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民国春秋》3-27章 面临分裂</h1><hr /> <p>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张国焘在节节失败的情况下，对于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变得谦虚了，他把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徐向前。徐向前率领军队历时两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在军队体力消耗很大、衣单鞋缺情况下，又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四方面军翻过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尔后，兵分3路：徐向前率两个师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1个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1个师东向万源。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个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敌3个团，击溃8个团，占领通江、南江、巴中3县。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2000余人，在共产党人张逸民的说服下，起义参加了红军。 </p><p> 四川境内“诸侯”蜂起，军阀刘存厚、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割据各方，连年混战。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32年底，刘湘同刘光辉开展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各大小军阀多被卷入，争当“四川王”。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29军军长田颂尧，在“二刘之战”中，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30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十几个团的防兵。红军乘机占领了川北3县。田颂尧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同红军较量过，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不放在眼里。追击红四方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川。刘茂恩部从陕南进万源，退了回去；胡宗南部队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也被迫退去。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地致信田颂尧，要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打着如意算盘，待取成都后，再搬师“回剿”。 </p><p> 红四方面军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部队有了粮食和衣服，战士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红军离开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 </p><p> 徐向前将3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以1个师部署在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之敌。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提出互不侵犯。又派徐一新等去陕南，同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p><p> 1933年2月，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下辖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县，以及巴中特别市，陕南特区。 </p><p>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又明确分了工。张国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等职；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能写能讲，任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张国焘、陈昌浩等负责政治、政府工作、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等。徐向前很有军事才华，张国焘、陈昌浩不能不倚重和依赖他，让他分管作战。 </p><p> 2月18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38个团6万余人，分左中右路向通江、南江、巴中进击，称之为“三路围攻”。 </p><p> 徐向前以“收紧阵地”和“决战防御”的方针破敌围攻。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中心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再举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 </p><p> 从2月下旬至6月中旬的4个月中，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先后共毙伤敌军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1万余人，把田颂尧的兵力吃掉近1A2。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红四方面军猛扩到4万人。 </p><p> 6月底，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是：</p><p class="shici">总指挥　　　　徐向前　　　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br>副总指挥　　　王树声　　　政治部副主任　　　傅钟　曾传六<br>第４军军长　　王宠坤　　　政委　　　　　　　周纯全<br>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br>第30军军长　　余天云　　　政委　　　　　　　李先念<br>参谋主任　　　文建武　　　政治部主任　　　　张成台<br>第９军军长　　何畏　　　　政委　　　　　　　詹才芳<br>副军长　　　　许世友　　　参谋主任　　　　　王学礼<br>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br>第３１军军长　王树声(兼)　政委　　　　　　　张广才<br>政治部主任　　黄超 </p><p> 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张国焘这次“肃反”的主要矛头指向批评过他的曾中生等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 </p><p> 原来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北转移，越过秦岭来到城固西北约40公里的小河口时，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先等，由于对张国焘在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无止境退却感到怀疑和不满，准备派人到中央去报告，后改为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众人意见，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在陕鄂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希望张能采纳这个意见，并转报党中央。张国焘闻知后，即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众人便对张提了不少意见和批评，要求把今后的行动方针电告中央。张国焘表面上表示欢迎众人的意见，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但他并不报告中央，对众人意见不置可否，暗下决心报复。 </p><p> 张国焘诬蔑曾中生是“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活动”，秘密地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高级干部。