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当时，有不少人对遵议会议决策感到不满足，因为会议对危害至深的“左”倾路线，只批判了其军事方面，没有触及它的政治问题，好像留下了一个尾巴。殊不知这样作，正是毛泽东精心谋划的一着高棋。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取得了反击”左”倾路线的发言权，并且已经争取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到开遵义会议时，他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有了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用血的事实把对手们彻底击倒。但在会上他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有意绕开两条政治路线的对立。他紧接着博古和周恩来发言，主动进击，讲了一个多小时，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主观专横，早为多数红军指挥员所不满。博古虽为总书记，但在政治局常委中已孤立。毛把攻击的重点对准李德，他指责李德用“短促突击”取代红军的传统战术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和博古为自己辩护，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军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李德甚至说他的战略指导没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毛泽东进行反驳，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但都取得了胜利。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也就是说是军事指挥路线错了。毛还把这条错误的路线概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讲话博得热烈掌声，因为他讲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期以来没有说出的话。在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中，20 名与会者除何克全（凯丰）支持李德、博古外，其余人都站在毛泽东一边。最后由周恩来提议停止原来由李德、博古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的工作，军事指挥权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
李德再没有指手划脚的机会，许多年后他还抱怨遵义会议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到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但毛泽东等人早在会议前就考虑到了，如果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当时红军的存亡问题压倒一切。毛泽东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注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心。他的对手是共产国际作后台，而他却在斗争中赢得了大多数，原因就在这里。李德的军事指挥仅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实际上转到毛泽东手中，这就是遵义会议最大的积极成果。
政治的改变则不大。政治局常委只增加了一个毛泽东，其他人仍都在岗位上，包括博古在内。博古的总书记解除了，但接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
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与博古等在政治路线上没有分歧。分歧是很大的，只是毛队为当时还不到挑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不提政治问题，只提军事问题，受到批评的人就不多，这样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以共同对付当时的危局。假如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到批判的人就会很多，那样到了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就不会出现周、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都站在毛一边的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作法很有远见。由于他团结了大多数，不仅博古成了张国焘的对立面，连李德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也支持毛泽东。张有一名部将曾想拔枪对准毛泽东，正是李德跑上去紧紧抱住了他，才没使悲剧发生。
当然，毛泽东也知道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军事斗争是重心，在军事问题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为以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准备好了条件。那时他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因而才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最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