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主席”称号是从江西苏区开始的。不过那时他只是个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而不是党的主席。毛作为党的主席，是从“七大”开始的。
“七大”前，党没有“主席”，只有“总书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主席，在他之前，最后一位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洛甫）。
张闻天是在遵义会议上接替博古而做党的总书记的。与此同时，遵义会议还使军事指挥权从李德手中转到毛泽东手中。对毛泽东来说，张闻天是当时担任总书记的最佳人选。而争取张闻天的支持并促成张出任党的总书记这一作法最为充分地表现出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谋略和伟大政治家的胆识。
张闻天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曾留学苏联，是从苏联归国的那“二十八个半”留学生之一。但是他不像其他“苏俄派”那么“百分之百”。他和毛一样喜欢独立思考，还有相当高的理论造诣。当“苏俄派”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而把毛撇在一边时，毛觉得首先要争取的支持者应该是张闻天。因此在长征途中毛没在张身上少花功夫。经过毛的苦心劝导，到遵义会议前，张已经成了毛的坚定支持者。
由于张在党内颇有影响和地位，说服争取了他，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同时，由于张与其他“苏俄派”具有特殊含义的“人缘”关系，由他担任总书记职务，其他“苏俄派”绝不会感到失意。即使博古那样坚定的“苏俄派”，他把总书记让给张闻天也比让给毛泽东心里好受些。当然，共产国际就更用不着为中共党内这么一点小的权力变化而大惊小怪、匆忙干涉了。
因此，张闻天是一个在当时两个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由他出任总书记，对当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除此之外，张闻天还有一个特点。与党内另一姓张的巨头张国焘相比，张闻天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他没有政治野心。毛泽东如果和张国焘在一起共事，必定要有一个人做“分裂主义者”，而与张闻天共事，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张主持党的工作，毛当配角同时又是军事问题的决策人。党的指示，有时是他们两人共同协商，共同签发，有时则是毛泽东起草，送到张闻天那里，以张的名义发出。
索尔兹伯里说：“对于党的决定，周恩来与毛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但在毛、张合作期间，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分歧。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七大”。1935 年9 月，毛泽东发觉张国焘有依仗人多枪多胁迫党中央跟他去的意图后，便借“和洛甫、博古他们开个会”的名义机智地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带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知道后，在右路军中召开了一个“反对毛、周、张、博北逃大会”。不仅张闻天，连博古也成了张国焘反对的对象，但最后闹逃跑闹分裂的还是张国焘，而不是毛泽东。张国焘的人马虽然比毛泽东多，但毛泽东身边有个由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组成的党中央。
遵义会议把张闻天搬到总书的位子上，表面上政治权力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实则不然。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七大”的团结和胜利。毛泽东把延安整风看作“七大”的一次预备会。而延安整风就是要解决遵义会议存留下来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彻底清算五次反围剿以来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路线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时候解决分歧问题不仅不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反而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统一。果然，通过整风和“七大”，全党都紧紧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于是“毛泽东”由小小的苏区苏维埃主席变成了全党的“主席”，“主席”代替了”总书记”。张闻天完成了从遵义到“七大”的神圣过渡。
毛泽东终于取得了对军队和党的绝对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