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民国历史导读》23章 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陈铭枢,唐生智,何应钦</h1><hr /> <h2>李宗仁</h2> <p><img src="MinGuo23_1.jpg" align="right" galleryimg="false" alt="蒋介石和李宗仁摄于就职礼后。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故意不让他知道要穿著中式礼服，结果他穿军装，看起来好像是蒋的副官。"> 李宗仁（1890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内桂系之首，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p><p> 李宗仁早年行伍出生。以实力军人，加入在广州的孙中山阵营。之后与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使广西成为国民党后方的一部份。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海关。北伐以后十年期间，屡次发动和参与国民党内战，但亦有苦心经营其广西地盘。抗战时，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一役名震一时。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党统治而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大陆并死于北京。 </p><p> <b>早年活动</b> </p><p> 1908年进入广西陆军小学，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入读广西省陆军速成学校。1915年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1917年参与护法战争有功，升为营长。1924年加入国民党，同年与黄绍竑、白崇禧合作，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以李宗仁为首的“李、白、黄”三人，亦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 </p><p> <b>北伐到抗战</b> </p><p> 1926年国民党北伐，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先在华中击败吴佩孚的部队，又在江西击败孙传芳部，第七军亦被称为“钢军”。1927年4月，李宗仁支持蒋介石在上海清党。5月，居中调解宁汉分裂，南京、武汉之间得以避免开战。8月，连同何应钦于龙潭大败孙传芳主力。1928年5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分会主席，指挥部队北上，进至北京、天津。桂系控制的地区从广西、湖南至京津，总兵力逹二十万人。 </p><p> 1928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武汉政治分会事件中败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p><p>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广西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p><p> 1936年5月，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p><p> <b>抗战期间</b> </p><p>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官。1938年1月至6月, 李宗仁指挥六十万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在台儿庄会战，获得国军抗战中的首胜。同年6月，参加指挥武汉会战。1939年，又先后在随枣、枣宜、豫南抗击日军。1943年，调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 </p><p> 1944年底，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为防止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是指挥第一、五、十3个战区，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 </p><p> <b>副总统到代总统</b> </p><p>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李宗仁改任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3月，国民大会召开，选举第一任行宪总统和副总统。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反对和压力之下，决定参加副总统选举。最终在4月29日，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 </p><p> 1948年年底，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及外交都遭受严重挫折。军事上，国军在战场上大败，国共军事力量出现逆转。经济上，上海爆发金圆券风暴。外交上，杜鲁门上台后表示对蒋介石失去信心。蒋介石最终在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 </p><p> 李宗仁上台后以和平为旗号。本来的希望是透过和谈，再依仗长江天险，可以阻止共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则希望能争取到美国的支持，以挽救国民党的政权。可是李宗仁上台之后，国民党军政机构处处仍受已“下台”的蒋介石暗中操控；美国亦没有提供援助。加上和谈时中共党开出的条件国民党不能接受，最终李宗仁的“和平努力”未能成功。 </p><p> 1月22日　李宗仁上台，立即与行政院长孙科发生“府院之争”。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无视李宗仁的命令，将行政院内阁搬至广州。李宗仁力争，最终孙科被迫于3月辞职，行政院一职改由何应钦担任。而以张治中为首的六人谈判团，亦得于4月抵达北平，与共党展开谈判。 </p><p> 和谈的结果以失败告终。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当时南京的设想，是政治上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军事上则由两军划江而治，解放军不渡过长江。因为这点为共党所拒，以至谈判所得的结果未能为李宗仁及国民党接受。4月20日，中共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于同日渡过长江。4月23日，共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先飞往桂林，再在5月8日飞往广州，并且发表讲话，表示将“决心戡乱到底”。 </p><p> 之后数月，共军席卷全国。5月20日，何应钦辞职，行政院长由阎锡山接任。10月13日，共军兵临广州，李宗仁飞重庆。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复发，出现十二指肠出血。11月20日，李宗仁以治病为由到香港。12月5日，与夫人郭德洁，两名儿子及随从从香港飞美国纽约就医。 </p><p> <b>从美国到北京</b> </p><p> 1954年3月，台北的国民大会通过监察院对李宗仁的弹劾，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除批评蒋介石外，亦提出重开国共会谈，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台湾。 </p><p> 1965年2月，李宗仁妻子郭德洁被诊断患上末期乳癌。同年7月，在程思远的安排下，李宗仁与郭德洁从美国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于北京。 </p><p> 李宗仁先后有三名妻子。第一位妻子李秀文，是李宗仁20岁时父母包办下迎娶的，第二位妻子郭德洁，是李宗仁35岁时娶的“平妻”，1966年3月死于北京。第三任妻子是1968年，李宗仁74岁时娶的26岁女护士胡友松。 </p><p> 李宗仁在美国时，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由唐德刚笔录整理，集合在《李宗仁回忆录》内。 </p> <h2>白崇禧</h2> <p><img src="MinGuo23_2.jpg" width="160" align="right" galleryimg="false" alt="白崇禧">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1日），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p><p>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路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p><p> 战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李宗仁获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的实力得到局部肯定。