张国焘亲自审讯。 </p><p>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闻讯，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 </p><p> “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中央也了解他，他绝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 </p><p> 陈昌浩支吾搪塞地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 </p><p> 张国焘哪肯罢休，终于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和一批曾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干部、战士处决。四川白区党组织派来的200余名党团员，几乎被杀光。张国焘和陈昌浩以及保卫局搞了一个“黑名单”，他们要抓谁杀谁，就抓谁杀谁，甚是厉害。 </p><p> 徐向前在1933年8至10月，趁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慑于红军威力，躲进老窝，刘湘、刘文辉争雄之机，接连发动3个战役，即攻打田颂尧部的仪陇、南部战役，攻打杨森20军的营山、渠县战役，攻打老牌军阀23军军长刘存厚的宣汉、达县、万源战役。 </p><p> 红军在仪陇、南部战役中，歼敌3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在营山、渠县战役中，歼敌3000余人，缴枪2500余枝。在攻打刘存厚的战役中，将刘存厚部15个团2万余人击溃，刘存厚的独立王国遂告覆灭，红军缴枪8000余枝。另外，此次战役，得到王维舟的川东游击军的积极配合。王维舟是1931年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宣汉、达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王维舟是当地人，又有发动游击战争的经验，很快建立起游击军，多次给刘存厚部以打击。此战役结束后，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红2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p><p> 3次进攻战役胜利，红四方面军扩展到近8万人，根据地扩展到4．2万余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岸，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开江、开县地区。四川军阀为之大震。蒋介石气急败坏，电责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褫职听候查办”。是时，“二刘之战”终以刘文辉军败北退居西康而告结束，蒋介石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迅速纠合各路军阀全力“剿赤”，如有“剿匪不力者，将严惩不贷”。 </p><p> 踌躇满志的刘湘，决心以其21军为基干，回师“剿赤”。蒋介石拨款200余万元，枪1万余枝，子弹500万发资助，并限令3个月内将徐向前的红军“肃清”。 </p><p> 1933年11月，刘湘聘请“一贯先天大道”头头、外号“刘神仙”的刘从云为最高顾问，以6路大军“进剿”红军。6路大军是：第一路为28军，总指挥邓锡侯，进击木门、南江方向，阻止红军“西窜”；第二路为29军，总指挥田颂尧，由苍溪、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阻截红军“南窜”；第三路为新编6师和23师，总指挥李家钰、副总指挥罗泽州，由南充、蓬安向巴中东南方向进击；第四路为20军，总指挥杨森，由广安、岳池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击；第五路为21军，总指挥王陵基，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万源方向进击；第六路为23军，总指挥刘邦俊，由开县、城口向万源方向进击。 </p><p> 6路总兵力110余团，20万余之众。 </p><p> 徐向前制定粉碎敌人围攻的对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击，重点突破。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具体部署是：东线为主要防御方向，配以第四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各两师及第三十三军，由徐向前指挥，对付敌之五、六两路；西线为牵制方向，配以第三十一军主力、30军和9军各1师，以王树声、李先念共同指挥，对付敌之一、二、三、四路；另以31军的两个团监视陕南之敌军。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赤卫军，就地配合红军作战。 </p><p> 从1933年12月至1934年10月，刘湘先后发动了6次总进攻。红四方面军在10个月的反6路围攻中，取得了胜利。 </p><p> 东西线先后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枝，炮100余门，击落飞机1架。刘湘损兵折将，难于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职。 </p><p>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为表扬战役过程中功绩突出的部队，授予9军73团“攻如猛虎”、75团“守如泰山”奖旗；授予30军263团“钢军”、265团“夜老虎”奖旗；授予31军274团“夜袭常胜”、33军269团“百发百中”奖旗。 </p><p> 1934年底，蒋介石以复职后的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等地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张国焘拖着悲观的腔调对徐向前说： </p><p> “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 </p><p> 徐向前回道：“原来我和先念同志主张趁敌人溃退时，派一部兵力从南郊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你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增兵固守已不好办了。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p><p> 接着，徐向前制定了“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廿根据地的计划。经红四方面军总部讨论通过。张国焘也表示赞同。尔后便开始了新的作战准备工作。 </p><p>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进据广元、昭化立足未稳之际，先取广昭，后击甘南，发起广昭战役，很快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24日开始攻城。不料，敌军凭坚固守，红军久攻难克，且相持下去十分不利。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图发展。 </p><p> 徐向前等回到川陕苏区后，在旺苍出席军事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问题。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立即投入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由31军和总部工兵营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同时派兵进击陕南，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向北，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 </p><p> 会后，徐向前率12个团突袭陕南，十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淝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4个团，俘敌4000余人。蒋介石急忙调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蒋军3个师、1个旅和5个江防团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虚晃一枪、调动敌人之目的，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 </p><p> 徐向前命东线红军逐步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3月初，徐向前率兵一部克苍溪、仪陇，歼敌5个团，而后带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地点。 </p><p> 3月28日夜，徐向前发出渡江命令。红军乘船飞速驶向对岸，一举攻占了滩头阵地，全歼守敌1个营，尔后趁势架起浮桥，后续部队陆续渡江疾进，川军的江防被冲开。 </p><p> 红四方面军胜利渡江后，连克阆中、南部、剑阁，尔后攻险关要隘剑门关。4月2日，全歼剑门关守军3个团。剑门关战斗结束后，红军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接着，红军又攻克了平武、梓潼、彰明、北川等，先后攻克了8个县城，共歼川军1万余人。但红军攻江油不下，徐向前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援，及早进击甘南。 </p><p> 此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处在受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并决定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就地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因此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 </p><p>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川西发展，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于是，红四方面军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彰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p><p> 徐向前率9军、30军经北川、墩上、土门、攻占茂县；四方面军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汶川、理县一带；4军、31军一部北进至松潘、镇江关、片口等地，与胡宗南部对峙。红四方面军总部驻茂县，徐向前率前指驻理县下东门。 </p><p> 6月16日，四方面军30军政委李先念部在懋功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给一方面军送来了许多慰问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牙粉、粮食等等，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会师后的红军达10万余人，其中一方面军2万余人，四方面军8万余人。 </p><p> 6月24日，党中央及一方面军来到两河口。次日，张国焘骑骏马带秘书长黄超和一队骑兵卫士，30余人冒雨飞马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冒雨前去欢迎。张国焘下了马，却站在那儿不动，显出一种傲慢态度。党中央为张国焘开了欢迎会。毛、周、张、博等并不因张国焘表现傲慢无理的态度而对他有所冷淡，当晚同他进行了热情而耐心的交谈。 </p><p> 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红军去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讨论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提出向川康边发展的方针。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王稼祥和其他人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张国焘见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便表示同意北上。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政治局作出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3个纵队和岷江支队，分别经卓克基、大藏寺、马塘、黑水、芦花等地向北前进。 </p><p>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刘伯承、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 </p><p> 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然表示同意北上，但他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理县时，便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说：“中央是一方面军的中央。”“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p><p> 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等。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p><p> 张国焘还授意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陈昌浩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权。”他还致电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无法顺利消灭敌人。 </p><p> 张国焘利用陈昌浩和张闻天过去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策动陈昌浩多次约张闻天“恳谈”，希望张闻天能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支持张国焘。张国焘又派秘书长黄超到红三军团，向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游说彭德怀，打听会理会议情况等。陈昌浩找聂荣臻谈话，摸他对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态度。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说： </p><p> “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p><p> 在张国焘的挑斗下，有的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川陕苏区是‘逃跑主义’”。两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之间，发生了谩骂、殴斗、抢粮、抢枪等不愉快事件。 </p><p>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为了团结四方面军指战员，对组织作了调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张闻天提出把自己担任的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周恩来提出把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交给张国焘，朱德也提出把他的总司令职务给张国焘。毛泽东说，总书记的职务不能交给他，那样革命的性质就会改变，总政委可以交给他。 </p><p> 张国焘并不想要总书记职务，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于是红军进行改编。</p><p class="shici">红军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张国焘<br>总政委部主任　　　陈昌浩　总政治部副主任　周纯全<br>总参谋长　　　　　刘伯承<br>前敌指挥部总指挥　徐向前　政委　陈昌浩<br>参谋长　　　　　　叶剑英<br>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br>第1军(1军团改编)军长　　林　彪　政委　　聂荣臻　参谋长　　左　权<br>第3军(3军团改编)军长　　彭德怀　政委　　杨尚昆　参谋长　　肖劲光<br>第5军(5军团改编)军长　　董振堂　代政委　曾日三　代参谋长　曹里怀<br>第32军(9军团改编)军长 　罗炳辉　政委　　何长工　参谋长　　郭天民<br>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　政委　　陈昌浩<br>第四军军长　　　许世友　　　　政委　　王建安　　参谋长　张宗逊<br>第９军军长　　　孙玉清　　　　政委　　陈海松　　参谋长　陈伯钧<br>第30军代军长　　程世才　　　　政委　　李先念　　参谋长　李天佑<br>第31军军长　　　余天云　　　　政委　　詹才芳　　参谋长　李聚奎<br>第33军军长　　　罗南辉　　　　政委　　张广才　　参谋长　李　荣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