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兄弟”之盟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自古就结成了极为友好的关系。数千年间，不管两国的历代王朝如何更迭，都不曾改变彼此间的联系，加上两国山水贯通，这种天然的与历史的渊源，就使两国真正成为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明朝建立后，李氏朝鲜同中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万历年间，中朝联合作战，才制止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此役发生在壬辰年(1592年)，故史称壬辰战争。从此这两个国家更加友好，更加亲近。可以说，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后，中朝间不存在任何争端问题。
到了明中叶以后，建州女真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方强大的割据势力，同明朝展开了频繁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处在后金与明朝两强之间的朝鲜，十分为难。由于朝鲜与明朝长期交好，同时它也受到了努尔哈赤的一些骚扰，所以朝鲜在明与后金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到明朝一边。它完全赞成和执行明对后金的一系列政策，还从军事、经济上给明朝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三年，1619年)，明朝发动四路大军进攻后金，朝鲜派兵前往助战。明朝惨败，全部朝鲜兵包括它的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都投降了后金。
朝鲜同明朝一样，视新起的满族人为“夷”，鄙视他们，在《李朝实录》中，称他们为“野人”、“贼”、“虏”、“挞子”、“女真小丑”，称努尔哈赤为“奴贼”、“奴酋”等等。不承认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合法地位。有一次，朝鲜派一名官员叫郑忠信的，到辽东了解“贼情”，与“诸酋”辩论。努尔哈赤说：“你们国每每称我为贼，这是为什么？”郑回答说：“你有盗天下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诸酋”大笑。郑回国对人说：“是虏将为天下患，何但我国忧也！”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
努尔哈赤深知朝鲜对后金不怀好意，把它列为后金的三大敌国之一。当时，他专力对付明朝，尚无暇顾及朝鲜，便采取拉拢、缓和的政策，希望朝鲜脱离明朝。还以萨尔浒战役为例，朝鲜虽然参加明军打后金，努尔哈赤却不嫉恨。姜弘立率军投降，他“待以宾礼，五日小宴，十日大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4页。，十分隆重。同时，他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这次发兵助明，非出本心，不过是报壬辰援朝之恩情，可以谅解。听说大明想叫他们的子侄统治我们两个国家，辱人太甚。今王是想我们两国同仇大明呢？还是认为既已助明不忍背叛呢？愿闻其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4页。。不久，朝鲜国王委托平安道观察使朴烨代他致书努尔哈赤，说：“惟我两国俱是帝(指明朝)臣，同事天朝者二百年于兹。不图近者建州与明朝构衅，兵连祸结，以致生民涂炭，四邻多垒，岂但邻国之不幸，其在贵国，亦非好事。天朝之于我国，犹父母之于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从乎？大义所在，不得不然。而事在既往，今不及言之。……自今以后，复怀好音，偕至大道，则天朝宠绥之典不日诞降。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岂不美哉！”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