国共内战战局转趋有利共军，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然而国共和谈失败，桂系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璧江山，本身势力亦无法维持。李宗仁先赴美国治病，1960年代回到中国大陆。白崇禧则前往台湾，却未能担任要职，抑郁而终。 </p><p> <b>身世</b> </p><p> 白崇禧是回民，祖先可能是移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祖居于南京一带。1907年，白崇禧考入陆军小学，后因病退学。 </p><p>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读书的白崇禧，加入广西学生军，开赴湖北，随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p><p> 1916年，白崇禧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 </p><p> 1921年，白崇禧代表当时已是旅长的同学黄绍竑，到广州见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孙中山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二人与李宗仁合作，于1924年分别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被称为“半个小诸葛”。同年，“李白”加入国民党。李、白、黄三人的合作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国民党内桂系的骨干。 </p><p> <b>北伐及抗战前期</b> </p><p>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白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战役中，白崇禧战胜孙传芳。孙传芳部下唐生智被迫在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国军。 </p><p> 1928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蒋桂战争中败于蒋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p><p>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 </p><p> 1936年5月 ，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p><p> <b>抗战期间</b> </p><p>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白崇禧任国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之一。白崇禧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八年抗战期间，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挥各场大小战役，包括： </p><ul> <li type="square">1938年李、白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在国军抗战中的首胜。 <li type="square">同年6月，白崇禧指挥武汉会战。 <li type="square">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 </ul><p> <b>国共内战</b> </p><p> 1946年，国共再次开战。6月，白崇禧到东北督战，指挥国军在四平击败林彪的共军。据白先勇的说法，当时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提出消灭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但未被采纳。同月，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调离东北。 </p><p>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命率蒋经国等前来调查安抚，会见台湾省主席陈仪等人，并向台湾居民广播。其间文电显示，白崇禧并未厘清真相，其报告建议处分柯远芬，嘉奖陈仪。同年11月，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指任，负责围剿大别山的共军。 </p><p>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职，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剿匪军总司令)。同年年底，国军在战场上失利。李、白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p><p> 同年4月，国共和谈，白崇禧极力反对接受和谈结果。1949年白崇禧策画在湖南进行防御计划，因湖南省主席陈明仁降共而失败。10月至12月，白崇禧指挥的国军被渡江后的共军消灭。原来的二十万兵力，只有少部部分退入越南，其余全部在广西及湖南被歼。 </p><p> <b>台湾</b> </p><p>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赴台。据李宗仁的说法，白是受蒋介石承诺委以国防部长职务而赴台。白崇禧到台后，仅被委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闲职。据程思远忆述，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白崇禧：“白健生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给骗到台湾去了。”晚年白崇禧接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访问，出版《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 </p><p> 白崇禧在1966年12月1日于台北逝世，死因说法甚多。一说是因蒋介石始终不信任白崇禧，死因与情报人员行动有关。 </p><p> <b>家族</b> </p><p> 白崇禧是有子女十人，其中八子为著名的台湾作家白先勇。 </p><p> <b>遗迹</b> </p><ul> <li type="square">台南市延平郡王祠有一牌坊为其亲笔所题。 <li type="square">广西桂林有他住处的遗址。 </ul> <h2>张治中</h2> <p><img src="MinGuo23_3.jpg" align="right" galleryimg="false" alt="张治中"> 张治中(1895年 – 1969年)，字文白，安徽巢湖人，国民党员，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曾主导参与多次国共和谈。 </p><p> <b>出生至黄埔</b> </p><p> 张治中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3期步科。之后曾参加护法，并在滇军、桂军、川军中任连长、营长。1924年，张任校长的广西桂军军校结束，蒋介石调张到黄埔军校，任上校代理入伍生总队队长。不久，国民党党军成立，张任第二师参谋长。黄埔军校后来成立军官团，由张任团长。1926年北伐开始后，设立学兵团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任学兵团长及分校教育长。 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后，张治中从武汉到南京; 蒋介石下野后，张出国考察。 </p><p> <b>陆军军官学校</b> </p><p> 1928年黄埔军校迁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张治中由1928年起一路出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直至1937年。在这期间张亦曾多次为蒋介石带兵。1928年冯玉祥反蒋，张任武汉行营主任；中原大战时，张任教导第二师师长，率部进攻开封冯玉祥部。1933年闽变，张任第四路军指挥平乱。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不同，每次战事完结后张治中都会主动交出兵权，回到军校。 </p><p> <b>抗战</b> </p><p>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张临时被任为第五军军长，指挥国军中的中央精锐，助十九路军守卫上海。中日签署停战后，张立即投入京沪防守的计划工作。