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某件事政策性很强，那一定是其中包含着许多十分细致甚至微妙的区别，稍有偏颇，便会失策。
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政治谋略全在于区分之妙。能知微见著，区分种种不同情况并采取相应对策的政治家，必定是大谋略家。相反，头脑简单，胡子眉毛一把抓，则被人称为政治蠢才。
海伦·斯诺说，“毛泽东的特点是大”，“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但是他的大政方针不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他能够“以惊人的敏捷从谷物中挑出秕子，而又本能地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古今中外恐怕再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像毛泽东那样善于做精细入微的区分工作，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善于以不同的手段对付不同的对手。
首先必须把所有的人从总体上区分为左、中、右三大类，或日进步、中间、反动。相应的对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
左、中、右三大类中又有较小的左、中、右，还有更细的左、中、右，如此不断反复，足以区分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集团。
人民内部，哪怕是工人阶级内部，也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必须鼓励先进，批评落后，带动中间。
农民中有富农（有余钱剩米的）、中农（保得衣食住的）、贫雇农（一无所有或有也不多的）三个不同层次，应该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一定时候是打击）富农。
中农中又有上中农（自给有余的）、中中农（大体可以自给的）、下中农（年年叹亏的）三个不同部分。下中农应稳固地团结，中中农应努力地争取，上中农要注意其摇摆性。
有产阶级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大部分，必须区别对待。
小资产阶级从总体上说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必须团结争取过来，而不能让敌人拉了过去。但内中有上中下三个不同层次，其区别和对待方法与中农中的三个部分相似。
中产阶级整体上是动摇不定的，具有两面性，其右翼应当看作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是可看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应当时常提防他们。毛泽东反复强调，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成功与否的关键。
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在抗日战争中就有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区别，对前者应孤立、打击，对后者可暂时团结、利用。
国民党阵营在民族矛盾上升过程中也发生分化、破裂，像蔡廷锴、张学良那样的亲共抗日分子应团结，其他坚持反共卖国的分子则应与之斗争。
各派军阀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两广派是“收复失地”与“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则是“先剿匪，后抗日”，也应区别对待。
反共顽固派中也有区别，有尚能抗日的、坚决反共的，还有两面动摇的，应分别加以联合或者孤立。
即使在汉奸亲日派中，也有铁杆汉奸和两面分子的区别，对前者应实行打击、孤立的政策，对后者应采取拉拢、争取的政策。
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但在当时条件下，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帮助中国抗日的英美加以区别。
经过这样的区别，毛泽东便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时，又能在所有的敌人中挑出他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国民党在外交方面曾有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的政策。毛泽东则有所不同。对他来说（不是指外交方面），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但是，这些朋友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般对待。其中有真正的朋友，也有表面的朋友；有暂时的朋友，也有长期的朋友；有不太友好的朋友，还有根不友好的朋友。对这些朋友，应当分别地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对待。
这一谋略特征也可以这样说：主要的敌人只有一个，其他非主要的敌人可以暂时看作朋友。等到当前主要的敌人消灭以后，再去一个一个地解决其他的后续敌人，直到天底下再没有敌人，“环球同此凉热”为止。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