朴烨代表国王表明了朝鲜的严正立场，不为努尔哈赤的劝说利诱所动。努尔哈赤和他的臣下读了这封信，立即讨论对明朝的政策。他的五子莽古尔泰主张讨伐，说：“朝鲜与南朝(指明)同父子，而且无送物，当条其将士，因举兵以击可也。”二子代善即怒而起，父亲问他持什么意见。他回答说：“与南朝相战，不可不与朝鲜相和。阵上(指萨尔浒之战)之约不可负也。”父亲说：“我听从你的意见。”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过了一段时间，莽古尔泰和皇太极提出：“不可置朝鲜而先攻辽东”。讨论的结果，还是以不征讨为上策。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有一个从朝鲜逃来的将官，名叫韩润，他向努尔哈赤提供了朝鲜内乱的情况，请求派兵入朝，他自愿当向导《满洲秘档》，“韩润报告朝鲜内乱情形”。。努尔哈赤经过慎重考虑，仍然没有同意派兵。这并不是说努尔哈赤根本不想进攻朝鲜，主要问题是，他一时无能为力，没有条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期待以政治解决它与朝鲜的关系，多次派使者投书，要求朝鲜与明脱离关系，与后金举行“盟誓”，“子子孙孙永结盟约”。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朝鲜对此要求，予以坚决拒绝。以后，努尔哈赤虽经多方努力，有时动以威胁，终未达到目的。
朝鲜一直对努尔哈赤保持高度警惕。当后金袭破抚顺，向辽沈进兵时，朝鲜已惶惶不安，京城“人心已动，束装待警”，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辽沈事态的发展。同时，他们在内部讨论“避寇之计”。有个叫金荩国的大臣对形势作了深刻分析。他说：
建贼之于我国，壤地相接，其狺然欲噬之心，曷尝须臾忘哉！数十年来，佯言通好，约束诸部，未曾以瓦砾投境上者，以其……东方诸种未尽兼并也。虽有积怨于明朝，畏威贪利，乍示臣顺，知我国素事明朝，故不反明朝，其势不得不先侵我国也。今者，吞灭忽温，威服诸种，凶势日强，无复顾忌，袭破抚顺，仇我大邦(指明朝)，知我国不可得而和也，故投书遥喝，胁之以分击，欲使我国帖然退伏，不敢为明朝之援。其为桀骜何如哉！……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
金荩国的这篇发言，总结了朝鲜与后金几十年的关系，他看出蒸蒸日上的后金终将有朝一日入侵朝鲜。为此，他提出加强国力的若干措施。然而，面对势力方张的后金，他们是防不胜防。
终努尔哈赤之世，后金与朝鲜尚没有触发大规模战争，但双方的猜忌、仇恨却在不断加深，矛盾也在逐步激化。努尔哈赤去世前一二年，形势的发展，已使后金深深感到，一个与明朝友好的朝鲜的存在，正威胁到它的安全，成为它征明的后顾之忧。朝鲜坚持给明朝的一切支持都引起后金嫉恨，而朝鲜容纳辽东“逃人”更是火上浇油。后金进占辽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辽东汉人不堪忍受战乱与民族压迫，纷纷逃向朝鲜。努尔哈赤死那年冬，十月间，进入朝鲜的“辽民行乞者甚多”，仅价川等地达三千人《李朝实录》，仁祖，卷14，341页。。后金把这些逃亡的百姓称为“逃人”，特制定法律，严加处罚。为这件事，后金屡次向朝鲜交涉，要它对“过江汉人，不必纳之，尽数驱回。”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但朝鲜没有这样做，却把逃过江去的辽民遣送给明朝。这在后金看来，与其说是疏远，毋宁说是敌视。
促使后金恼怒李氏朝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朝鲜统治集团允许明兵驻扎在它的领土上，成为后金的腹心之患。明朝认为，“牵制敌国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明季辽事丛刊》，“东江遗事”。毛镇，即毛文龙，他率明兵常年驻在朝鲜之皮岛。皮岛号东江镇(今朝鲜湾之椴岛)，“辽民来投者日众，前后数十万口，分置铁山、蛇梁等处。”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1，参见《李朝实录》，仁祖，卷14。朝鲜允许明兵和逃来的辽东汉人在它的土地上屯种，还在经济上给予补助和接济。天命十一年冬，朝鲜一次就拨给毛文龙所部一万石粮食，作为过冬的补贴。毛文龙又要求再添四万石，朝鲜方面也予以积极考虑《李朝实录》，仁祖，卷14，340页。。国王李倧向毛文龙郑重表示：“寡人与贵镇，事同一家，心肝相照，唇齿相须。”《李朝实录》，仁祖，卷14，351页。由此可见，李氏朝鲜与明朝关系之深！
