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导读》23章 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陈铭枢,唐生智,何应钦

李宗仁

李宗仁（1890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内桂系之首，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李宗仁早年行伍出生。以实力军人，加入在广州的孙中山阵营。之后与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使广西成为国民党后方的一部份。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海关。北伐以后十年期间，屡次发动和参与国民党内战，但亦有苦心经营其广西地盘。抗战时，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一役名震一时。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党统治而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大陆并死于北京。

早年活动

1908年进入广西陆军小学，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入读广西省陆军速成学校。1915年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1917年参与护法战争有功，升为营长。1924年加入国民党，同年与黄绍竑、白崇禧合作，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以李宗仁为首的“李、白、黄”三人，亦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

北伐到抗战

1926年国民党北伐，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先在华中击败吴佩孚的部队，又在江西击败孙传芳部，第七军亦被称为“钢军”。1927年4月，李宗仁支持蒋介石在上海清党。5月，居中调解宁汉分裂，南京、武汉之间得以避免开战。8月，连同何应钦于龙潭大败孙传芳主力。1928年5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分会主席，指挥部队北上，进至北京、天津。桂系控制的地区从广西、湖南至京津，总兵力逹二十万人。

1928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武汉政治分会事件中败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广西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1936年5月，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抗战期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官。1938年1月至6月, 李宗仁指挥六十万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在台儿庄会战，获得国军抗战中的首胜。同年6月，参加指挥武汉会战。1939年，又先后在随枣、枣宜、豫南抗击日军。1943年，调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

1944年底，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为防止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是指挥第一、五、十3个战区，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

副总统到代总统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李宗仁改任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3月，国民大会召开，选举第一任行宪总统和副总统。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反对和压力之下，决定参加副总统选举。最终在4月29日，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

1948年年底，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及外交都遭受严重挫折。军事上，国军在战场上大败，国共军事力量出现逆转。经济上，上海爆发金圆券风暴。外交上，杜鲁门上台后表示对蒋介石失去信心。蒋介石最终在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以和平为旗号。本来的希望是透过和谈，再依仗长江天险，可以阻止共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则希望能争取到美国的支持，以挽救国民党的政权。可是李宗仁上台之后，国民党军政机构处处仍受已“下台”的蒋介石暗中操控；美国亦没有提供援助。加上和谈时中共党开出的条件国民党不能接受，最终李宗仁的“和平努力”未能成功。

1月22日　李宗仁上台，立即与行政院长孙科发生“府院之争”。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无视李宗仁的命令，将行政院内阁搬至广州。李宗仁力争，最终孙科被迫于3月辞职，行政院一职改由何应钦担任。而以张治中为首的六人谈判团，亦得于4月抵达北平，与共党展开谈判。

和谈的结果以失败告终。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当时南京的设想，是政治上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军事上则由两军划江而治，解放军不渡过长江。因为这点为共党所拒，以至谈判所得的结果未能为李宗仁及国民党接受。4月20日，中共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于同日渡过长江。4月23日，共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先飞往桂林，再在5月8日飞往广州，并且发表讲话，表示将“决心戡乱到底”。

之后数月，共军席卷全国。5月20日，何应钦辞职，行政院长由阎锡山接任。10月13日，共军兵临广州，李宗仁飞重庆。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复发，出现十二指肠出血。11月20日，李宗仁以治病为由到香港。12月5日，与夫人郭德洁，两名儿子及随从从香港飞美国纽约就医。

从美国到北京

1954年3月，台北的国民大会通过监察院对李宗仁的弹劾，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除批评蒋介石外，亦提出重开国共会谈，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台湾。

1965年2月，李宗仁妻子郭德洁被诊断患上末期乳癌。同年7月，在程思远的安排下，李宗仁与郭德洁从美国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于北京。

李宗仁先后有三名妻子。第一位妻子李秀文，是李宗仁20岁时父母包办下迎娶的，第二位妻子郭德洁，是李宗仁35岁时娶的“平妻”，1966年3月死于北京。第三任妻子是1968年，李宗仁74岁时娶的26岁女护士胡友松。

李宗仁在美国时，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由唐德刚笔录整理，集合在《李宗仁回忆录》内。

白崇禧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1日），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路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战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李宗仁获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的实力得到局部肯定。国共内战战局转趋有利共军，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然而国共和谈失败，桂系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璧江山，本身势力亦无法维持。李宗仁先赴美国治病，1960年代回到中国大陆。白崇禧则前往台湾，却未能担任要职，抑郁而终。

