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年6 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督促下，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莫斯科煞费苦心，一方面派赵飞到南方联络孙中山，另一方面又派马林来劝中共领导人。但是马林所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令在“三大”上并没有获得一致通过。该指示强调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领导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尽管它也提到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应保留其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总的是，它是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当然是大多数共产党人不愿接受的。当时的中共只要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作为总书记，不得不服从“总部”的决议，改变他以前所持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消极态度。陈在会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了政治报告，随后瞿秋白表示赞同。但是另外的三个人：张国焘、蔡和森、毛泽东，却发表了相反的意见。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一时相持不下。
这种平衡最后由毛泽东打破了。毛在最后表决时，站到了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一边，投了赞成票，从而使共产国际的提案获得了通过。毛泽东甚至提出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一点遭到张国焘的极力反对。
毛泽东在“三大”上改变态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张国焘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变节”。还有人指责毛泽东“想当中央委员”。
前苏联的中国现代史专家格鲁宁认为，毛泽东当时的见解，既不同于陈独秀，也不同于张国焘。他有他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是否与国民党合作，要看合作是不是有利于他所热衷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重视农民运动的主张，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提案的着重点是要中共服从广州的国民党的指挥，这样就有可能使共产党自身的革命目标彼岸化，从而舍弃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提案。因此，毛泽东反对与国民党合作不是没有理由的。
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变卦，转而赞成合作呢？对这个问题，日本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永野英身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不使用共产党这个人们不大熟悉的名称，而是以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过贡献的，并拥立孙文这个众所周知的领袖的国民党的名义做农民工作更为容易。在出于国民革命的大义而与可以自由地做农民工作的国民党的合作中，比在信奉对农民持偏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占主流的共产党组织中，不是更能充分地找到实现他的愿望的场所吗？”①
毛泽东当时是否出于这种考虑，他本人从未作过说明。不过，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水野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没有忘记，孙中山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加上了“扶助农工”这一新政策。1924 年国共实行了合作，并且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农民部，而领导这个部的，正是和毛泽东一样热衷于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彭湃和阮啸仙等人。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不回避毛泽东所关心的中国革命的主题，便于做农民运动，这就够了。张国焘所谓“毛泽东的变节”，从正面讲，正体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务实精神以及他在策略上的高度灵活性：既然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做农民运动，而且做起来更方便些，那为什么不合作呢？
毛泽东果然合作得不错。他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年后又出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并亲手编辑国民党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于得很出色。他利用国民党的席位，干着他所关注的农民运动，而且干得比其他共产党人更好。
当然，毛泽东并不认为在国民党内就非得一切按国民党的主张办不可。事在人为嘛。当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时，他第一个站出来为农民辩护。同时，他非常策略地把这些攻击者限定为国民党”右派”，意思是他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国民党豹态度。
到了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分裂，国民党右派得势了，并且向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元勋”举起了屠刀。这时，又是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说：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国民党的政治框架再也装不下毛泽东的革命内容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另起炉灶，另谋出路，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一旦革命需要再度与国民党合作，重新向他的政敌表示友好。
①《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