1936年，正式出任京沪警备司令。1937年抗战开始后，张兼任第九集团军司令。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引发淞沪会战。张治中指挥国军的中央精锐在上海以攻势对抗日军。之后国军被迫从前线后撤，张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1938年11月，日军进犯湖南一带。蒋介石决定若然被迫撤出长沙，先把城市焚毁以免资敌。因为组织不严，日军未来犯长沙即在11月13日凌晨被纵火焚燬(即文夕大火)，造成严重的人命财产损失。张治中亦因而被革职，但仍获留任负责善后。1939年2月，张到重庆，任军委会委员长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负责军事机要，成为蒋介石身旁的重要助手。 </p><p> <b>和谈</b> </p><p>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即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之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张治中多次代表国民党。1945年日本抗降，毛泽东首次飞重庆与国民党会谈。张治中与美国特使一同飞到延安接毛泽东，在重庆代表国民党参与会谈九次。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后，张再随机送毛泽东回延安。之后美国特使马歇尔于1946年初来华。张治中、周恩来与他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的军事整编。 </p><p> 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张治中亦负责谈判统一新疆的工作。1944年到1946年6月，张任全权代表多次赴迪化，在苏联领使的调停下，谈判解决新疆的问题。1946年7月，张治中任新疆行营主任兼省主席。 </p><p>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军事、政治及经济都遭受严重打击。蒋介石于1949年初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并立即展开与共产党的和谈。张治中任代表团长，于4月1日到北平进行和谈。其后谈判的结果未为南京接受，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张治中亦没有回到南方，而是留下在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 </p><p> <b>周旋于南京与溪口之间</b> </p><p>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呼声又起。 许多人都把和谈的希望寄托在张治中身上。从理论上说，这一次国共和谈，只须对 代总统负责，与下野总统是不搭界的。然而，两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蒋总统” 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 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代理总统，只是一个代而不理。这样一 来，不但李代总统大动肝火，代总统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个个颇为负气地 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p><p> 张将军真是古道热肠，看到李、蒋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不禁产生了劝蒋出国 的念头，以为只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谈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总统秘书长吴忠 信的陪同下，张将军启程前往溪口，就劝蒋出洋和国共和谈等事宜征咨下野总统的 意见。 </p><p> 不过，张将军真是太天真了，为了给李代总统创造一个放手和谈的环境，竟然 会想到劝蒋自动出洋，岂非是与虎谋皮之举。好在用不着张将军开口，蒋见到他们 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是一个 先声夺人，也是一个关门上锁：“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 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p><p> 结果，张将军多少天来精心策划的一肚皮说辞，到了溪口，劝蒋出洋的话一句 也说不得，只有就和谈问题恭请前总统面授机宜，定夺大计。 </p><p>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 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 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 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 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 切权力。 </p><p> “八项和谈条件”中，令国民党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项条件“惩办战争罪 犯”。因早在两个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为第一批头等罪犯的43人名单， 蒋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张治中要与中共谈判，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表示“第一 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蒋的猜忌。至于其他条件，张虽表示“都可加以 考虑”，但对改编军队问题，认为双方应按比例各自编成；对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认为双方应保持“同等发言地位”，并“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 领导”；最大的让步，是同意鄂、赣、皖、苏及汉、沪、宁等4省3市为双方共管。 </p><p> 这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总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 既可以不作为战犯接受惩办，又可以保留一个由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南朝”，蒋对 张提出的这一和谈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过，蒋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张治中老 到，在他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不用说拒绝“惩办战争罪犯”一项，绝不会 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对于4省3市“共管”一说，蒋亦认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 样看法”。因此，蒋明确指示张治中：“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 不应分心。”可见，蒋深知以这样的条件，与中共方面“还价”，是绝不会成功的。 溪口期间，张治中还就谈判代表、党务、外交政策、领导方针、内阁改组等事宜， 向蒋请示机宜。蒋除一度反对何应钦组阁外，对其他问题，蒋一副“有事好商量” 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 </p><p> 一切的问题都谈过了，只有劝蒋出洋一事，尽管已遭蒋封杀，但张将军并不死 心，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以委婉的口气替蒋分析留在国内与暂时出洋的利弊关系， 恳请蒋对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虑。事实上，张将军自从来到溪口后，发现这里已成 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与党务中心，不但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 而且蒋的幕僚及侍从机构都已原封不动搬到溪口，昼夜不停地在那里处理军政大事， 并通过电台与全国各地保持24小时联系。显然，只要蒋一天不离开国内，就依然是 大权在握的“幕后总统”，这对于南京政府的谈和，不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p><p> 但蒋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张之出发点，是以和平为重，以国 事为重；而蒋之出发点，是以权欲为重，以蒋家为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耳!