毛文龙以皮岛、铁山为据点，不断出击，掩袭后金腹地。从天命九年(1624年)五月，到十一年(1626年)五月，二年间，毛文龙先后遣将士沿鸭绿江，越长白山，袭击后金东部；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进入后金辖地屯田；连续遣兵袭击耀州(辽宁营口县西北岳州村)、鞍山驿、萨尔浒等地，闹得后金不得安宁。后金伐明，毛文龙遣兵骚扰其后，迫使后金不敢专意向前《明史》，卷147，“袁崇焕传”。。
后金与李氏朝鲜日益紧张的关系，由于毛文龙利用其领土驻军，使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双方的冲突终于成为不可避免。清太宗即位还不到半载，就下决心解决多年的后顾之患。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刚过完新年，太宗委派他的叔伯哥哥阿敏、济尔哈朗、亲弟阿济格、侄儿杜度、岳托和硕托为统兵大将，率军三万征朝鲜。临行前，太宗谕诸贝勒说：“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应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既“问罪”朝鲜，又征剿毛文龙，这是太宗此次兴师的双重目的，欲“毕其功于一役”。
正月十三日，大军至边境地带，扫除了明设置的军事哨所之后，于次日夜，直抵朝鲜边城义州城下，当即竖梯攻城。巴图鲁艾博率八旗精锐一举登城，诸军随后攻入。义州陷落。府尹李筦被杀，判官崔鸣亮自尽。城内朝鲜兵全部被歼，居民都做了俘虏。这天夜里，还分兵捣铁山，杀死不少明兵，毛文龙逃往皮岛。
十五日，留兵守义州，大军沿西朝鲜湾前进，攻陷定州，宣川府使奇协“不屈而死”，州牧使金搢被俘。
十八日，至郭山城，招降不从，攻克之，郡守朴惟健被俘。以上三城“逃生者只数十余人”《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1页。。
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在此驻营一夜，第二天，向平壤进发。
后金兵进展迅速，势如破竹。它的作战目标是先占朝鲜王旧居(平壤)，然后趋王京汉城，迫使李氏朝鲜投降。此时尚感兵力不足，阿敏急遣人回沈阳报告军情，请求发兵守义州等城，以便抽出兵力补充前线急需。太宗得报，大喜，发出指示：“尔出师诸贝勒所至克捷，朕闻之，不胜嘉悦。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尔等在行间，……凡事相机图之。……朝鲜事渐有定局，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公(共)同议定，遣使来奏，朕据所奏裁定。朕在都城何能遥度耶！”《清太宗实录》，卷2，14~15页。太宗给了他们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凡有所请，他都同意。阿敏请援兵，他立即批准，命令蒙古兵往驻义州。于是阿敏率大军继续深入，渡江抵安州城下，并于二十一日黎明，一举攻克。守兵二万，除交战时死伤，其余大部分投降。安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兴带几名将领会于中营，引着火药自焚死《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2页。，郡守张犜、副使全尚毅、县令宋图南等被杀。在安州休息兵马四天，二十五日，大军起行，第二天，进抵平壤。这时，城内守兵不满万人，后金兵还没到，其主将巡抚、总兵以下各将官早已逃跑，后金兵不费杀伤便唾手而得全城。当天，大军渡大同江，于二十七日，驻军中和。自十四日夜陷义州以来，用了不到半个月工夫，就占领大半个朝鲜。这时，阿敏亟待寻找国王李倧去向，以探实他的态度。
此刻，朝鲜已陷入绝境。战争一开始，它毫无准备。后金进兵辽沈时，朝鲜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已预见到将来的危险形势。但国王不以为然，不予理睬。十三日后金兵抵义州的消息，迟至十七日才传到王京，“接战不知胜败”如何《李朝实录》，仁祖，卷15，356页。。一得此消息，李氏统治集团显得慌张，国王李倧急忙召见领中枢府事李元翼、判中枢府事郑昌衍、申钦、左议政尹昉、右议政吴允谦、备局堂上金瑬、李贵、李廷龟等二十余名大臣，讨论如何对付后金兵入侵。事后总共才“征兵”三万，并遣将守卫尚未陷落的城池。就当时形势而言，这些措施如同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在确定领兵将领时，互相推诿。在战守方略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制定一个“临津遮截之计”，但没实行就吹了。