身世

白崇禧是回民，祖先可能是移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祖居于南京一带。1907年，白崇禧考入陆军小学，后因病退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读书的白崇禧，加入广西学生军，开赴湖北，随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白崇禧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

1921年，白崇禧代表当时已是旅长的同学黄绍竑，到广州见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孙中山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二人与李宗仁合作，于1924年分别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被称为“半个小诸葛”。同年，“李白”加入国民党。李、白、黄三人的合作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国民党内桂系的骨干。

北伐及抗战前期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白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战役中，白崇禧战胜孙传芳。孙传芳部下唐生智被迫在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国军。

1928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蒋桂战争中败于蒋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

1936年5月 ，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抗战期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白崇禧任国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之一。白崇禧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八年抗战期间，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挥各场大小战役，包括：

• 1938年李、白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在国军抗战中的首胜。
• 同年6月，白崇禧指挥武汉会战。
• 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

国共内战

1946年，国共再次开战。6月，白崇禧到东北督战，指挥国军在四平击败林彪的共军。据白先勇的说法，当时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提出消灭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但未被采纳。同月，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调离东北。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命率蒋经国等前来调查安抚，会见台湾省主席陈仪等人，并向台湾居民广播。其间文电显示，白崇禧并未厘清真相，其报告建议处分柯远芬，嘉奖陈仪。同年11月，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指任，负责围剿大别山的共军。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职，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剿匪军总司令)。同年年底，国军在战场上失利。李、白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同年4月，国共和谈，白崇禧极力反对接受和谈结果。1949年白崇禧策画在湖南进行防御计划，因湖南省主席陈明仁降共而失败。10月至12月，白崇禧指挥的国军被渡江后的共军消灭。原来的二十万兵力，只有少部部分退入越南，其余全部在广西及湖南被歼。

台湾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赴台。据李宗仁的说法，白是受蒋介石承诺委以国防部长职务而赴台。白崇禧到台后，仅被委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闲职。据程思远忆述，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白崇禧：“白健生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给骗到台湾去了。”晚年白崇禧接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访问，出版《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

白崇禧在1966年12月1日于台北逝世，死因说法甚多。一说是因蒋介石始终不信任白崇禧，死因与情报人员行动有关。

家族

白崇禧是有子女十人，其中八子为著名的台湾作家白先勇。

遗迹

• 台南市延平郡王祠有一牌坊为其亲笔所题。
• 广西桂林有他住处的遗址。

张治中

张治中(1895年 – 1969年)，字文白，安徽巢湖人，国民党员，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曾主导参与多次国共和谈。

出生至黄埔

张治中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3期步科。之后曾参加护法，并在滇军、桂军、川军中任连长、营长。1924年，张任校长的广西桂军军校结束，蒋介石调张到黄埔军校，任上校代理入伍生总队队长。不久，国民党党军成立，张任第二师参谋长。黄埔军校后来成立军官团，由张任团长。1926年北伐开始后，设立学兵团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任学兵团长及分校教育长。 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后，张治中从武汉到南京; 蒋介石下野后，张出国考察。

陆军军官学校

1928年黄埔军校迁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张治中由1928年起一路出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直至1937年。在这期间张亦曾多次为蒋介石带兵。1928年冯玉祥反蒋，张任武汉行营主任；中原大战时，张任教导第二师师长，率部进攻开封冯玉祥部。1933年闽变，张任第四路军指挥平乱。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不同，每次战事完结后张治中都会主动交出兵权，回到军校。

抗战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张临时被任为第五军军长，指挥国军中的中央精锐，助十九路军守卫上海。中日签署停战后，张立即投入京沪防守的计划工作。1936年，正式出任京沪警备司令。1937年抗战开始后，张兼任第九集团军司令。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引发淞沪会战。张治中指挥国军的中央精锐在上海以攻势对抗日军。之后国军被迫从前线后撤，张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1938年11月，日军进犯湖南一带。蒋介石决定若然被迫撤出长沙，先把城市焚毁以免资敌。因为组织不严，日军未来犯长沙即在11月13日凌晨被纵火焚燬(即文夕大火)，造成严重的人命财产损失。张治中亦因而被革职，但仍获留任负责善后。1939年2月，张到重庆，任军委会委员长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负责军事机要，成为蒋介石身旁的重要助手。

