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中最后产生的一个宗派。它历经文益( 885 — 958 )、德韶( 891 — 972 )、延寿( 904 — 975 )三祖，活跃于唐末宋初的五代时期。
作为宗派，法眼宗的传承历史不长，但是，它的几位祖师都是吴越地区学修并重的高僧。
文益，俗姓鲁，青原下第八世，余杭人。七岁落发，受具足戒于越州(绍兴)开元寺，习律于明州育王寺，兼探究儒家的典籍。既而改习宗乘，到福州，参谒雪峰义存的法嗣长庆慧棱，住了不久，即为大众所推许。结伴到各处参学，路过漳州，为雪所阻，暂时住在城西的地藏院，因而参谒玄沙师备的法嗣罗汉桂琛。
桂琛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是“行脚。”桂琛说∶“行脚事作么生？”文益说∶“不知。”桂琛说∶“不知最亲切。”后桂琛问∶“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师云∶“在心内。”桂琛云∶“行脚人着什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师窘无以对，即放下衣包依桂琛。近一月余，日呈见解，说道理。桂琛说∶“佛法不凭么。”师云∶“某甲词穷理绝也。”桂琛云∶“若论佛法，一切现成。”文益于言下有悟。
后来历览长江以南的丛林，到临川，住在崇寿院，开堂接众。南唐始祖李建国，迎请他到金陵，住报恩禅寺，既而迁住清凉寺，致使“诸方丛林，咸遵风化”。卒后，谥号“大法眼禅师”，法眼宗便由他的谥号而得名。法嗣六十三人，而以天台德韶为上首。其余如报慈文遂、报慈行言、报恩法安、报恩慧明、清凉泰钦、灵隐清耸、归宗义柔、百丈道常、永明道潜、净德智筠等，均接众甚广，大扬一家的禅风，但德韶一支尤为繁荣。关于文益的言行，有《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一卷及文益自撰《宗门十规论》、《大法眼禅师颂十四首》等。
德韶(891～972)，处州龙泉人(一作缙云人)，十五岁出家，后唐人．同光年中到诸方参访，历参投子大同等五十四位善知识，都不契。最后到临川，谒文益，倦于参问，但随众而已。有一天，文益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文益说∶“是曹溪一滴水。”德韶在座侧闻之，豁然开悟。既而往游天台山，停留白沙、吴越。钱俶当时在台州作刺史，延请问道。
后汉干佑元年(948)，钱俶继承王位，遣使迎请，尊为国师，开堂说法。曾劝王遣使新罗，取回散落的天台教籍，使天台宗之文献获全。后住通玄峰顶，有偈示众说∶“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闻之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又在般若寺开堂说法十二会，宋开宝五年(972)，于莲华峰示寂。有语录行于世(多佚)。法嗣四十九人，以延寿为上首。
延寿(904～975)，余杭人，二十八岁时依雪峰义存的法嗣翠岩令参出家，既而往天台山，在天柱峰下习定九旬，又往谒德韶尽受玄旨，后周广顺二年(952)，住在明州的雪窦山，学人很多。宋建隆元年(960)，应吴越王钱俶之请，住杭州灵隐山的新寺为第一世，第二年又应请移住永明寺(今净慈寺)，参学的大众有二千多人。
他著有《宗镜录》一百卷、《心赋注》四卷及《唯心诀》一卷等书，阐扬文益的尽由心造之旨。高丽国王仰慕他的学德，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遣僧三十六人来受道法，前后回到高丽，各化一方，于是法眼一宗盛行于海外。延寿成为法眼宗最有影响的祖师，被清朝雍正帝称为“震旦第一导师”。延寿住在永明十五年，度弟子一千七百人。法嗣有富阳子蒙、朝明院津两人。
三位祖师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在佛教信仰经受着时代风云冲击的混乱局面中。面对禅宗末流，他们经过反思、整合，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现出了法眼宗独特的精神风貌。简而言之，最突出的有以下两种精神。
法眼宗产生的时候，禅宗内部已经有严重的门派、门户之争，而这种狭隘的思想倾向与行为缺陷，不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也违背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文益、延寿都针对性地进行分析、批判，而其理论的阐释及信仰的确立，贯穿着一种可贵的现实批判精神。
《宗门十规论》是文益最重要的蓍作。其所列举的十种弊病是：
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
第二“党护门风，不通议论”。
第三“举令提纲，不知血脉”。
第四“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在禅宗伪仰、临济、曹洞等宗派祖师们采用棒喝、酬对机锋等方法，为了旁敲侧击、辨邪归正，完全是一种有的放矢、应机说法的教育技巧。但现在“宗师失据，学者无稽”，“用人我以争锋，取生灭为所得”，“棒喝乱施”，“诳谑群小，欺昧圣贤”。
第五“理事相违，不分浊净”。
第六“不经淘汰，臆断古今”。祖师“公案”故事有其特殊时代背景，同时，其中也有纯属戏嬉之言辞，学之无益。参学之人必须择依善知识。
第七“记持露布，临时不解妙用”。学佛之人，不能只会模仿先贤，“承言滞句，便当宗风，鼓吻摇唇，以为妙解”，不契实际，还妄称“师承”。
第八“不通教典，乱有引证”。宣扬佛法必须契合佛祖本意，博古通今。但有人“不识义理，只当专守门风”而“妄有引证”，“不假熏修，乃得少为足”。
第九“不关声律，不达理道，好作歌颂”。
第十“护己之短，好争胜负”。
文益驳斥宗门十病各有侧重，比如，第二第十针对党同伐异的宗派观念，第四第六针对不求甚解的教条学风，第一第九针对装腔作势的虚浮作风，反对禅僧们追名逐利、弄虚作假。