李朝统治集团还把希望寄托在明朝的援助上，期待再来一次“壬辰战争”的好结果。但时过境迁，事势迥异，明朝已无力援救，其主帅袁崇焕也只能派了象征性的部队至边境，虚张声势。最糟糕的是，李朝统治集团很腐败，为了自保身家性命，闻风先逃。朴东善等几个大臣痛切地向李倧陈述：“殿下亲信贵宠之臣，宜莫如金瑬、李贵、李曙、申景祯、沈器远、金自点等，或入海岛，或上山城，或称扈卫，或除检察，皆占便安自全之地，独使张晚一人空手赴敌。为张晚者，能无望乎？是以辞朝七日始达开城，显有逗留观望之状。臣等以为张晚不降则走也。”《李朝实录》，仁祖，卷15，357页。这些身居显位的达官贵人纷纷逃避，瓦解了民心士气，致使后金兵还没到，城里的兵民官员已逃走一空。但也有许多爱国将领坚守城池，在兵员不足，既缺乏武器又缺粮饷的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奋勇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后金八旗兵是一支劲旅，其“铁骑长驱，一日之内，可行八九息之程。”《李朝实录》，仁祖，卷15，356页。缺乏训练的朝鲜兵无法抵住它的疾风般的攻势，不得不败退下来。
阿敏驻军中和时，国王李倧遣使致书，质问后金兴师之故。其书写道：“贵国无故兴兵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杀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急返兵，以议和可也。”《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阿敏针对这封信，历数了朝鲜对后金犯下的“罪行”，作为对李倧的答复。
向者，我兵往取瓦尔喀时，尔国无故出境与我兵相距，一也；乌拉贝勒布占泰屡侵尔国，尔以彼为我婿(努尔哈赤的女婿)，求我劝阻，得以罢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原无仇隙，尔于己未年(1619年)发兵助明图我，幸蒙天鉴，尔国官员为我所执，我仍望和好，故不杀而收养之，尔国并未遣人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我民也，尔容毛文龙潜据海岛，辽东百姓被其侵扰，听其引诱，我仍望修好，令尔执毛文龙送我，复成两国之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1621年)，我来擒毛文龙，惟搜捕明人，并未骚扰尔国，惟望和好，故不加侵害，尔竟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毛文龙系明将，尔乃给土地，令之耕种，资以粮饷而赡助之，六也；我皇考崩时，明方与我为敌，尚遣官来吊，尔朝鲜竟不遣一使，七也。尔结怨多端，决难修好，是以兴兵。今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引咎自责，重修和好耶？我留师五日以待来使，如违约不到，我兵必前进矣。《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这封信等于是一篇讨伐朝鲜的檄文，罗致七条“罪状”，以毛文龙事为其太宗。李倧又回信一封，对上述指责委婉予以解释，阿敏逐条驳回。二月二日，阿敏再致书李倧，进一步提出议和条件，归纳起来，就是一条：要朝鲜断绝同明朝的关系，而与后金“告天盟誓，永为兄弟之国”，尊后金为兄，朝鲜为弟。如果不答应，他将继续进兵《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4页。。本来，李倧从一开始就对抵抗缺乏信心，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当他看到自己的军队不断溃退，更感到抵抗无望。他的左右心腹大臣给出主意，劝他与后金议和。也有少数大臣反对议和，主张死战到底。李倧为了保住李氏江山，很赞成议和，力排抗战的主张，推说议和“乃是缓敌之策”《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6页。。不过，他又信守“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不愿使自己居于屈辱的地位。让他同明朝绝交，他也难以同意。二月五日，他复信阿敏，再次阐明了朝鲜对外基本政策，明确表示不能同明朝绝交，奉行与明、与后金都友好的政策，这两者“并行而不相悖”《李朝实录》，仁祖，卷15，366页。。
