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2 月22 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还说：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其实，这不过是他惯于使用的“左、中、右”三分法在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他的整个外交谋略都是以此作为基本框架的。在这个框架内，毛泽东的外交谋略先后迈出了三大步：50 年代靠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 60 年代谁也不靠独当一面，70 年代与美国缓和反对苏联。
这个三大步若从“冷战”中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去看，实际是两种选择：
第一种，放在两极之外同时与美苏两霸相对抗，这是60 年代的选择。
第二种，靠向两极中的某一极而同另一极相对抗，50 年代和70 年代是这种选择。
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站在两极中间，两边都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两边都来往。
第一条道路有一大好处，就是它可以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召集起来，可以获得很大的百分比的“基本群众”。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同时要面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对手，压力很大，同时又要向弱小国家实施大量外援，负担很重。这条路经过60 年代10 年的试验，证明很危险，是一条拖穷压垮中国自身的道路，走不得。
第二条道路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得到两极中一方的保护，压力不大，对另一方的斗争也更有力量。但又有很大一个坏处，容易受别人控制，如果要离开，又容易受到孤立。所以这条路总是走不长。
第三条道路最理想。站在两极的中间，不一定非倒向哪一边不可，想倒向哪一边就倒向哪一边。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赢，这边不高兴往那边靠一下，呆在那边不乐意又往这边靠一点。这样谁都不能孤立中国，谁都怕中国跑到对面去了，绝对主动，不是我求人，而是人求我；不是我怕人，而是人怕我。
毛泽东始终没有走这条路，根本原因是他囿于传统谋略，难以超越，他总想找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斗到底。其实国际交往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每一个国家都是可能的敌人，也都是可能的朋友，或者说朋友和敌人是合二为一的。人家欺到头上，当然要斗争。否则，只要于己无害，就可和平共处。当毛泽东结盟于苏联时，对美国恨之人骨，有一些恨与中国的利益无关。赫鲁晓夫要与美国缓和，毛泽东却硬挺着，结果既开罪于苏联，又把美国的火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后来结好于美国时，对苏联亦是如此。毛泽东担心欧洲的芬兰化会有利于苏联的扩张，唯恐赫尔辛基会议会使西方在苏联的力量面前软了下来，这种做法在国际事务中并没有好处，它容易把双方的火力集中引到自己身上，同时容易形成固定格局，使得自己僵持于自己所站的那一边。从而容易陷入被动。
真正的灵活性是超越这一切，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超越意识形态，使自己完全居于主动之中。而这一切，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做到的：采取第三条道路，站在两极中间，保持高度的主动性，同时把立足点放在第三世界，将第三世界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样的外交战略才真正形成了80 年代的世界大三角。