和谈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即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之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张治中多次代表国民党。1945年日本抗降，毛泽东首次飞重庆与国民党会谈。张治中与美国特使一同飞到延安接毛泽东，在重庆代表国民党参与会谈九次。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后，张再随机送毛泽东回延安。之后美国特使马歇尔于1946年初来华。张治中、周恩来与他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的军事整编。

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张治中亦负责谈判统一新疆的工作。1944年到1946年6月，张任全权代表多次赴迪化，在苏联领使的调停下，谈判解决新疆的问题。1946年7月，张治中任新疆行营主任兼省主席。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军事、政治及经济都遭受严重打击。蒋介石于1949年初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并立即展开与共产党的和谈。张治中任代表团长，于4月1日到北平进行和谈。其后谈判的结果未为南京接受，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张治中亦没有回到南方，而是留下在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

周旋于南京与溪口之间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呼声又起。 许多人都把和谈的希望寄托在张治中身上。从理论上说，这一次国共和谈，只须对 代总统负责，与下野总统是不搭界的。然而，两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蒋总统” 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 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代理总统，只是一个代而不理。这样一 来，不但李代总统大动肝火，代总统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个个颇为负气地 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张将军真是古道热肠，看到李、蒋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不禁产生了劝蒋出国 的念头，以为只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谈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总统秘书长吴忠 信的陪同下，张将军启程前往溪口，就劝蒋出洋和国共和谈等事宜征咨下野总统的 意见。

不过，张将军真是太天真了，为了给李代总统创造一个放手和谈的环境，竟然 会想到劝蒋自动出洋，岂非是与虎谋皮之举。好在用不着张将军开口，蒋见到他们 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是一个 先声夺人，也是一个关门上锁：“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 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结果，张将军多少天来精心策划的一肚皮说辞，到了溪口，劝蒋出洋的话一句 也说不得，只有就和谈问题恭请前总统面授机宜，定夺大计。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 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 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 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 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 切权力。

“八项和谈条件”中，令国民党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项条件“惩办战争罪 犯”。因早在两个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为第一批头等罪犯的43人名单， 蒋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张治中要与中共谈判，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表示“第一 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蒋的猜忌。至于其他条件，张虽表示“都可加以 考虑”，但对改编军队问题，认为双方应按比例各自编成；对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认为双方应保持“同等发言地位”，并“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 领导”；最大的让步，是同意鄂、赣、皖、苏及汉、沪、宁等4省3市为双方共管。

这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总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 既可以不作为战犯接受惩办，又可以保留一个由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南朝”，蒋对 张提出的这一和谈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过，蒋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张治中老 到，在他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不用说拒绝“惩办战争罪犯”一项，绝不会 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对于4省3市“共管”一说，蒋亦认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 样看法”。因此，蒋明确指示张治中：“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 不应分心。”可见，蒋深知以这样的条件，与中共方面“还价”，是绝不会成功的。 溪口期间，张治中还就谈判代表、党务、外交政策、领导方针、内阁改组等事宜， 向蒋请示机宜。蒋除一度反对何应钦组阁外，对其他问题，蒋一副“有事好商量” 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

一切的问题都谈过了，只有劝蒋出洋一事，尽管已遭蒋封杀，但张将军并不死 心，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以委婉的口气替蒋分析留在国内与暂时出洋的利弊关系， 恳请蒋对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虑。事实上，张将军自从来到溪口后，发现这里已成 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与党务中心，不但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 而且蒋的幕僚及侍从机构都已原封不动搬到溪口，昼夜不停地在那里处理军政大事， 并通过电台与全国各地保持24小时联系。显然，只要蒋一天不离开国内，就依然是 大权在握的“幕后总统”，这对于南京政府的谈和，不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但蒋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张之出发点，是以和平为重，以国 事为重；而蒋之出发点，是以权欲为重，以蒋家为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耳!因 此，张虽处心积虑，小心进言，慎为劝导，然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不是缄口不语； 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 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后来，蒋的态度总算比较和缓，甚至表示： “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 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 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尽管这只是蒋的遁词，但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张无论 如何是不好开口了。

溪口之行，前后共8天时间，张将军回忆：“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 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8天中，真是无所 不谈。”临别时，蒋亲送张治中及吴忠信下山，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 然握别。”

