得不到落实。守土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怯于同后金对阵，他们不敢出战，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发射大炮而已。有个南山参将叫毛镔，他奉命带部分兵士去永宁开会，但“四门紧闭不开”，他在城外与城上的张将官“接谈许久，并不开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惧怕后金兵到如此地步，岂不叫人啼笑皆非！他们都向朝廷发出呼吁，请求援兵，声称：“职等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延庆(河北延庆)、保安“二州有民而军寡，势难对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11号。二州陷落，保安州知州阎生斗被杀。兵力不足，这也是实情，他们则以此掩饰自己无能怯战。崇祯和他的大臣的一次谈话提供了真实情况。阁臣王应熊说：八月初，后金二十来个骑兵在山西崞县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听到这里，气得直顿脚。王应熊接着又说：崞县陷落后，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捆载三百辆车而去。过了几天，地方官却向朝廷报告说，已收复此城。崇祯当即指令：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一律治罪，由兵部核实上奏《国榷》，卷93。。
明朝内部种种腐败，不一而足。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崇祯一看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显见太宗的这次入塞又给明朝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形势，使它惶惶不安。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会于应州，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东路至繁峙(山西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坌。八月十三日，太宗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吴襄兵败，尤世威兵大战北门，稍得利。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其他诸军先后攻克灵丘(山西灵丘)、崞县(山西崞阳县)，攻忻州(山西忻县)，明兵力守不下，攻保定竹帛口，千总张修兵败身死。后金礼部承政巴都礼在攻灵丘县王家庄时中箭而死。太宗到大同时，曾向明朝总兵曹文绍、阳和总督张宗衡提出了议和的建议。他们同代王的母亲杨氏一度也请求议和。但此事刚开始，他们就变了卦，还写了公开信挂在北楼口，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造反”。太宗到了阳和，针对他们的欺骗，给张宗衡写信，指斥明将虚诳无能，说：“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东华录》，天聪八年八月。太宗约他们出城会战以决胜负，明将不置一词作答。八月二十七日，太宗率军离阳和，闰八月四日，攻下万全左卫(宣化西)，斩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千余人。七日，太宗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不少时日，直到九月十九日，已经是初冬的时候，才回到沈阳。
清太宗第二次入塞，“蹂躏宣、大五旬(一旬为十天)，杀掠无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其活动范围，以宣、大为中心，当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大小城镇台堡凡五十余个。在饱掠之后，安然出口东去。尽管太宗宣布行军纪律，约束兵士，但它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取明朝财物，使广大人民遭到严重损害。明朝的军队纪律很坏，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灾难。王应熊指出：“彼(指后金兵)利子女玉帛耳，田禾未损。援兵屯城西，刈禾牧马，民甚苦之。”《国榷》，卷93。太宗远行数千里再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他的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暴露明朝在其北部再也没有一条可设防的巩固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