因 此，张虽处心积虑，小心进言，慎为劝导，然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不是缄口不语； 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 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后来，蒋的态度总算比较和缓，甚至表示： “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 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 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尽管这只是蒋的遁词，但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张无论 如何是不好开口了。 </p><p> 溪口之行，前后共8天时间，张将军回忆：“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 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8天中，真是无所 不谈。”临别时，蒋亲送张治中及吴忠信下山，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 然握别。” </p><p> 张在溪口备受冷遇，却在立法院大受欢迎。张返京后，应立法院邀请，就和谈 问题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据说，“这是行宪以来，在 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就在和谈代表团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 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开立法院未有之先例，这又是让张 将军没有想到的。 </p> <p> <b>北平和谈：“知其不可而为之”</b> </p><p>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中航“空中行宫”号，从南京 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谈之旅。临登机前，张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 “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 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p><p>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张将军此时的真实心境。其实，张将军并不是一个 盲目乐观的人，对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难程度，张治中有着深刻认识。一个多月来， 通过对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摸底，张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即所谓“划江而治”，亦即所谓“对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的口号。而张很 清楚：蒋之同意“划江而治”，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只在于赢得喘息机会，重 新整合力量，徐图反扑而已；桂系之同意“划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联共压蒋，营 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总统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 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p><p> 是日下午，张治中等抵达北平机场。机场上，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欢迎场面；甚 至中共方面没有一位代表到场迎接；而且，代表团的简单行李也要接受检查。接站 的汽车开到代表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门口，赫然一幅大标语，竟是：“欢迎真和 平，反对假和平”!对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说，不但是一个“下马威”，更是一 帖清醒剂，宣判了南京和谈代表所谓“对等接待”、“对等谈判”等幻想的破灭。 </p><p> 当晚6时，中共代表团公宴南京代表团。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次席代表 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谈。谈话伊始，“周首席” 先声夺人，质问“张首席”在赴北平谈判之前，先赶赴溪口谒蒋，“完全是为了加 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周首席”严正声明： “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严重 的后果，当即反复辩称谒蒋既是出于礼貌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张 首席”的解释，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满意，反而引起极大反感。张见一而再、再 而三地辩解无效，亦不免动了感情。于是，张的溪口之行，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桩 “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的谈判气氛。 </p><p> 双方同意，和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个别交换意见；第二阶段，正式 会谈。交换意见伊始，双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团(除邵力子外)拒绝接受 “惩办战犯”的条件。因为根据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不但已经“下野”的蒋 介石，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 显然，就张治中的立场来说，惟这一条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团认为：李宗 仁既已公开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现在又拒绝接受惩办战犯问 题，这不是说并未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吗? </p><p> 战犯问题之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问题上。“周首席”明确表示：“在 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可是，从蒋 氏到桂系，对北平和谈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和谈开 始后，蒋为了加大对北平和谈的压力，命何应钦赴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通 过了所谓和谈“五项原则”，第一项就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 即宣告和谈破裂。”对于“张首席”来说，“周首席”的强硬态度，中常会的强硬 决定，有如两堵高墙，将他挤在中间。现在，既不能取消“惩办战犯”的条件在先， 又不能达到“南北朝”分治的条件在后；和谈伊始，暗礁重重，实始料未及。 </p><p> 张治中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新的和谈策略，即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不 再与中共方面作无谓的争执；但在“惩办战犯”的问题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 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 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时，“张首席”再给溪口蒋 先生去信，痛陈利害，劝蒋“毅然放下一切”，否则，“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 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p><p> “张首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体谅，却未得南京方面的 响应。