张在溪口备受冷遇，却在立法院大受欢迎。张返京后，应立法院邀请，就和谈 问题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据说，“这是行宪以来，在 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就在和谈代表团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 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开立法院未有之先例，这又是让张 将军没有想到的。

北平和谈：“知其不可而为之”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中航“空中行宫”号，从南京 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谈之旅。临登机前，张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 “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 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张将军此时的真实心境。其实，张将军并不是一个 盲目乐观的人，对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难程度，张治中有着深刻认识。一个多月来， 通过对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摸底，张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即所谓“划江而治”，亦即所谓“对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的口号。而张很 清楚：蒋之同意“划江而治”，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只在于赢得喘息机会，重 新整合力量，徐图反扑而已；桂系之同意“划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联共压蒋，营 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总统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 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是日下午，张治中等抵达北平机场。机场上，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欢迎场面；甚 至中共方面没有一位代表到场迎接；而且，代表团的简单行李也要接受检查。接站 的汽车开到代表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门口，赫然一幅大标语，竟是：“欢迎真和 平，反对假和平”!对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说，不但是一个“下马威”，更是一 帖清醒剂，宣判了南京和谈代表所谓“对等接待”、“对等谈判”等幻想的破灭。

当晚6时，中共代表团公宴南京代表团。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次席代表 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谈。谈话伊始，“周首席” 先声夺人，质问“张首席”在赴北平谈判之前，先赶赴溪口谒蒋，“完全是为了加 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周首席”严正声明： “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严重 的后果，当即反复辩称谒蒋既是出于礼貌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张 首席”的解释，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满意，反而引起极大反感。张见一而再、再 而三地辩解无效，亦不免动了感情。于是，张的溪口之行，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桩 “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的谈判气氛。

双方同意，和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个别交换意见；第二阶段，正式 会谈。交换意见伊始，双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团(除邵力子外)拒绝接受 “惩办战犯”的条件。因为根据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不但已经“下野”的蒋 介石，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 显然，就张治中的立场来说，惟这一条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团认为：李宗 仁既已公开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现在又拒绝接受惩办战犯问 题，这不是说并未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吗?

战犯问题之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问题上。“周首席”明确表示：“在 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可是，从蒋 氏到桂系，对北平和谈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和谈开 始后，蒋为了加大对北平和谈的压力，命何应钦赴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通 过了所谓和谈“五项原则”，第一项就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 即宣告和谈破裂。”对于“张首席”来说，“周首席”的强硬态度，中常会的强硬 决定，有如两堵高墙，将他挤在中间。现在，既不能取消“惩办战犯”的条件在先， 又不能达到“南北朝”分治的条件在后；和谈伊始，暗礁重重，实始料未及。

张治中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新的和谈策略，即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不 再与中共方面作无谓的争执；但在“惩办战犯”的问题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 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 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时，“张首席”再给溪口蒋 先生去信，痛陈利害，劝蒋“毅然放下一切”，否则，“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 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张首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体谅，却未得南京方面的 响应。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领袖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 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 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致电张 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首席” 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 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张回忆：“当时我一 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 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说：“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 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会出现。现在是 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 至此，张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从文字、语句等方面，对协定草案作技术 性处理，使“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13 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 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 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面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表示“应 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不过，张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 比方，“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 宜不出外’。”张的本意只在于自嘲，然“周首席”当即予以驳正，认为最近20多 年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周同时表示：如果张 将军所说的兄弟关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我 们很愿意接受。”周的矫正，意味深长。后来，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确是成了兄弟 关系。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就是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问题，形成了最后意见， 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的道理，以国家元气、人民生 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返回南京汇报， 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发来长篇复电，对《国内和平协定》 各项条款大加斥责，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 和平之决心与诚意”。21日上午9时，张治中把南京复电抄送中共方面，请他们再加 考虑。中共方面的答复是：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强渡长 江成功；人民解放军正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在西起湖口、 东至江阴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段，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 裂。

蒋介石：“文白竟然如此！”

南京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原在张的意料之中。不过，就南京而言，并非铁 板一块。李宗仁有些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甚至斥责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 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复；其他人有反对的，也有不发言的。 顾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协定送溪口呈蒋。蒋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这是国人对晚清李鸿章的评价。