阿敏看到李倧对议和迟迟疑疑，便继续进兵，施加军事压力，迫李倧尽快与他盟誓。他率军占领黄州城，再前进到平山驻营。李倧携王妃、子女逃到江华岛，长子李逃跑到全州城，城里人多半溃散。在这种情况下，李倧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连连派出使臣到金兵营要求谈判，但坚持先退兵后议和。阿敏派刘兴祚去江华岛，当面驳斥，以兵威恫吓，李倧被迫在武力威胁面前接受对方的议和条件，先送去一份厚礼，以表示诚意：木棉(布)一万五千匹、绵布二百匹、白苧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一百《李朝实录》，仁祖，卷15，372页。。
三月三日，阿敏遣使总兵官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为代表，乘船到江华岛，与朝鲜国王李倧及其大臣正式举行会盟仪式。这仪式按满洲习俗进行：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装在器皿里。双方代表焚香，宣读誓词，誓毕，将誓词烧掉，器皿里的祭品埋入土里。
五日，库尔缠率二十人先回沈阳奏捷。这里，阿敏却下令部队抢掠三天，给朝鲜人民制造了新的灾难。然后，按照太宗的谕旨，自朝鲜撤出全部后金兵，惟义州一处不撤，作为监视朝鲜动静的前哨。
这次战役历时二月余，至此结束。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征服朝鲜的侵略行动。此役给朝鲜所带来的破坏和灾难是不言而喻的。它以强大的武力迫使朝鲜暂时屈服，与后金结成“兄弟之盟”。
二、君臣之盟
清太宗第一次用兵朝鲜，暂时缓和了朝鲜对后金的威胁。然而，朝鲜并没有真正屈服。他们建立的所谓“兄弟之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太宗从朝鲜撤兵不久，李倧就要求归还义州。他没有理由反对，就在天聪元年(1627年)七月，下令撤回镇守义州的将士。同时，他也要求李倧履行“盟誓”的规定，把逃到朝鲜去的“逃人”如数送回。这些“逃人”主要是不堪忍受后金压迫而逃到朝鲜去的辽东人，还包括这次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他们在朝鲜大多建立了家庭。李倧“不忍”再让他们的父母兄弟离散，拒绝遣返。此事多次交涉，一直没得到解决。
战后，太宗不断勒索朝鲜财物，甚至把后金暂时的经济困难转嫁到朝鲜身上。天聪元年十二月，太宗派遣参将英额尔岱，游击霸奇兰去朝鲜，传达他的谕旨，要李倧卖给粮食，供应蒙古来归降的各部落食用。他强调，能否答应，是对“敦睦之谊”的考验。李倧先是以遭战乱“残破”为由，有意拖延。后无法，勉为其难，拿出一千石粮食以平价卖给后金。
这时，太宗专力用于征明，亲自率军入关，还派军追击蒙古察哈尔，一度放松了对朝鲜的注意。从天聪五年开始，双方在有关各自利益上发生了一系列争执，致使“兄弟关系”变得日趋紧张起来。
关于贡物，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和元旦(即新年)，朝鲜要向后金纳贡。纳贡之礼，标志李倧处于战败者地位，但后来数目照比起初逐次减少。太宗很不满。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朝鲜使臣朴兰英受命前来贡春季礼物，因为不够数，太宗一样也不收。但他照旧拿出人参、鞍马、银两等作为回礼，赏给李倧和送贡物的使臣，并命英额尔岱将其回礼送到使臣的馆舍。朴兰英说：“既然不收纳敝国的贡物，我何敢受贵国的赠送？”英额尔岱说：“不纳你们的贡物，是因为你们违背誓言，贡额逐渐减少。”朴兰英也很不客气地说：“你认为我国贡物减少，而贵国的赐物不也减少了吗？”英额尔岱很生气，说：“如果两国和好，互相馈送，那你的话诚然有理。但你们无故帮助明朝侵犯我国，可惜老天不保佑，致使你们丧师，各将官连你朴兰英在内都被我活捉。等到我举兵征伐，你们国王丢弃城郭和百姓，窜入海岛。我国从宽处置，全返已得城池和土地，释放阵前俘获的各官，包括你都放还归国。这能说是你们以自己的力量获得生还吗？你们以保全性命、复还疆土之恩向我国纳贡，实自然之理，那为什么还要与我计较呢？”一席话说得朴兰英不敢再争辩，只好表示歉意。英额尔岱告辞回去，向太宗报告了使臣说的话，当即决定扣留朴兰英的儿子和同来的使者李必章，向朝鲜示威。接着，皇太极写信给李倧，指责他不如约纳贡，渐减数额，直接说出他的心理状态，是以明强金弱，才敢这样怀有“二心”。他威胁李倧，如果再敢助明进攻后金，“我国不必自劳心力，止调遣蒙古十万人，直趋尔国，尔惟有遁逃海岛而已。”《东华录》，天聪五年正月。虽然太宗多次下令要按数进贡，李倧照旧不理。这年底进贡元旦礼物还是不够规定数额。次年，天聪六年(1632年)元旦期间，太宗又写信斥责李倧。十二月，派巴都礼一行赴朝，重新规定贡物数额，李倧表示只能贡总数额的十分之一。李倧特别申明，贡物内金、银、牛角三项，这些都不是本国所产，不能“应命”贡奉。巴都礼一行返回沈阳，报告交涉经过，太宗大怒，下令驱逐使臣朴兰英回国，进贡元旦礼物也拒不收纳，令其全部带回。