延寿著作颇丰，在《万善同归集》中，延寿为了抨击禅僧们轻蔑佛教善行而固守偏陋的错误，先列举出十种错误观点，这些观点至今在佛教界中仍有影响。
延寿在《唯心诀》中进而详细地指出各宗门信徒在修行实践中常犯的 120多种毛病。并指出，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于宗门信徒们“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会，尽迷方便，悉溺见河，障于本心，不入中道。”他们“不知万法无体，一切无名，从意观行，因言立号：意随想起，言逐念兴，想念俱虚，本末非有。”也就是说，禅宗门徒及一切学佛之人，必须打破对世间万象乃至佛法各宗门语言名相的妄念偏执，彻底弄清它们是因缘和合而生与方便施设的，才可能获得智慧解脱。
法眼宗在禅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论著作最为宏富。
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认为，其他禅宗门派“虽差别于仪规”，且无碍于融会”。他在《华严六相义》中作颂有“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这显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文益诗《理极忘情谓》中说：“理极忘情谓，如何有喻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长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反映了他学修圆融、自然的情趣。德韶也一再强调佛教整体是“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
延寿作为集大成者，在《宗镜录》等著作中，充分运用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等理论，所引资料约 300种，包括释、儒、道三教典籍，答问评说，旨在融通。在他的两部代表作中，《宗镜录》主要论述禅与教的融合，《万善同归集》主要论述禅与净的融合。另外，他还论述了禅与戒的融合等。
禅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依教修心禅(如安般禅、五门念佛禅、实相禅)、悟心成佛禅(如达摩面壁、六祖顿悟)、超佛祖师禅(如南岳怀让、石头希迁)、越祖分灯禅(如曹洞、云门、法眼宗)等。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期，禅宗正处于越祖分灯时期，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五宗相继产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加深了禅学中国化。但在禅风鼎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变异之相，一些宗门禅者借顿悟之名，妄执宗师名相，要么守空玄谈，要么狂禅怪行，大做呵佛骂祖之事，毁弃信解行证，失去了禅的本来意义。
延寿有诗《超伦每效高僧行》：“碧峤径年常寂寂，更无闲事可相於。超伦每效高僧行，得力难忘古佛书。落叶乱渠凭水荡，浮云翳月倩风除。方知嬾与真空合，一衲闲披憩归户。” 说明延寿把学习经教作为成就高僧的条件，悟契真理的途径，但他学习经教，最终还是建立圆融无碍的宗旨的。他的“籍教明宗”，带来了后人一些非议，其实延寿苦口婆心，并不是要执教废禅，目的就在于破除偏执教法和断空邪见。
延寿在倡导六度万行之时，大力提倡“济急利时”，提倡慈善公益事业，主张“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万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恭之道。”
忠以治国，孝以齐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佛教融入中国社会，就在于将“忠孝”思想纳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又具有自己的超脱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禅宗门派，其祖师的言论开示及特立独行，多呈现玄远、空灵的宗教情趣，少有劝善的演绎，而法眼宗的祖师们则突出了服务社会现实的色彩。
文益、延寿等人以“国师”之尊，吟诗作文，学问宏博，为当时士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们的激扬文字，使得士大夫的文典辞章中亦多吸取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传统的儒道之学进一步贯通，所以法眼宗理论成为承前启后、融铸后世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宝贵材质。
法眼宗的祖师们非常自身的修证与完善。如延寿曾在天台山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在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可谓苦心孤诣，德才兼备。这样的人格品位，当是正法住世的关键。
法眼宗的三代祖师都是吴越人，他们的思想与禅风对中土佛教，尤其是吴越地区的影响，可谓持久而深远。延寿等人所倡导的禅教一致、禅净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则对后来两宋理学的产生以及明清净土宗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