谈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张将军面前的一个难题。理论上， 当然不是一个问题。谈判结束，首席代表的责任，便是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打道回府。 但此次的情况，太不简单了。说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说到“回府”，就 不那么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专机，24日将他们接 回。但解放军在21日就已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在这一天，李代总统与 何院长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转移计划；总统府、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 院、会、部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等地；并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疏 散行动。

然而，不等政府机关撤逃，历来不肯顾惜他人的汤恩伯大将军(时任京沪杭警备 总司令)，痛快地拔得头筹，22日就已下令南京军警机关全线撤退。23日晨，当张治 中从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时，不要说已经找不到南京政府，就连军警机关也已遍 找不着了。所谓的“回府”，哪里还有一个“府”呢?(24日，张接到何应钦函，指 示径飞上海；但这时代表团已决定全体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亲自来做“张首席”的工作，请南京代表团同仁全部留下， 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 《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 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 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 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亦纷纷 劝驾挽留，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 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首席”并提醒“张首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 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据此，周恳切表示：“‘西安事变’时我们已 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检讨， 更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关怀，张首席代表听了，其他代表听了，一个个顿露自慰之色， 欣然有知己之感。

再次，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去留问题上主张各异，意见颇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 力子已明确表示与中共方面合作，夫人傅学文已来到北平；三席代表黄绍竑虽已返 回，然亦以“身体不适”为由，由穗走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四席代表章士钊、 五席代表刘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诸先生，因与国民党方面都没有太深的关系，也就纷 纷表示考虑留在北平。这样一来，在南京代表团内，“张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 了少数派。

从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团就去留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张代表与各代表 之间，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张首席”因始终未能说服其他代表，只好无奈地表 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 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这是一个简单的“复命” 哲学，也是一个忠于道义的沉重表示。

然而，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时代。就在张将军盼望 南京方面的专机早飞北平的时候，周恩来也在等待这架专机起飞的消息。原来，在 这架飞机上，搭乘着几位神秘的客人———张治中夫人及孩子，他们是周恩来亲自 下令保护的重点对象。

对于张将军家属的安全问题，早在几个月前，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当时，张 治中、张文心兄弟的家属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指派由中共地下党员、京沪杭警 备总司令部作战处的沈世猷具体负责。沈曾在张氏兄弟手下工作过，对两位上司的 家属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监护”人选。张治中出任和谈代表以后，进一步 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动向，防止不测事件发生。张率团 北上和谈后，南京方面的和平空气一度很紧，表面上形势有所缓和，张治中夫人洪 希厚、张文心夫人郑淑华从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谈破裂，形势骤然险恶，南 京方面难以立足，洪希厚、郑淑华妯娌正考虑如何从南京出走时，沈世猷接到上级 命令：秘密将张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据此，沈连夜通知并安排洪希 厚、郑淑华及其子女潜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的老朋友)， 安排他们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国民党专机，来到了北平。

夫人洪希厚、儿子张一纯及女儿张素我的突然出现，让张治中大吃一惊，亦大 为感动。到了这个时候，“张首席”尽管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他的“复命哲学”，但 对于一个“走”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况且，即使中共方面同意他南归复命， 夫人洪希厚及孩子们会同意么?最后，“张首席”不妨以半是感激，半是佩服的口吻 向“周首席”说：“你太会留客了。”

不过，就“张首席”而言，人是留下来了，但思想弯子并没有转得过来。从4月 下旬到6月下旬的两个月时间里，这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闲适自在的一个时期，也是 张治中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时期。

张将军最终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与周恩来的长期影响与辛勤工作有重要关系。就 张治中的经历而言，从黄埔建军到北平和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 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周恩来了。张将军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 我们是20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其实，即使不谈政治向背，也不谈思想抱负， 只就个人气质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蒋介石对张 治中的影响。这是张治中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不过，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张治中列为中共的重 点统战对象，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多方劝导，促其觉悟的结果。当时，不但毛泽东、 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人物纷纷登门看望，与其纵论天下大势，劝其把握历史潮 流；而且不少民主人士，受周之托，以亲身经历，向张将军现身说法，释疑解惑。 周恩来本人更是倾注了最大的热诚和智慧，不厌其烦地做张的转变工作。周曾直言 批评张：“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 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周并通过屈武等张的亲信干部，不断向张传达信息，肯 定张“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迅速站到人民一边。