朝鲜国王李倧见势不妙，心里有些发慌，一过了年，忙派礼部侍郎申得渊带上他的信，还备齐春秋两季的土特产，携来沈阳。李倧在信里对重定贡额作了解释，想消除后金的误解，但又不愿照数纳贡。他写道：“敝邦地瘠民穷，土产实在难以办全。现在定的数目又比以前增加了十倍，这不是诚心相待之意。所以，除掉土产外，其余全部依议去办。”正月十五日，使臣申得渊回国，带去太宗的一封信。信中说：“我这次多定数额，是因为你国渐渐轻视我，每每以贪利讥讽，我甚感遗憾。你供奉明朝的礼物那么多，而且它的使臣欺侮你国，搜括无厌，你为什么不感到难受？而惟独对我这区区之物反生怨恨呢？如依我的主意，春秋遣使往来如故。不然的话，干脆停止使者一切往来，互市贸易例外，可以照常举行。如果你吝惜财物，不愿进贡，也行，但有个条件：你需出兵帮我伐明一次，再调大船三百只，帮我攻取明兵占据的海岛。你究竟是借我兵船，还是如数进贡，这两项任你选择其一。”过了一个多月，李倧复信，太宗看后很失望。因为李倧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指责，他既不借船，贡额也不准备按规定增加，甚至他提出互市贸易也想“永绝”。这一下又激怒了太宗，他在回信中声明，这是有意要挑起战争，责任完全在李倧方面以上参见《东华录》，天聪五年、六年、七年。。
关于与明朝的关系，更是双方矛盾的一个尖锐问题。清太宗想方设法离间和挑拨李氏朝鲜同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直至动用军事力量来迫使朝鲜完全站到后金方面，使之成为它的一个可靠的盟友。可是太宗似乎还不了解朝鲜与明朝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任凭他有强大的力量也难于在一天或很短的时间切断他们之间的牢固联结。李倧坚持明为君、后金为兄的外交原则，把明摆在第一位，后金第二位。他与后金议和不久，就向明朝作了报告，说他与后金签订和约不过是“羁縻之术”，深得崇祯皇帝谅解。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十九日，崇祯发下一道谕旨，鼓励朝鲜要卧薪尝胆，“励节弥坚，修防自固”，蓄养威武，增强国力《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20页。。李倧由于得到明朝的支持，于天聪七年(1632年)二月给太宗的信中，再次断然拒绝要他与明朝绝交的无理要求。他继续与明朝保持一致，保护它在朝鲜的利益。例如，他允许明朝仍然驻兵皮岛。自从毛文龙死后，明朝任命参将黄龙为都督佥事，率兵五千余从山东调来皮岛镇守，继续从后边牵制后金，使它不得放心大胆地西进伐明《东江遗事》，卷下。。李倧允许他们登岸，在龙川、铁山等地耕种。除此，还拨给五十只船使用，每年春秋两次给米二万六千包《汉译〈满文旧档〉》，152页。。后来，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叛明归后金，李倧还派兵助明截杀。相反，后金向朝鲜借船、借粮，一概不借。后金使者赴朝专办此事，李倧三天不见来使《清太宗实录》，卷9，5~7页。。
双方在类似上述重大原则问题上严重对立，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不断发生摩擦。比如，每年都有一些朝鲜人越境跑到后金这边采参、打猎。太宗屡次下令严禁，毫无收效。还有，后金方面的人去朝鲜贸易，价格不合理，被激怒的朝鲜人常抢夺他们的马匹。被后金判成死罪的人潜逃朝鲜，被保护起来《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一月。。……太宗或派使臣，或致书信，反复督促，李倧总是敷衍不办。
到天聪九年与十年间，与朝鲜的关系已到了破裂的边缘。而由于清太宗称帝，促使双方的矛盾急剧激化起来。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初，满汉贵族和外藩蒙古各部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李倧，请他派亲近子弟来沈阳，同他们一起向太宗“劝进”，上“皇帝”尊号。户部承政英额尔岱携带这封信，率领一个百七十余人的庞大的代表团出使朝鲜，明里说将此事通告“兄弟之邦”，实际是压朝鲜承认清太宗称帝的合法地位。