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领袖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 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 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致电张 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首席” 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 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p><p>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张回忆：“当时我一 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 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说：“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 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会出现。现在是 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 至此，张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从文字、语句等方面，对协定草案作技术 性处理，使“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13 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 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 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p><p> 面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表示“应 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不过，张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 比方，“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 宜不出外’。”张的本意只在于自嘲，然“周首席”当即予以驳正，认为最近20多 年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周同时表示：如果张 将军所说的兄弟关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我 们很愿意接受。”周的矫正，意味深长。后来，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确是成了兄弟 关系。 </p><p>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就是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问题，形成了最后意见， 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的道理，以国家元气、人民生 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返回南京汇报， 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发来长篇复电，对《国内和平协定》 各项条款大加斥责，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 和平之决心与诚意”。21日上午9时，张治中把南京复电抄送中共方面，请他们再加 考虑。中共方面的答复是：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强渡长 江成功；人民解放军正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在西起湖口、 东至江阴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段，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 裂。 </p> <p> <b>蒋介石：“文白竟然如此！”</b> </p><p> 南京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原在张的意料之中。不过，就南京而言，并非铁 板一块。李宗仁有些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甚至斥责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 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复；其他人有反对的，也有不发言的。 顾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协定送溪口呈蒋。蒋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这是国人对晚清李鸿章的评价。 </p><p> 谈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张将军面前的一个难题。理论上， 当然不是一个问题。谈判结束，首席代表的责任，便是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打道回府。 但此次的情况，太不简单了。说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说到“回府”，就 不那么容易了。 </p><p>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专机，24日将他们接 回。但解放军在21日就已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在这一天，李代总统与 何院长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转移计划；总统府、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 院、会、部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等地；并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疏 散行动。 </p><p> 然而，不等政府机关撤逃，历来不肯顾惜他人的汤恩伯大将军(时任京沪杭警备 总司令)，痛快地拔得头筹，22日就已下令南京军警机关全线撤退。23日晨，当张治 中从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时，不要说已经找不到南京政府，就连军警机关也已遍 找不着了。所谓的“回府”，哪里还有一个“府”呢?(24日，张接到何应钦函，指 示径飞上海；但这时代表团已决定全体留北平。) </p><p> 其次，“周首席”亲自来做“张首席”的工作，请南京代表团同仁全部留下， 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 《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 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 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 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亦纷纷 劝驾挽留，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 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p><p> 说到这里，“周首席”并提醒“张首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 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据此，周恳切表示：“‘西安事变’时我们已 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检讨， 更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关怀，张首席代表听了，其他代表听了，一个个顿露自慰之色， 欣然有知己之感。 </p><p> 再次，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去留问题上主张各异，意见颇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 力子已明确表示与中共方面合作，夫人傅学文已来到北平；三席代表黄绍竑虽已返 回，然亦以“身体不适”为由，由穗走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四席代表章士钊、 五席代表刘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诸先生，因与国民党方面都没有太深的关系，也就纷 纷表示考虑留在北平。这样一来，在南京代表团内，“张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 了少数派。 </p><p> 从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团就去留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张代表与各代表 之间，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张首席”因始终未能说服其他代表，只好无奈地表 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 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这是一个简单的“复命” 哲学，也是一个忠于道义的沉重表示。 </p><p> 然而，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时代。就在张将军盼望 南京方面的专机早飞北平的时候，周恩来也在等待这架专机起飞的消息。原来，在 这架飞机上，搭乘着几位神秘的客人———张治中夫人及孩子，他们是周恩来亲自 下令保护的重点对象。 </p><p> 对于张将军家属的安全问题，早在几个月前，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当时，张 治中、张文心兄弟的家属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指派由中共地下党员、京沪杭警 备总司令部作战处的沈世猷具体负责。沈曾在张氏兄弟手下工作过，对两位上司的 家属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监护”人选。张治中出任和谈代表以后，进一步 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动向，防止不测事件发生。张率团 北上和谈后，南京方面的和平空气一度很紧，表面上形势有所缓和，张治中夫人洪 希厚、张文心夫人郑淑华从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谈破裂，形势骤然险恶，南 京方面难以立足，洪希厚、郑淑华妯娌正考虑如何从南京出走时，沈世猷接到上级 命令：秘密将张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据此，沈连夜通知并安排洪希 厚、郑淑华及其子女潜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的老朋友)， 安排他们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国民党专机，来到了北平。 </p><p> 夫人洪希厚、儿子张一纯及女儿张素我的突然出现，让张治中大吃一惊，亦大 为感动。到了这个时候，“张首席”尽管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他的“复命哲学”，但 对于一个“走”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况且，即使中共方面同意他南归复命， 夫人洪希厚及孩子们会同意么?最后，“张首席”不妨以半是感激，半是佩服的口吻 向“周首席”说：“你太会留客了。” </p><p> 不过，就“张首席”而言，人是留下来了，但思想弯子并没有转得过来。从4月 下旬到6月下旬的两个月时间里，这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闲适自在的一个时期，也是 张治中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时期。 </p><p> 张将军最终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与周恩来的长期影响与辛勤工作有重要关系。就 张治中的经历而言，从黄埔建军到北平和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 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周恩来了。张将军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 我们是20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其实，即使不谈政治向背，也不谈思想抱负， 只就个人气质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蒋介石对张 治中的影响。这是张治中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p><p> 不过，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张治中列为中共的重 点统战对象，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多方劝导，促其觉悟的结果。当时，不但毛泽东、 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人物纷纷登门看望，与其纵论天下大势，劝其把握历史潮 流；而且不少民主人士，受周之托，以亲身经历，向张将军现身说法，释疑解惑。 周恩来本人更是倾注了最大的热诚和智慧，不厌其烦地做张的转变工作。周曾直言 批评张：“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 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周并通过屈武等张的亲信干部，不断向张传达信息，肯 定张“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迅速站到人民一边。 </p><p> 周恩来的耐心帮助，促使张“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认识到 自己原先所追求的国民党，应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蜕化为腐朽 势力代表的政治集团；就本人与蒋介石的关系而言，只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魁 的关系，一个负责干部与最高主管的关系，“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 臣主仆的关系。”“党魁不革命，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 己的革命立场呢?”很好!功课做完了，“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p><p> 张治中的思想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完满的解决；但国民党方面，仍在不断制造 新闻。4月27日，何应钦主持行政院会议，宣布撤销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5月4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以张治中留北平未返为由，宣布免去张治中的西北军政长官职；6月 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北平被扣详情》。然而，未过几 天，中央社的态度急转弯，连发两个电讯稿，称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 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开始对张治中大加攻击了。 </p><p> 中央社连发三份电讯稿，张将军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于是，借中央《人民日报》一块“宝版”，张将军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内称：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表 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 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该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 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p><p> 对于张将军而言，这是他苦闷彷徨80多天后的一个重要总结，也是表示与国民党 彻底决裂的一个公开表态。