周恩来的耐心帮助，促使张“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认识到 自己原先所追求的国民党，应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蜕化为腐朽 势力代表的政治集团；就本人与蒋介石的关系而言，只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魁 的关系，一个负责干部与最高主管的关系，“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 臣主仆的关系。”“党魁不革命，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 己的革命立场呢?”很好!功课做完了，“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张治中的思想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完满的解决；但国民党方面，仍在不断制造 新闻。4月27日，何应钦主持行政院会议，宣布撤销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5月4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以张治中留北平未返为由，宣布免去张治中的西北军政长官职；6月 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北平被扣详情》。然而，未过几 天，中央社的态度急转弯，连发两个电讯稿，称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 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开始对张治中大加攻击了。

中央社连发三份电讯稿，张将军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于是，借中央《人民日报》一块“宝版”，张将军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内称：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表 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 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该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 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对于张将军而言，这是他苦闷彷徨80多天后的一个重要总结，也是表示与国民党 彻底决裂的一个公开表态。对张将军的这个声明，中共方面大为激赏。在同日的 《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发表题为《评张治中声明》的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 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的惟一的光明出路。” 但是，看了张治中的这个声明之后，大为恼怒的也有人在，蒋介石便是其一。据说，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台北草山官邸后，蒋恨恨地骂道：“别人背叛了我犹可 说，文白竟然如此!”在蒋介石看来，张治中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也就是对他个人 的背叛。蒋始终把张治中看做是他个人的私产，而非国民党的干部。蒋的最大失败 就在这里!张治中的最大觉悟也就在这里!

1949年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先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民革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文革中张治中被抄家，后因周恩来的保护才幸免了直接人身迫害。1969年4月死于北京。

陈铭枢

陈铭枢(1889年–1965年），字真如，广东合浦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曾带兵参加北伐，在一二八事变中对抗日军，后来在福建发动闽变。1949年后参加北京政协及人大。

陈铭枢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加入粤军，任粤军第一师四团团长。1925年国民政府东征时任第一旅旅长，后粤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陈任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团长。北伐期间第四军属有战功，被称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师令，但后因与唐生智不和被逐。

1930年陈铭枢以十一军，联同陈济棠驱赶广州的张发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原十一军在中原大战中，在广东胜桂系，然后在中原败阎锡山、冯玉祥等。次年，陈济棠反蒋，陈铭枢离粤。之后原第十一军改编为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参加第三次围剿红军，陈任右翼集团军师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任京沪戍卫师令。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国民党内出现反蒋的声音，蒋介石下台。国民政府改组，以林森任国府主席，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1932年日军登陆上海，陈手下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称为一二八事变。事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

1933年，陈铭枢与李济深等发动闽变，在福州组成“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组织人民党反蒋，事变失败后，逃到香港。1935年和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后曾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等职。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被罢除各职务。1965年病逝北京。

唐生智

唐生智（1889年—1970年4月6日），字孟潇，出生于湖南东安的芦洪市，是一位中国军人。他在中华民国建国期间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期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受衔到上将。在国共内战末他在湖南支持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重要的战争。

在北洋军阀时代唐生智属于湘系军阀，北洋军阀撤出湖南后，唐生智任湖南省第四师师长，与当时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不和，将赵逐出长沙，自领省长职。唐的敌人求救于当时在武汉准备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唐生智战败，被迫退出长沙，决定加入北伐军。1926年6月2日他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被授任第八军军长，6月中既重新占领长沙。湖南被占领后任湖南省主席。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北伐战争胜利后他成为反对蒋介石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1927年11月12日在宁汉战争中他败给了蒋介石，前往日本。1929年4月他又倒向蒋介石，参加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0月参加蒋冯战争，12月再次易帜联合石友三反蒋，任反蒋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战败后于1930年再次下野。

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他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他当时还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何应钦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军委会参谋总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01年入读贵州陆军小学，后入武昌陆军中学。1908年到日本，初入振武学校，后入读陆军士官学校十一期，并加入同盟会。1916年回中国。1924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潮梅警备司令，由广东潮梅平定福建；后任东路总指挥入浙。1927年宁汉分裂时在龙潭大败孙传芳，之后调任全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929年，任海陆空军总参谋长。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此后多次任军委会行营主任，担任"剿匪"前线指挥。何应钦于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交涉华北问题，负责签署塘沽恊定及何梅恊定。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暂代总司令，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抗战爆发后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总长等职。1944年11月后，历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重庆行辕主任。1948年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9年于李宗仁行代总统时任行政院长。1949年赴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去世。1982年出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首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