消息传来，李朝统治集团一阵哗然。自丁卯(1627年)战争以来，在其内部一直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当时，在兵临城下的危境中，力主和议的一派占了上风。和议告成后，后金每年需索勒逼，朝鲜忍气周旋。有个大臣叫玉堂，他流着泪说：“竭生民之膏血，行人之玉帛，卑辞乞怜者，十年于兹矣！”《李朝实录》，仁祖，卷32，163页。这话说得很令人痛心。他们已经忍受了十年苦楚，他们要重新振作起来。主战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涨。他们一听说金汗称帝，纷纷上疏、面奏，痛斥后金。掌令洪翼汉说：“臣自呱呱坠地之初，只知道有大明天子。我们尊他(指清太宗)为帝，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李朝实录》，仁祖，卷32，163页。他建议杀掉来使，割下头，连同他带来的信，一起交给明朝。大臣玉堂说：“金虏称帝是窃伪号，我国将成为他的属国，向他称臣，这是以堂堂礼仪之邦俯首于犬羊之虏。”他主张将使臣拘禁起来，不准到京城。过了几天，太学生金寿弘等一百三十八人上书国王，请求“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这些人还斥责主和派，要求处死他们以谢国人。李倧以为这样做，有些过分。最后，他确定了如下方针：(一)不接见来使，(二)不接受联名信，(三)不派人“劝进”。英额尔岱率使团一到京城，就被监视起来，他们住的馆舍也派了军队把守，气氛很紧张。他们一出门，很多老百姓拥塞道路围观，有些小孩子拾起碎瓦、石块向他们投掷以上均见《李朝实录》，仁祖，卷32，164页。。显然，朝鲜举国上下已掀起一股仇视金国的浪潮。英额尔岱大怒，率使团不告而辞。李倧既不阻拦，也不欢送，只派人追上使团，把他写给太宗的信交使团带回。同时，他下达动员令，调兵遣将，实行全国备战。这些备战的谕旨也被英额尔岱弄到手，回到沈阳，一并呈上。
太宗看了信，知道朝鲜决意断绝和好，便召集诸贝勒大臣，传示了这封信。此刻，在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进行战争，大概不会有另外的想法。太宗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想冒冒失失地就兴兵征讨。他还要等一等，先礼后兵，决定再派使臣致书李倧，陈说利害，要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亲信大臣送到沈阳作人质，来表示诚意，否则，再议兴兵。三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四月，太宗举行盛大的登基典礼。从这时起，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朝鲜使臣罗德宽和李廓也参加了典礼，但惟独他们两人不参拜，不行大礼。太宗被使臣的傲慢深深激怒了，气冲冲地说：“这都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于朕！”在罗、李两使返国的时候，太宗修书一封，让他们带给李倧。他们在途经离国境不远的通远堡地方，给当地守臣写了一封信，然后走了。信写道：“朝鲜春季来使罗德宽、李廓明告金国驻守通远堡大人：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忽生异心，以势逼迫。但吾首不能自断，一切羞辱，俱已受尽，此古今所无之事也。今幸得至我界，甘受国法而死，尚复何言！”《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罗、李通知通远堡守臣，太宗给李倧的信已留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装在马背上的一个鱼米驮子里，让他们赶快取出来，转给太宗。原来，他们临回国前，英额尔岱和马福塔奉命把太宗的信交给他们。罗、李想打开信，看看里边有什么不合规定之处。英额尔岱、马福塔立即加以制止，将信系在马身上，撵两位使臣出城。他们行至十里河地方(沈阳苏家屯南)，打开太宗的信，只见书套上的称呼、押印，都与以往规定不合。再看信中内容，以“尔”、“我”互称，责备谩骂的话不少，“毫无兄弟相敬之意，视如奴隶”。他们感到把这封信带给国王，是自辱其君，死有余辜了。他们考虑了一番，决意把信留下。走到通远堡，眼看就要出国界，他们把信混在一百卷纸里，包成一个包裹，装在马背上的驮子里，诡称马生病，将马留在住宿家《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便扬长而去。