对张将军的这个声明，中共方面大为激赏。在同日的 《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发表题为《评张治中声明》的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 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的惟一的光明出路。” 但是，看了张治中的这个声明之后，大为恼怒的也有人在，蒋介石便是其一。据说，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台北草山官邸后，蒋恨恨地骂道：“别人背叛了我犹可 说，文白竟然如此!”在蒋介石看来，张治中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也就是对他个人 的背叛。蒋始终把张治中看做是他个人的私产，而非国民党的干部。蒋的最大失败 就在这里!张治中的最大觉悟也就在这里! </p> <p> <b>1949年后</b></b> </p><p>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先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民革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文革中张治中被抄家，后因周恩来的保护才幸免了直接人身迫害。1969年4月死于北京。 </p> <h2>陈铭枢</h2> <p><img src="MinGuo23_4.jpg" align="right" galleryimg="false" alt="陈铭枢"> 陈铭枢(1889年–1965年），字真如，广东合浦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曾带兵参加北伐，在一二八事变中对抗日军，后来在福建发动闽变。1949年后参加北京政协及人大。 </p><p> 陈铭枢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加入粤军，任粤军第一师四团团长。1925年国民政府东征时任第一旅旅长，后粤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陈任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团长。北伐期间第四军属有战功，被称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师令，但后因与唐生智不和被逐。 </p><p> 1930年陈铭枢以十一军，联同陈济棠驱赶广州的张发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原十一军在中原大战中，在广东胜桂系，然后在中原败阎锡山、冯玉祥等。次年，陈济棠反蒋，陈铭枢离粤。之后原第十一军改编为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参加第三次围剿红军，陈任右翼集团军师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任京沪戍卫师令。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国民党内出现反蒋的声音，蒋介石下台。国民政府改组，以林森任国府主席，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1932年日军登陆上海，陈手下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称为一二八事变。事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 </p><p> 1933年，陈铭枢与李济深等发动闽变，在福州组成“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组织人民党反蒋，事变失败后，逃到香港。1935年和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后曾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等职。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被罢除各职务。1965年病逝北京。 </p> <h2>唐生智</h2> <p><img src="MinGuo23_5.jpg" align="right" galleryimg="false" alt="唐生智"> 唐生智（1889年—1970年4月6日），字孟潇，出生于湖南东安的芦洪市，是一位中国军人。他在中华民国建国期间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期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受衔到上将。在国共内战末他在湖南支持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 </p><p>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重要的战争。 </p><p> 在北洋军阀时代唐生智属于湘系军阀，北洋军阀撤出湖南后，唐生智任湖南省第四师师长，与当时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不和，将赵逐出长沙，自领省长职。唐的敌人求救于当时在武汉准备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唐生智战败，被迫退出长沙，决定加入北伐军。1926年6月2日他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被授任第八军军长，6月中既重新占领长沙。湖南被占领后任湖南省主席。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p><p> 北伐战争胜利后他成为反对蒋介石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1927年11月12日在宁汉战争中他败给了蒋介石，前往日本。1929年4月他又倒向蒋介石，参加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0月参加蒋冯战争，12月再次易帜联合石友三反蒋，任反蒋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战败后于1930年再次下野。 </p><p> 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他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p><p>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他当时还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p> <h2>何应钦</h2> <p><img src="MinGuo23_6.png" align="right" galleryimg="false" alt="何应钦">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军委会参谋总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p><p> 1901年入读贵州陆军小学，后入武昌陆军中学。1908年到日本，初入振武学校，后入读陆军士官学校十一期，并加入同盟会。1916年回中国。1924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潮梅警备司令，由广东潮梅平定福建；后任东路总指挥入浙。1927年宁汉分裂时在龙潭大败孙传芳，之后调任全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929年，任海陆空军总参谋长。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此后多次任军委会行营主任，担任"剿匪"前线指挥。何应钦于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交涉华北问题，负责签署塘沽恊定及何梅恊定。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暂代总司令，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抗战爆发后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总长等职。1944年11月后，历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重庆行辕主任。1948年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9年于李宗仁行代总统时任行政院长。1949年赴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去世。1982年出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首任会长。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