按理说，他们是不该私看给国王的信件的。显而易见，他们是得到授意才敢看的。太宗发怒，这是可以想像到的，我们且不去说它。过了不久，李倧派使臣送来他的一封信，太宗拒绝收纳，说：“你们国王既然不看朕的信，朕何必看他的信！”他把来使打发走，信原封不动退回。太宗曾要求李倧交出一个儿子为人质，也遭到拒绝。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太宗这才下了最后的决心，倾全国之兵，亲征朝鲜。
十二月一日，奉召的蒙古各部率兵会于沈阳，加上八旗兵，号称十万。太宗指令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托、豪格、杜度等随他出征。第二天，太宗率军出发。
李倧“斥和”之后，深知朝鲜“朝夕被兵”《李朝实录》，仁祖，卷33，183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在思想上、军事上都作了准备。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明监军黄孙茂奉命来到朝鲜，视察防务，与朝鲜共同制定防御清国的战略。李倧很担心清兵一旦进犯，朝鲜“兵残力弱，无以抵敌”，只盼望明朝发兵来救《李朝实录》，仁祖，卷33，183页。。这位黄监军知道明朝自身难保，对朝鲜也是爱莫能助，只好说几句冠冕堂皇的鼓励话。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朝鲜做了多方面的备战，也无法与变得更加强大的清兵相匹敌。太宗率大军于九日到达边境城市镇江附近。次日，挥军渡江，当天就攻陷义州，进入朝鲜境内。从此，清兵以破竹之势，迅猛向前推进。十二日，占郭山城；十三日，降定州；十四日，入朝前别出一军已进入平壤，守城巡抚逃之夭夭。其前锋至王京，李倧逃到南汉山城，清兵闻讯，急驰包围。二十九日，太宗率大军由城外渡汉江，直抵南汉城驻营。朝鲜援兵几次赶来会战，都被清兵击溃。六十六岁的额驸扬古利在会战中被朝鲜兵击毙。三十日，首都汉城落入清军之手。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太宗连连向李倧发出通牒，责令他出城投降。这时，朝鲜援兵已绝，李倧和他的部分阁臣蜷缩孤城，智穷力竭，一筹莫展。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李倧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根本不能唤起民族实行抗战，而当军队彻底崩溃时，他立刻变得呆若木鸡，决计投降。太宗见时机已到，提出几项条款，压李倧接受，否则就不准予投降。归纳起来，这些条款是：
(一)除掉明朝年号，断绝同明朝的一切交往，献纳并废除明朝发给的所有诰命册印。
(二)奉大清国正朔，每年三大节及喜丧等事，均行贡献礼，所有往来礼节，均照明朝旧例实行。
(三)每年向清朝进贡一次，其品种及数目有：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一百张、鹿皮一百张、茶叶一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把、顺刀二十把、苏木二百斤、大纸一千卷、小纸一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自萱布二百匹、各色棉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一千四百匹、米一万包。
(四)李倧长子和另一子及诸大臣子弟为人质，常驻沈阳。
(五)惩办“斥和”主战的大臣，交给清朝处置《东华录》，崇德二年正月。。
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他的政权，李倧全部接受了上述条件。与此同时，太宗通告李倧，江华岛已被攻取，他的王妃、儿子和部分阁臣已做了俘虏，安然无恙，妥善安置于营中。李倧闻听此信，不再徘徊城中，于三十日下令放下武器，出南汉山城，到清军大营投降。太宗在汉江东岸三田渡筑坛，架设黄幄，在这里举行受降仪式，正式定盟，确立了清朝与李氏朝鲜的君臣关系。此役历时整整两个月。二月二日，太宗下令班师，李倧率群臣出王京十里跪送。
这次战争彻底征服了朝鲜，清朝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太宗不但可以一意向西伐明，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员、物资和财富，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